当现有的社会框架被突然打破，一群地位、背景各异的男男女女，突然被投入一个狭小、缺乏的，但依然有一定自由度的空间，他们之间会如何相处、共同生存？兰登·吉尔基（Langdon Brown Gilkey, 1919-2004）的回忆录《山东集中营--重压下的男男女女》（Shantung Compound
- Story of Men and Women Under Pressure, NY: HarperCollins出版, 1966），讲述的就是这样一个故事。
1943年3月，太平洋战争已经进行了一年多。随着日本占领当局的一纸通知，年方二十四岁在燕京大学任教的吉尔基和他的美、英同事，以及其他散布华北各地的同盟国侨民，带着少量的随身行李，被集中在一起，押解到位于山东潍县的一座前美国长老会传教站。在那里，这一群男女老幼两千多人度过了两年多的拘留营生活。这就是著名的潍县集中营（Weihsien Internment Camp）。
既然是身陷战时敌国的集中营，生活必然是艰苦的。但是，与同时的欧亚各地德、日管理的其他战俘、平民集中营相比，这里的艰苦似乎又是那么的不值一提：虽然一样也是食物匮乏，但是远没到闹饥荒的地步；虽然被高墙、铁丝网、机枪和哨兵与外界隔绝，每天还有例行点名，但日本人对于集中营的日常生活基本不予干涉，更没有看守虐囚、强迫劳动之类的事情。日本当局将营内的管理，几乎完全交给被囚者自己推选的代表和委员会，于是营内开始形成一个特殊的自治小社会。他们所面对的挑战、危机，更多的是来源于自身的行为。在这里，年轻的吉尔基对于同营难友的行为做了细致的观察，陷入了关于罪与救赎的深刻思考，经历了信仰上的两次转变。
吉尔基出身于芝加哥的上层中产阶级家庭，父亲(Charles Whitney Gilkey)是自由派基督教神学家，母亲(Geraldine
Gunsaulus Brown)则是著名女权主义者和基督教女青年联合会（YWCA）的领导人，本人则是哈佛名校(AB degree in
Philosophy, magna cum laude, from Harvard, 1939)哲学专业毕业。在二战之前，和二十世纪初许多自由派知识分子一样，他颀赏基督教的伦理观点和道德标准，而对其核心信仰及神学思想却逐渐远离，更崇尚启蒙、知识、技术以及人的理性的力量，是自然主义、和平主义的鼓吹者，相信技术的进步和理性思维必将自然地带来一个日趋完美的世界。但是，希特勒的崛起、二战的爆发、战争与和平的悖论，让他对这一信念产生了怀疑。他拿起了久违的《圣经》，开始思考人的原罪问题，开始从理论上探讨基督教信仰。
初入集中营，面对铁丝网、哨兵和机枪，人们是惶惶不安，对前景充满了恐惧。这些人里包括了当时租界内的各种阶层、背景的西方人，有神父、牧师、传教士等神职人员，有商人、律师、工程师、医生，有夜总会的歌手、舞女和巡回演出团，也有流氓无赖、江湖骗子。在华欧洲人社区的两个特点也体现在这里：宣教士占很大比例；基本没有从事体力劳动的蓝领阶层。但是一旦入营，苦力、仆人没有了，原有身份、财富的界限被打破，为了营内共同的生存，多数人都放下身架，操起自己所不熟悉的“下贱”行当，成为搬运工、泥瓦匠、清洁工、厨师、伙夫，等等。他们因陋就简，在与外界隔绝的情况下，将原宣教站的被废弃、损毁的医院修复，使营内的给排水、卫生系统恢复、运行，烤出了华北地区最好的面包，甚至在各自宿舍门前种花草、搭凉棚，享受一点闲情逸致。同时，通过自荐、协调，甚至民主选举，而形成的各自治机构也开始运行。
惶恐似乎消失了。人们在恶劣的环境面前，显示出了惊人的创造力和适应性，波涛中的安稳方舟似乎已经建成。对于刚拾起的《圣经》和基督教信仰，吉尔基失去了热情，再次崇尚起理性主义，相信人性的善、理性和创造力了，必将带来一个更美好的明天。在他看来，对于营中之囚，关键的是如何吃饱、穿暖有个安身之地，宗教信仰似乎无关紧要。而牧师的牧养，也确实不被营中的劳工委员会认可为一样必要的工作岗位。
但是，在这一片自信、乐观之中，危机正在浮现，其严重程度甚至到了要使这个小社会陷入瘫痪崩溃的地步。吉尔基必须再次考虑他的信仰了。
空间拥挤和食品、物资短缺，是这个小社会在物质层面上的两大问题。在人们的内心，则是深深的恐惧感和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人紧紧抓住自己得到的每一片利益。毎当涉及这两个问题，富裕中产阶级通常所显示的乐善好施的情怀荡然无存。这一问题，不仅表现在不信神的所谓“俗人”，如商人、律师身上，也表现在许多宣教士、牧师身上。而使问题无解的是，作为管理者的各自治机构，却没有任何强制执行其仲裁结果的机制，只能依赖于各人自觉和公众舆论。但是，人能自救吗？
首先爆发的，是单身宿舍中争夺个人空间的偷袭。接着，是同一宿舍中职业女性和女宣教士为不同的作息习惯而上演的全武行。更大的一个问题是，初入营之时的仓促安排，导致了宿舍分配的严重不均衡。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单身和家庭宿舍必须进行重调整。作为住房委员会主要成员的吉尔基，为此伤透了脑筋。协调的结果，是为了达到和平、安静，往往只能让较合作、谦恭的人吃亏。
在调解过程中，吉尔基曾乐观地寄希望于人们的理性和对公平的认同。但是，现实却给他上了一课：公平在各人的眼中都是以自己的利益为基准的。甚至在似乎显而易见的问题上，人们也无法就公平的定义达到一致，德高望重的名流一样也成了斤斤计较的小人。自觉利益将要“受损”的既得利益者，或者直接了当地说“不”，或者找出各种冠冕堂皇的理由：某著名自由派牧师的太太强调的是家庭价值观；商人坚持的是自己的财产权；而另一位谦和的牧师强调的是，他需要一点个人空间好准备讲道！在服务于住房委员会的整整六个月中，只有一次他的希望没有落空：一间已很拥挤的、住满了男传教士的单身宿舍，敞开胸怀，接纳了一个逃避家暴的少年。而更多的情况下，他们不得不求助于日本管理当局。而对于日本人的一纸命令，人们倒是欣然执行。
随着战争的深入，日本当局对集中营的食品、燃料等必需品的供应在不断减少，人们开始面临饥肠碌碌，每人所得食物也仅仅是能维持生存。
这时候，一批红十字会包裹的到达，却将营中的美国人与其他同舟共济的难友置于了势不两立的地步。这批包裹里面有大量营养丰富的食品，但却有一个小小问题：发送方美国红十字会没有附加任何分配说明。于是，在营中本早已模糊了两年的国籍差别突然凸显出来了。在占总人口七分之一的美国人中，大多数认为包裹只应分给美国人；其他人，包括吉尔基在内，则认为其他难友也应有份。日本司令官试图调解双方冲突，提出折衷分配方案，但却被多数美国人拒绝。那些美国商人、律师们是从财产权的角度来看问题，而一位著名的保守派美国传教士则是从道德的角度来强调美国人独享包裹的合理性：只有当美国人独自占有时，自愿与难友分享才是一种美德；任何由敌（日）方指令的与难友共享食物，意味着美国人无法展示美德。他关心的不是邻居是否能少挨饿，而是美国人是否有行善事、成“圣”的机会！
吉尔基无语了，他想起了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 1898－1956）写下的一句著名台词：“吃不上通常的晚餐，圣徒也会举止像个罪人。”
问题的最终解决是颇具讽刺性的。在大家仇视、苦等了几天之后，东京的帝国最高当局亲自做出仲裁：营中不分国籍，每个被囚者一个包裹，余下的送给别的集中营。原来敌人倒是最公平的。在具体分发包裹时，他们又有惊奇的发现：里面还混有二百双来自南非红十字会的靴子，而营中却只有两个南非人！
与此同时，偷窃、怠工，在营中像瘟疫一样流行。从已短缺的食物供应中偷窃，威胁到每个人生存，而多数人却拒绝对偷窃者实施严格的惩罚措施，因为要为自己可能进行的偷窃留下条后路。另一方面，一些人拒绝参加维持营区运作的基本劳动。道德、自律、公众舆论的压力，对于多数人已经行不通。因为与外界的隔绝，加上营中生活的临时性，对多数人来说，在那里工作、声誉的好坏，对于个人未来在外面世界的前景并无直接联系，更何况他们曾经生活的那个殖民地世界，必将随着战争的结束而永远逝去。人们失去了工作的动力，甚至连各委员会的主席职位最后都无人感兴趣。至此，这个小社会面临崩溃的危险。在临解放的最后几个月里，它的运转，完全维系于少数诚实正直而又勤劳坚韧之人的身上。这既包括有名的宣教士、燕京大学教授Lucy Burtt，也包括几位平凡的家庭主妇，甚至在某些人眼中有道德“污点”（如生活放荡、酗酒等）的难友。营中充满青春期躁动、反叛的少年们，则由作者眼中的“圣人”李爱锐（Eric Liddell, 1902-1945）等宣教士尽心教育、呵护。
入营之初，吉尔基曾认为宗教信仰无甚大用。如今他意识到，如果没有内在的力量、正直，那些外在的技能在这时也根本无法力挽狂澜。营中生活向他明白地展示了似乎是相互矛盾的两点：任何一个人类社区，如果想要有生命力，其中的人们必须有道德感，对自己也对邻里的福祉有责任心、有关怀；另一方面，大多数人又很难超越自身利益去关怀他人，这也包括了上面描述的某些牧师、传教士。这似乎是个困境、悖论，但却也是现实。在书中，他并未试图给出一个完整的答案。但是他指出，人的生活、存在，是可以有一个在自我之外并联系自我与他人的新中心的。这个中心是什么呢？答案其实是明显的。而这个答案也体现在那些负担起这个小社会存活的那些人身上。
两年的营中生活，让吉尔基近距离集中接触了大量不同宗派的宣教士。总体来说，这一群体的道德标准要远高于其他群体，尽管他们一样会在不同的事情上有不同的弱点。但是，正如作者引用神学家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 1892-1971) 所说的，宗教（基督教）信仰并不是使人的自我中心问题自动得到解决，而是一个人的骄傲与神的恩典角力的地方。只有当人的自我、骄傲匍伏在神的恩典之下，一个人的信仰才会真正为走出那困境提供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