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华人教会的七大难题

美国华人教会的七大难题

— 浅述教会当今面临的主要挑战

Andrew Ong， 2017年8月3日

翻译：吴京宁

差不多正好一年前，我撰文试图解释，为什么从二十世纪中期以来，大多数的美国华人基督徒都属于保守的福音派。在这篇新的博文中，我将对这些年来美国华人福音派教会所面对的七个主要问题做一个总体回顾。这些不是美国华人教会所独有的，但肯定是其比较突出的问题。而且，尽管这些问题非华人教会也有，对于华裔教会来说，它们又很有自己的特色。

1. 多语言、多代人、多文化的动态

北美华人教会多数始于在中文人群中 — 即在美国以外出生的华人（Overseas-born Chinese，OBC）— 的宣教事工。1965年以前，华人移民主要是来自广东省的劳工阶层。1965年之后，则多以留学生或者高学历、高技能的专业人士身份来美，先是来自台湾，近年来则更多来自中国大陆。如今历史最久、规模最大的华人教会通常会有中文堂（国语、粤语、台语、福建话等）和英文堂。而这些英文堂的建立，基本就是为了服事第一代华人移民在美国出生的孩子们（American-born Chinese， ABC）的需要。

因此，与那些不分民族的普通美国教会相比，多数美国华人教会实际上要在语言、社会经济和文化上更多元化。在这一多样性中，最大的张力存在于年长的OBC与年轻的ABC之间。东方式思维的OBC们觉得，ABC们（经常就是他们自己的孩子）不尊重长辈、只顾自己、个人主义；而西化的ABC们则抱怨，因为集体主义和好面子的倾向，OBC们过于拘束、不切实际、缺乏公义。这种充满挑战性的内部动力，经常会导致痛苦的教会冲突、不良的教会分裂，甚至使ABC们从教会“无声地出走”。在这些教会里，华人版律法主义文化基督教几乎是盖过福音。面对这种情况，通常这些个人主义的ABC只能无奈地摊开双手，放弃父母的教会而出走。即使是那些没有放弃信仰，转而参加非民族型教会的ABC们，通常也会视华人教会逊于其他美国教会。他们忘记了叹服几十年来神在这些教会所做的工，也没有意识到，尽管有种种不足，华人教会仍能提供有价值的视角和教训。

2. 单一民族教会是合理的吗？

尽管华人依然在移民美国，人们还是越来越多地考虑到这一可能性：“如果没有新移民，或者不再需要中文崇拜，尤其是如果种族主义现象减轻，那么华人教会是否就过时了呢?”对于华人教会里的英文事工，这尤其是一个颇令人挣扎的问题。在地方教会中实现多文化、多民族合一这一福音主义理想，对于后民权时代的许多华裔福音派基督徒尤其有吸引力。有人认为，尽管表面上的种族排他性，从美国亚裔教会、事工的兴起，我们实际上看到了多文化、多民族的合一、兼容的新开端。[1] 有鉴于此，有人在T4G（Together for Gospel）大会上问到：“什么是美国亚裔教会的未来？”[2]

3. 教会的使命是什么？

这个问题并不是仅仅针对华裔或亚裔基督徒提出的，而华裔基督徒则以不同的方式做出了不同的回应。尽管作为华裔社区的核心，美国华人教会提供了许多社会服务功能，比如通过中文语言课程来保存文化，或者为华人移民提供服务，但其主要“使命”还是传福音。但是，对于美国华人教会只专注于拯救灵魂这一点，也有人提出关注、批评。

早在1970年代，最近刚去世的卓家俊牧师（Rev. Dr. James Chuck）就认识到，美国华人教会“对于重大的社会不公问题，比如战争、环境污染等，不够关心”，”而只注重个人道德和个人灵魂的得救“。他将此归咎于基要主义— 现代主义之争，并问到，“为什么我们不能说，越是委身于基督，就越要致力于在这个世界做工、满足它的需要？或者反过来说，越是致力于在这个世界做工、满足它的需要，就越是感到需要在基督内的新生命。”[3]

令人欣慰的是，新兴起的年轻一代领袖展现出对于社会参与的敏感性，其中张华耀（Russell Jeung）就是这样一位身体力行的典范。

4.实利主义

            有人指出，消费主义行为在亚裔美国人当中特别流行。这是因为，游移于双重文化身份之间，他们经常感到需要通过消费主义行为来证明自己是美国社会的一员。根据统计，很多亚裔美国人（特别是华裔）也确实有财力去消费。认识到“模范少数民族”这一刻板印象的谬误，张华耀指出，“对于亚裔基督徒社区来说，危险在于过分内向和自满。在亚裔教会中，人们大多达到了一定的富裕程度，并享受到职场上的升迁，其生活方式取向和人群交往模式都在鼓吹经济自立和某种自私的既得权益（entitlement）。“[4]
            美国校园团契（ InterVaristy Christian Fellowship）总裁林嘉宏（Tom Lin）的故事，就为实利主义的压力和对成功的渴望做了一个很好注解。林回忆到，为了回应神的呼召，他放弃了发财梦，看着哈佛的同学们在职场上高升，自己却选择去当专职校园传道人。但更令人震惊的是，在他做出这个决定后，母亲对他发出威胁：如果接着当他的传道人，她就要自残。尽管他的父母都自称为基督徒，但儿子的决定却成为他们生活中最大的噩梦。他们甚至不再去教会，因为羞耻而把自己和朋友、家人隔绝开。

5. 精英体制

过分强调成就，经常意味着律法主义和对羞耻无法抑制的恐惧，这是华裔基督徒在基督徒生活中普遍面临的另一个挑战。Vivian Louie 观察到，身为移民的第一代华人父母，为使家人在美国过上“更好的生活”而做出了巨大的牺牲，而他们的后代则生活在这一阴影之下。华裔美国人的生活经历，使他们的儒家价值观得到进一步加强。孝顺意味着感激之情和对父母的牺牲做出相应的回报。因为华人父母相信，良好的教育是跨越种族障碍的唯一道路，非常强调孩子的学习成绩，于是孩子的感激之情只能通过学习优异来表达出来。

“成功只在于个人努力”这一观点很容易被应用到基督徒的生活中，于是信实或者圣洁的生活方式都被看作只是与努力、意志力和决心相关，而不是因为信心或者圣灵在做工。于是，很多美国华人基督徒寻求在行为上成为“属灵的模范少数民族”，落入律法主义的陷阱。为此，Nancy Sugikawa 和 Steve Wong 这样写到：

“对于《路加福音》第十五章中那位极度大方的父亲所传达出的那条最核心的福音信息，美国亚裔教会特别感到挣扎。 … … 如果我们是教会领袖，我们很可能是因为做的像那位长子一样，才升到领导地位的：负责任、小心翼翼 … ...。荣誉、正直、按照标准和人们的期望去生活，都是东方文化极为看重的。”

6. 反智主义

在许多强调神学的美国华人基督徒看来，现代主义以及相伴生的自由主义神学，是对他们的基要信仰、委身圣经权威的最大威胁。看一下多数美国华人基督徒是如何对待非福音派学术机构的神学成果，那种对于现代主义及其后继者后现代主义的普遍的不信任，是再明显不过的。他们或者视而不见，或者不假思索地拒绝。这种对非福音派学术机构的严重忽视，被称为“神学反智主义”。对于亚裔美国人在神学上的自满状态，Peter Cha 进行了较全面的反思，清晰地勾勒出问题的现状。对于美国华人，这一描述也同样适用。就亚裔美国人，他是这样说的：

“一旦从神学院毕业，他们就与神学教育告别了。于是他们开始牧会服事，认为应把神学留给神学院里的神学家去著述、教授。通过了课程考试和按牧考试，他们觉得自己在神学上已没有什么要做的了，现在神学已无关紧要了，几乎不再进行神学思考。让这些拒绝进行神学思考的牧师、领袖们引领教会，这才是最让我担心的事情。[6]

也许有人会奇怪，这么多在非教会高等教育机构深造过的亚裔美国人，怎么会在思维上堕落到这种地步。 Antony Alumkal 对此提供了有见地的解释。他认为，在与科学领域的学习经历相结合后，福音派亚文化的强烈影响，促使他们更加按字面意思去阅读圣经，而缺少批评性的态度，进而加强了对于现代学术机构的怀疑和排斥。但是，随着进步派亚裔基督徒人数的增长，存在于美国华人教会中的反智基要主义正在受到挑战。

7. 多元主义

            众所周知、常为世人议论的是，尽管总体上保持了“基督反文化”（Christ against culture）和“基督与文化成悖论”（Christ in paradox with culture）两种姿态（参见赫·理查·尼布尔的《基督与文化》 — 译者注），美国华人基督徒在社会问题上却基本上持具争议性的、排他的立场。对于种族问题、性别、性行为以及其他宗教信仰，多数美国华人基督徒持传统立场。因此，他们在自己的教会里一般不愿就种族不公现象发声，更倾向于两性间持互补型角色，认为同性性交是罪，坚持只有基督教才是唯一真正的信仰。但是，对于自己所属教会、跨教会组织在敌视女性、性别歧视以及种族不公等问题上的沉默，人数不断增长的进步派亚裔基督徒正在发起挑战。

对于沉默的多数华裔基督徒，这些转变代表着向现代文化潮流的投降，将圣经置于文化和世俗社会之下。与此同时，很多进步派亚裔基督徒在自己原来的教会、跨教会组织感到不适、不受欢迎，于是以进步派亚裔基督徒的身份开始在互联网上以及实地聚会。这些进步派倾向于将华裔基督徒的保守主义归咎于社会和文化因素，而多数保守的美国华人则反驳说，他们不过是在维护圣经权威。进步派和保守派之间的关系正变得越发紧张。

这些就是我作为一个华裔基督徒所注意到的七个最主要的问题。但我也想听到你对华人教会的想法。请在下面发表评论，让我知道是否在哪里搞错了或者漏掉了什么。

但是最重要的是，让我们下决心为美国华人教会祷告。她当然不是完美的，但她是属于基督的，基督也是她的救主。

[1] See Rebecca Y. Kim, “Asian Americans for Jesus: Changing the Face of Campus Evangelicalism,” (http://religion.ssrc.org/reforum/Kim.pdf), Russell Jeung’s Faithful Generations, and DJ Chuang’s MultiAsian.Church.
[2]  I’ve discussed this more in depth here, here, and here.
[3] James Chuck, “Where are the Chinese Churches Heading in the 1970’s?”
[4] Jeung, Faithful Generations, 164
[5] Nancy Sugikawa & Steve Wong, “Grace-Filled Households” in Growing Healthy Asian American Churches, 22.
[6] Peter Cha quoted in S. Steve Kang, Growing Healthy Asian American Churches, 48.

原文链接：

http://reformedmargins.com/7-issues-in-the-chinese-american-church/
译文首发于“言语道说”（2018-2-21）
https://mp.weixin.qq.com/s/djYpkRETk627tgI4NU9u2w

《今日基督教》：纪念这段历史

《今日基督教》：纪念这段历史

蒙哥玛利私刑纪念碑将怎样帮助基督徒悔罪，帮助全民愈合伤口

作者：D.L. 梅菲尔德 (D.L. Mayfield)

译者：吴京宁

1902年，在我家南边只有几小时车程的一个俄勒冈海滨小镇库斯湾（Coos Bay），一名叫做阿伦佐·塔克（Alonzo Tucker ）的黑人被人处以私刑，吊死在一座桥上。这是本州唯一有案可查的私刑案。但是这仅有的一点细节，就已足够让我的喉咙感到发紧了。因为有人指控塔克袭击一个白人女人，一群愤怒的暴徒纠集在一起，要把他当街处死。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为了保护他不被众人伤害，他被关进了拘留所。在被关进去后，他惊惶失定，居然想办法逃了出去，在某个码头下面藏了一夜。

到了早上，一伙人发现了塔克。当他试图逃走时，开枪把他打中。尽管没人有把握，但塔克本来很可能死于枪伤。为了保证他必死无疑，也为了让此事昭示公众，在这个俄勒冈煤矿小镇的城中心，他们将塔克吊在四街桥上。

塔克的故事，是我在研究俄勒冈的种族不公历史时偶然发现的，于是在心中就久久挥之不去了。当我们全家要到海滨度假时，我告诉先生要绕道去库斯湾一趟，拜访一下塔克的罹难之地。他开车去五金店买木材，做了个大大的白色十字架，带着上路。

等到了地方，我却无法找到四街桥了。于是，先生在当地的历史博物馆把我放下，然后带着孩子们去公园玩。当我尴尬地向博物馆的工作人员提起私刑的事时，他倒是恰好知道我要问什么。他把自己所知道的都告诉了我，还从地方史志中为我复印相关资料。我问他博物馆是否会考虑办一个关于塔克的展览，他伤心地摇头。“我们根本没有足够的信息，”他说，“阿伦佐甚至连张照片都不曾留下。”

原来，由于海岸地貌的变迁，塔克被吊死的那座桥早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紧挨着高中的一条挺繁忙的街道，一边是橄榄球场，另一边是棒球场。

在公园里，我和先生、孩子们会合。我告诉他，也许我们不该去安放我们的纪念物，这个主意有点蠢。但是就在此时，我在公园里看到一个很大的雕塑，是一个下面带着铭牌的十字架，用来纪念在越南战争中参战、牺牲的本镇居民。

为什么我会觉得自已的十字架愚蠢？为什么我对自己纪念塔克、承认俄勒冈历史上黑暗的一天的计划会犹豫畏缩，而老兵纪念碑却看起来这么容易接受。不管怎么说，纪念物是美国景观的一部分。我意识到，不那么显而易见的，是在我们的文化中用以选择纪念什么人、什么事情的那套标准。

从1877年直到1950年代早期民权运动兴起，有4000名以上非裔美国人被处以私刑。私刑是为了维持白人至上地位而公开采取的一种粗暴手段，经常得到政府当局的默许。尽管我所在的家庭学校社区非常强调美国历史，尽管为引起世人对私刑泛滥的关注，十九世纪最著名的反私刑活动人士埃达·B·威尔斯（Ida B. Wells）等人进行了种种勇敢的努力，却从未有人向我教授这一部分文化遗产。

1893年德克萨斯州巴黎的私刑场面

我们决定按原计划行动，把车开到了高中。看着眼前不断的车流，我想，这可不是我原来想象的情形。现在是午餐时间，到处都是学生，真不是一个进行沉思静默、致敬的地方。我在胶合板做的白色大十字架上写上“阿伦佐·塔克 1902”，先生试着把它钉到钢丝网眼栅栏旁的地里。我则呆在车里，安全地躲开人们的注视。他没办法把它插入坚硬的地里，而我们也没想到带什么东西来把它系到栅栏上。他只好把它靠在钢丝网上，拍了几张照片。

一辆警车驶过，我感到一阵恐惧：我们会因此惹麻烦吗？我告诉先生快点，他就跳上了车。驶离那里，我深感到缺少个仪式。在开回海边的路上，孩子们在后座上哭叫，我则紧紧把住方向盘，依然不停地往后看，观察是否会被拦下。对于自己是如此的紧张、所做是如此之少，我感到吃惊。我的先生向我保证，即使不为别的，只为我们自己的缘故，今天所做也是值得的。

我们这时还只是刚刚开始了解，这些纪念标志是被赋予了怎样的神秘权威，来决定在一代又一代人中，哪些故事会被流传下去，哪些会被遗忘。在五月（2017年——译者注）的某个时刻，当时在这个国家的另一边，关于是否移除新奥尔良邦联纪念碑的争论正达高潮，我们开始意识到，纪念性标志对于我们如何对待过去的罪，有着一种微妙的影响力。这种力量可以把这些罪遮掩起来，也可以把它们暴露在日光之下。我开始思考那些我们宁可忘记、无人提及的历史。在我们最想忽视的那些集体之罪中，令人悲痛的美国私刑史大概名列榜首。但是这次旅行让我感触最深的却是这个：人无法就被掩埋的罪悔改。

学习认识罪

为阿伦佐·塔克设立纪念标志，不完全是我的主意。几个月前，我拜访了布莱恩·斯蒂文森（Bryan Stevenson）以及他创建的政策推动团体“平等司法倡议“（The Equal Justice Initiative, EJI）的办公室。史蒂文森当了三十年的律师，为死刑犯争取司法公正。部分由于他的畅销回忆录《只是怜悯》，他在全国都有名气，已是为争取美国种族司法公正而发声的最重要人物之一。

斯蒂文森在非裔美国人循道宗-圣公会教会（African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 , AME）长大，在从哈佛法学院毕业之前，指导东方大学的福音合唱团。他在公共演讲中穿插圣经经文，说信仰是他事业的支柱。我想亲眼见识他的工作。

在那里，我看到了一面巨大的墙。它几乎完全被摆在木架子上的漂亮玻璃瓶子遮住。瓶子里装满了土，揉合着绿到棕、金黄到锈红的不同色泽，一排又一排地层迭起来，从地板一直到高高的天花板。乍看起来感觉很漂亮，但凑近细看就不然了：每个瓶子上都有一个名字和地点。斯蒂文森告诉我们，每个瓶子装着的土，都是从阿拉巴马州内已被确认的某个私刑地点取来的。这整面墙，包括所有这些瓶子、这些名字，只是一个州的故事的一部分，是对这段我并不完全了解的历史的快照。

斯蒂文森是在黑人的课堂上开始受教育的，亲眼目睹律师们为了消除当地学校系统中的种族隔离而进行的抗争。他非常清楚，美国人是各自按着差异显著的历史版本被培养长大的。也是因为这个，在为司法体系中系狱者的合理、公正待遇奔波了三十年后，他正在改变与种族偏见做斗争的策略。

“几年前我开始意识到，执法者受到历史叙事的影响。对历史的了解、他们的价值观以及响应敏感度，都在影响着他们。”斯蒂文森在一次访谈中说到，“就种族问题而言，我觉得美国在如何面对历史上做的不怎么样。”

斯蒂文森开始着迷于开拓一些介绍真相的空间。他说，“在这个国家里，没有几个地方你可以诚实地体验奴隶制的历史，更没有什么地方可以诚实地体验私刑和种族恐怖。”（在某些意想不到的地方会有例外。比如在明尼苏达的杜勒斯，就为1920年一个巡回马戏团被处私刑的三名黑人成员，建立了一个纪念标志。）

从阿拉巴马各私刑地点搜集的土样

“平等司法倡议“(EJI）私刑纪念碑

于是，斯蒂文森决定自己建一个。明年（2018年——译者注）夏天，EJI将为一个纪念碑揭幕。来访者将看到从一个方型结构上悬下的一个个有字的大方块，从视觉上提醒人们曾发生私刑的八百多个郡。数不清的标志牌刻着数不尽的名字，这一景观将把俯瞰阿拉巴马州蒙哥玛利市中心的一座小山岳，变成一处哀悼、纪念之地，一处恸哭、甚至集体忏悔之地。

它的名字是“和平与公正纪念碑”，还包括了主建筑旁延展开来的土地。 每片悬挂的方块，都有相同的一片安放在那片地里，带出一种类似于墓碑的令人心悸的感觉。这些标志牌将由各郡的人来领取。斯蒂文森梦想着，会有不同人群来到蒙哥玛利，取走私刑史上属于自己的那一部分，在他们的乡镇、城市显眼地展示出来。如果某地的人不想认领他们的那一片，它就将突兀留在蒙哥玛利的山顶上，成为无人承认之罪的扎眼标志。

圣经与纪念

对于美国人来说，纪念碑、纪念物就是集体记忆中的一种建筑砌块。就像匹兹堡大学历史学家柯克·萨维奇（Kirk Savage）所形容的，它们试图“保存那些值得记住的，而丢弃其余”。

俄勒冈州库斯湾的阿伦佐·塔克纪念标志

对于基督徒，这也是圣经的关键功能。圣经就是一系列神启的回忆，通过传统和社区而流传下去。这么多的故事，尤其是旧约中的那些，并不是俗套的道德故事或者励志型陈年旧事。这些故事钩勒出的，是一个为爱神和爱邻里而挣扎的民族，里面充满了告诫的警句和对更忠诚、更正直的敦促。记住与神的约，记住神的诫命。

不能遵守神的诫命，即使在个人层次，也可能招致深深的集体伤痛。在《约书亚书》第七章中，亚干从耶利哥城中盗窃被禁财物的决定，并不仅是一件他独自承担后果的个人之事 — 亚干的家族和其他三十六个人因此丢掉了性命。

作为对集体之罪的回应，先知们树立了集体忏悔的样板。在《但以理书》第九章中，但以理为在别处、别的世代犯下的罪忏悔，他认为把自己包含在这些集体悔罪中是至关重要的。他是这样祈祷的：“主啊，我们的君王、首领、列祖因得罪了你，就都脸上蒙羞。”（但9:8）同样地，时间和距离都意味着尼希米个人并未参与拜偶像、压迫人这些他所忏悔的罪。但他知道，为了他的人民，必须公开承认这些罪。

集体之罪超越时间和世代，这一概念并不限于旧约。“使创世以来，流众先知血的罪，都要算在这世代的人身上，”耶稣告诉法利赛人（路11:50-51），“是的，我告诉你们，这都要算在这世代的人身上。”在听彼得讲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徒2）的众人中，没有几个是当时在各各他现场的。实际上，这里的“你们”，包括了“帕提亚人、玛代人、以拦人，和住在美索不达米亚、犹太、加帕多家、本都、亚西亚省、弗吕家、旁非利亚、埃及的人，并靠近古利奈的吕彼亚一带地方的人，从罗马来的旅客，犹太人和进犹太教的人，革哩底和亚拉伯人”。

利洛伊·巴博（Leroy Barber ）陪我拜访了EJI。这位著名的黑人牧师兼作家，经常在教堂中谈及种族问题。对他来说，这个土样搜集项目和建议中的纪念物是对逝者表示尊敬，是疗伤，而且非常个人化。“我的母亲就出生在蒙哥玛利南边一点，一个叫做门罗维尔的小地方，”巴博告诉我，“当我在那里查看标有所有私刑地点的地图时，我母亲出生的这个小镇就有七、八处，这真让人感到难以置信。我的家人要生活于这种现实中，实在是一种深深的悲哀。”

对于巴博等人来说，在蒙哥玛利这种地方设立纪念物、纪念碑不只是关于集体忏悔、改过，尽管他也认为这些很重要。关于正确叙述历史的重要性，他在圣经中找到了强有力的先例。“《申命记》中说，‘这些故事，总要传给你的子子孙孙’，以免你的子孙忘记，要让你的子孙知道他们从哪里来。这是基督徒的立场。”他说道，“布莱恩的工作至关重要，因为它让很多黑人可以自由地讲述他们的故事，为他们儿女、孙辈再现历史叙事。”

巴博的话让我想起，多年前参观华盛顿特区的美国纪念大屠杀博物馆时，我被纪念厅中用大字展示的《申命记》4:9节经文：“你只要谨慎，殷勤保守你的心灵，免得忘记你亲眼所看见的事，又免得你一生这事离开你的心，总要传给你的子子孙。”

我从未想过这些经句的重要性。但对于神的子民保守信仰与传统，它们确实是必不可缺的。在圣经语境中，这一劝诫让人们记住与神之约以及违约的严峻后果。对于任何经历过种族、民族暴力冲突的国家、社区，这已成为一条共同的脉络。牢记再牢记，以使你们不会忘记，不会重犯同样的暴行。

正如斯蒂文森经常指出的，我们的国家“到处充斥着邦联的标志”。这既是一种对历史的偏颇复述，也挤掉了悔改的空间。“如果我们不为自己的罪忏悔，我们就不会被原谅，在这个国家我们就无法把这件事处理好。”

面对我们过去的罪

作为一项全国性的倡议，EJI已经获得了相当的名流支持，包括与谷歌合作发表它的研究成果。斯蒂文森也曾在纽约市的救赎者长老教会和柳溪协会的全球领导者峰会上发表演讲。但他还是非常渴望能把EJI介绍给更广泛的基督徒听众。

说基督教在美国的种族不公问题上（包括奴隶制、私刑和反民权政治）有着一段复杂的历史，还是有点轻描淡写。一方面，我们可以理直气壮地颂扬像英国的威廉·威尔伯福斯（William Wilberforce）这样的基督徒废奴主义者，但另一方面，南方的蓄奴制不仅受到作为个体的基督徒奴隶主和庄园主的支持，也受到教会、各宗派和神学家们的支持。

在十九世纪美国的废奴运动中，基督徒经常是活跃在最前列的。但是基督徒中的大多数并不是这样的。南方教会积极地为施行奴隶制辩护。例如，1864年南部邦联的长老会代表大会宣称，“我们的对手长久以来持续不断的挑衅，使我们内心更加相信，家庭蓄奴是神的旨意 ... ... 我们毫不犹豫地确认，保持奴隶制，并使它成为对主人、奴隶双方的祝福，是南方教会的特殊使命。”

直到最近几十年，各宗派才开始公开地面对自己充斥着种族主义的过去。主要因为与北方浸信会在奴隶制问题上的分歧而于1845年创立的美南浸信会联会，在1995年发表了一份影响广泛的宣言，为在体制性种族主义中的共谋行为道歉。而美国长老会（the Presbyterian Church in America, PCA）则在2002年为其先人在维护奴隶制中所扮演的角色而忏悔。2016年PCA通过了另一项提案，为民权运动时期教会内部的种族主义而悔改。

但是这些高层的忏悔姿态有多少会涓流触及到各个教会、每个信徒，这就很难说了。我们美国人，天生具备捧高成功的本事，但在选择纪念哪个悲剧时，就矛盾的多了。斯蒂文森喜欢提到，为“911”事件的受难者建立纪念碑只花了十年时间，但到今天为止还没有一个关于奴隶制的国家级纪念碑。

宗教与暴力搅在一起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在许多有很高基督教人口的国家里，你可以在种族冲突的双方都找到坚信圣经的基督徒。在访谈中斯蒂文森经常提及，在柏林，“你走不上一百呎，就会看到一座纪念碑，安置在被绑架的犹太人家庭住宅前”；或者，真正的人头盖骨就展示在卢旺达的种族灭绝博物馆里。但在美国，他指出，“我们不提私刑这件事。更糟糕的是，我们还编造了一种反叙事，说我们没有什么可羞耻的，我们的过去是浪漫而荣耀的。”

经上告诫我们，悔改不是为了伤害，而是一种让我们远离罪、另选他路的工具。在悔改中，我们认识到罪在我们的灵魂和社会所造成的裂隙，进而承诺去做修补的工作。“我对用历史来惩罚美国并不感兴趣，”斯蒂文森告诉我，“我想使我们得解放，找到让我们得救赎的道路。但如果不愿意让我们过去的真实情况为人所知，我们就不能达到救赎。”

没有几个地方像蒙哥玛利一样，把这种不情愿明显地表露出来。这里有五十九个纪念、颂扬邦联的标志物，但直到2013年为止，还没有一个纪念国内奴隶贸易的纪念标（EJI现在已经设立了三个这样的标志，注明蒙哥玛利作为美国最繁忙的奴隶交易港之一的角色）。“我觉的我们这个国家从来就没有真正寻求真相为和解，“斯蒂文森是这样说的。“只有真正寻求这些，我们才会得自由，真正的自由。”

寻求交集

在斯蒂文森的私刑纪念碑行动中，可以听到逝去的基督教改革的回声。

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的社会学家迈克尔·杨（Michael Young）有大量著述，讲述了相互竞争的基督教派系 — 一派强调集体之罪，另一派注重个人之罪 — 如何在十九世纪初走到一起，发动了戒酒和废奴运动。一方面，当时公认的主流正统基督教组织强调圣约化社会的概念。他们认识到全国性之罪对于美国的威胁，呼吁加强教会的道德权威作为解决方案。成对比的是，那一时期新兴教会，例如循道宗、浸信会及其他较小的宗派，更倾向于把罪视为个人之事。

但是在1830年代，基督教的这两个派系在某些社会关怀事业上找到了交集，其中最主要的是反对酗酒和奴隶制。而这两者都被视男扭曲个人和集体道德的力量。部分基于新的着重点，同时强调全民之罪和个人、公众忏悔，这些基督徒发动了美国历史上最早的社会运动之一。特别地，中产阶级基督徒妇女热切地参与纠正社会弊病。在她们的公开抗议下，许多教会公开地摒弃奴隶制。至1838年，已有1348个专门的废奴社团登记在案。在其他社会组织还在保持沉默之时，这一情况表明了人们要解决时代的道德之罪的渴望。

“北方的白人废奴主义者，随着第二次大觉醒带来的属灵复苏而迅速扩展开来，将个人之罪和全民问题联系起来，”杨在访谈中说到，“内心情感的深度与社会运动的广度相结合，是这次运动的动力。”

例如，1837年纽约州West Bloomfield 第一教会通过的反奴隶制决议在总结声明中说：“作为个人，也作为教会，我们对此做出承诺。”这种情绪在废奴主义者中是很普遍的，迫使宗教组织与信徒个人将忏悔作为一种结束全民之罪、使自己灵魂免受刑罚的手段。

杨注意到，这就是旧时忏悔运动与斯蒂文森希企通过EJI、私刑纪念碑所要实现目标之间的关键相似之处：比许多现代抗议示威中表示出的愤慨要深刻的多的，一种个人转变的要素。“所谓'忏悔抗议'的核心观念在于它没有那种自义的成份在内，”杨指出，“做见证的人差不多承认自己也是问题的一部分。”

悔改的另一面

肖恩·卢卡斯（Sean Lucas）对于公开忏悔是知道一些的。为帮助整个PCA做到这点，他忙碌了好多年。

这位改革宗神学院教授参与起草了2015年长老会的一项决议案，就教会在民权运动时期所犯下的践踏民权共谋之罪表示悔改。这项议案在当年的代表大会上没有通过，但是其修改版在2016年通过。

“特别是对于改革宗里的人，这不应被视为奇怪或疯狂的想法，”卢卡斯说。长老会在圣约社区这个概念上有着深久渊源，甚至认为，在某个特定时刻，所有的基督徒与其他正在犯下罪孽的基督徒是结合在一起的。

卢卡斯知道，像斯蒂文森所鼓吹的那样，对以往的罪进行公开的纪念、忏悔，并不就意味着通向得救。但是，“尽管这样不一定就会得救，但是实际上得救的证据就在于对你自己罪的承认，以及认识到祖辈犯下的罪是怎样对你和你的社区持续地发生影响。”

在斯蒂文森开始为死刑犯们服务后，他被悔改的威力打动了。他还记得，作为一名年轻的律师，是怎样将他的客户、他所代理的人视为潜在的使徒的，就像使徒保罗一样，其过去所为可以几被饶恕，成为被救赎者的楷模。

“我们基督徒对于悔改的另一面、认错的另一面有着深刻的理解，这就是修复，”斯蒂文森说，“如果我们强调指出这一点，也许我们可以鼓励整个民族，就历史上烦扰我们已久的偏执、歧视，更好地从中恢复、认知和做出响应。”

斯蒂文森

建立新的纪念物

纪念碑和纪念标志在本质上是解释性的。它们几乎总是在事后树起，给出一种更深刻的叙事。这叙事不仅仅是关于那些它们要纪念的历史，更在于一个社会所希望保存的那些价值。所以，因其在影响、拓宽我们对历史、社会不公及其他问题的理解上所起的巨大作用，当前对这些纪念物进行再评估的讨论是有很意义的。

例如，当一些教会领袖努力保留住一间具有历史意义的德国教堂中的一座反犹雕塑时，这正是他们的意图所在。他们不是把雕塑移走，而是加上一块铭牌，唤起人们对大屠杀的恐怖暴行悔改，使我们永远不会忘记。

在公共空间中，一类纪念碑充斥泛滥，而另一类却明显缺乏，于是我们许多人多多少少因此而形成了一套扭曲的历史观。在这种前提下，当基督徒投入到相关的社会问题中，这意味着什么呢？

对于我们某些人，这正好意味着需要去蒙哥玛利朝圣，审视这段历史负担。对于我，则意味着亲自来到俄勒冈的库斯湾，和我的先生和两个孩子一起，举起一个大大的十字架，向一个我从未见过的人的名字和记忆致敬。

我们临时搭起的纪念物倒底有什么长远的意义？这个很难说。会有学生走过塔克的十字架，然后去网上搜索他的名字吗？会有老师利用这个机会来给学生上一堂历史课吗？它会招致投诉吗？这就像附近越战纪念碑上的十字架引起“免除宗教影响”团体的抗议一样，提醒着我们，无论结果如何，塑造记忆的争斗本身又在被不断变化的社会习俗所塑造。或者，干脆就是某个清洁工找到它，然后扔进垃圾箱，而没有让任何人感到自己对走过的这片土地的冲击？

我永远不会知道答案。我只知道，我和先生在本州内，到离我家不到一天车程的一个地方进行了一次参拜之旅，来向一位种族暴力受害者的名字表示敬意。通过安放我们自己的纪念物，这样一件细小而不起眼的行动，这次旅行使我们发生了改变。我们所发现的，是不会被忘记的；我们也无法抹掉过去的恐怖。我们试图以自己微不足道的方式来面对它。认错，和悔改、哀恸一起，是我们在成长中作为基督徒学到的基本功课。为了尽力尊重我们的历史，我们就必须完整地把它叙述出来，我们也要尽力把它们教给我们的孩子，以免我们都把历史忘记。

作者梅菲尔德（D. L. Mayfield ）为《今日基督教》的定期投稿作者，并著有《是融入，还是回归故国》。近作包括《今日基督教》的封面故事“为什么我不再酗酒”（2014年六月号）。她生活在俄勒冈州的波特兰。安迪·奥尔森关于本文主题有另外报道。

译者注：原文发表于 Chrsitianity Today 2017年九月号，标题为 In Memory of These。网络版题目略有不同，文章链接为：

http://www.christianitytoday.com/ct/2017/september/legacy-lynching-america-christians-repentance.html

译文首发于“言语道说”（2018-2-6），采用网络版题目《正视私刑这块历史伤疤》：

https://mp.weixin.qq.com/s/SUeio5iF74SqH4MWA7V_8g

今日基督教》社论：阿拉巴马选举的最大输家

《今日基督教》社论：阿拉巴马选举的最大输家

不是共和党或民主党，而是基督徒的见证

马克·盖利，2017年12月12日

翻译：吴京宁

（译者注：因原联邦参议员塞申斯被川普总统任命为联邦司法部长，阿拉巴马州在12月12日举行特别选举。本社论发表于选举结果揭晓前夕。）

为了那个众所觊觎的联邦参议员席位，今天阿拉巴马州举行特别选举。但是不论选举结果如何，都早已有一个最大的输家，这就是基督教信仰。在未来一代人的时间里，无论是在生死抉择的关键时刻，还是在内心考量个人委身时，我们所说的话，恐怕别人连一个字也不会再信了。基督教的诚实公正被严重玷污了。

在共和党候选人罗伊·摩尔和民主党候选人道格·琼斯之间进行的这场竞选，不过是给一个酝酿、溃烂已久的问题再加上一个惊叹号。一年半以前，一群保守派基督徒的核心分子，根本不顾唐纳德·川普是否有资格（成为美国总统），就开始高音量地为他摇旗呐喊。而另一群基督徒则将这种支持谴责为不道德之举。对于他的恣意妄为、污言秽语，有些基督徒领袖为他辩解、开脱，或者视而不见。依此看来，人们指责这些领袖假冒为善，也是很有道理的。同时，温和-进步派基督徒如此情愿去中伤他们的保守派弟兄姊妹，也让人们怀疑，我们所声称的“耶稣基督比任何人都更能将各类人等凝聚到一起”是否是真的。

左派的虚伪

从温和-自由派弟兄姊妹那里，保守派受到了迅速而果断的谴责：因为追逐政治权力，他们被称为拜偶像者；因为希望基督徒糕点师能合法地追随自己的良知，他们被称为恐同者；因为要求安全的边界，他们被称为种族主义分子和恐穆分子。这些温和派和开明的福音派基督徒对于保守派弟兄姊妹的政治信念是如此的不安，以致于不愿意再与他们有任何关联。他们似乎把这些主内的弟兄姊妹看成了税吏和罪人。

总的来说，在这些持批评态度的基督徒中，我们很少见到有人会费时间和精力去理解这些同为基督徒的保守派人士的观点，或者深究他们身后的社会、政治现实。而有些世俗的分析家，虽坦承自己的左派立场，却能做到这一点，确实令人敬佩。在《自己土地上的陌生人—美国右派的愤怒与哀恸》中，加大伯克利分校的社会学家 Arlie Russell Hochschild 试图了解路易斯安那州以福音派基督徒为主的茶党拥护者。法学教授 Joan Williams 的《白人劳工阶级—克服对美国阶级的无知》， 则剖析了我们社会政治分野中各阶级的分布状况。此外，还有 Jonathan Haidt 的《理直气壮的心态—为什么好人会被政治和宗教分隔》，展示了左派和右派各自鼓吹的道德立场。没有人会把这些作者错当成保守派，但他们至少是很大度地、公道地，试图理解那些与他们意见相左之人的观点。如果福音派中的某些进步、温和派领袖也能做到这一点该多好。

这并不是要给某些保守派领袖针对同性恋者、穆斯林、墨西哥裔及其他人群所发表的那些声明找借口。那些言论只能被解释为辱骂、诽谤。有些保守派已经恐惧到失去理性了，有些则明显地对政治权力像对耶稣基督一样敬拜。但是，我们经常把某些愚蠢的保守派领袖含糊不清的呻吟，当作是那些投票给川普或摩尔的大批福音派基督徒的实际信仰、行为了。

当你与这些（川普或摩尔的）支持者真正面对面交谈时，往往会发现他们的政治观点也是基于一定的道德原则，经过细密思考，有其合理性。对于此二人的不道德行为和不当言辞，他们也愿意及时进行谴责。从哲学层次上着眼，人们可能会欣赏这些保守主义者的观点：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经过权衡利弊，人们有时不得不把宝押在一个道德上难以接受的候选人身上。有时干脆就是在两个或者三个恶人中间选那个为恶较轻的。我们可以尊重这种这种思路，但依然不同意他们经深思熟虑后做出的某些选择，就像他们不同意我们的想法一样。

这里令我们侧目的，主要是一小批特别喜欢发声的保守派。明显地（也是不公正地），媒体把他们当成所有保守派的发言人了。这群人伪称，他们所选择的诸如摩尔之流代表了最纯正的信仰。对于其景仰的别的领袖人物，他们也拒绝对其不道德行为发出清晰的批评。如果只因为一个政客也倡导你喜欢的政策，就为他们的道德沦丧辩解或者视而不见，那么这可是在往自欺和虚伪的路上走。按照耶稣所说（马太福音23:15），这条路只会通往地狱。

当然，这种对虚伪的指责，可以适用于左右双方，这种事情同样也发生在进步、温和派基督徒身上。在过去，对于自己所支持的自由派候选人在道德上的败坏、破产，他们假装看不见，因为他们觉得，对于掌权者讲真话，最好是用悄悄话的方式，以免使自己支持的候选人或在任官员失去合法性。明显地，有的时候左派因为党派斗争的缘故，无法抵御权力的诱惑，宁可把自己交托给当下的权力政治，而不是“那按公义审判的主”。要知道，在主的面前，“万国都像水桶的一滴，又如天平上的微尘”，他“削减君王归于虚无，使地上的首领无关紧要”。（以赛亚书第四十章15，23节）

右派的虚伪

如上所述，左派和中间派对这些保守派的某些指责，是很难与之争辨的。同样地，别的保守派领袖对于这些人也有相当多的批评。在所有指责中，最突出的就是关于虚伪。

就在2011年，PRRI（即“公共宗教研究所”，一个有关政治、宗教关系的无党派研究、教育和民调机构—译者注）发现，只有30%的白人福音派基督徒相信，“一个在个人生活中有着不道德行为的民选官员仍能符合伦理地行事，并在公众和职业生活中履行其责任”。但到了2016年后半期，在唐纳德·川普竞选总统时，这个数字急剧上升为72%^[1]。他们的这一变化，在各宗教、派别中是最大的。

导致这一意见翻转的原因不难辨别。基督教广播网的记者 David Brody 注意到，大多数保守派基督徒都有一种绝望、紧迫感^[2]。“从福音派基督徒的角度看世界，文化不仅仅是在滑坡，而且是以大写的形式，后面还加上四个惊叹号，是无可避免地滑向灾难。”在这种情况下的逻辑选择是残酷的。“福音派基督徒该怎么办？他们只有一种选择：对于他们以往所遵循的伦理准则，是否要做出一点牺牲，以换取他们所认为的对文化的拯救？”

明显地，答案是肯定的。这就是为什么，当有人对于罗伊·摩尔提出严肃、坚实的性侵指控时，很多人反而加倍支持他。在《华盛顿邮报》推出新闻报道^[3]之后几天内进行的民调表明^[4]，在福音派基督徒中，不仅有57%的人继续支持他，而且还有37%的人说他们现在更会投他的票。

正如有人指出，很多保守派基督徒根本不相信这许多新闻报道，而只是把它们当作针对摩尔的一个世俗的、自由派的民主党阴谋。另外一些人，尽管承认这些指控可能是真的，但认为它们在性质上是小事，或者发生在很久以前，对于当下无关紧要。有些人干脆持马基雅维利主义，说他们不是在选特蕾莎嬷嬷，而是在选一个能照看保守派基督徒利益的人。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别的不说，有一点需要明了：许多保守派基督徒感到被文化边缘化了，缅怀过去那根本不必去解释、捍卫犹太-基督教道德观的日子。他们知道，没有以良好道德支持的异象，一个民族必将沉沦（《箴言》29:18：“没有异象，民就放肆”—译者注）。他们自己不想沉沦。需要肯定的是，他们也不想让这个国家沉沦，他们实在是认为这是一件生死攸关的事情。对他们来说，我们的选择简单而鲜明：邪恶或圣洁。

当然，他们对于美国道德没落的忧虑是正确的。是的，我们可以举出很多例子、细节来反驳这种观点，我们的文化实际上也在倡导很多基于圣经的价值观。最近的 #MeToo 运动（“这也发生在我身上”，即最近由社交媒体发起的反性侵运动—译者注）和反种族主义的斗争就是两例。但毫无疑问的是，从圣经的角度看，我们的国家已经失去了道德上的锚泊点。几乎每个人都在做自己眼中看为正确的事，结果就是在道德、心理和社会各方面遭受痛苦，而这是我们国家史上未有的。贫富差距、堕胎及无父儿童的数目、毒品瘾君子的稳定攀升、对安乐死不断增高的同情率—尽管这只是几例，但都表明有些事情已经非常不对头了。

很多保守派基督徒的问题在于：他们以为可以通过选上某些人使这个国家重新变得虔诚、圣洁，但恰恰是这些候选人的虔诚、圣洁，却正在受到他们想要影响的那些受众严重诟病。

他们忘记了早就有的一个福音主义观点（在这之前是犹太教的观点）：“在法律周围建篱笆”。这是指尽管有些行为本身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做起来，要保证不要给人以做坏事的联想。比如，饮酒本身并非不道德的，但是很多基督徒不喝酒，因为他们认识到，喝酒会影响到他们在某些道德问题上的判断力。在选择领导人和共同塑造我们的生命时，我们一直是遵循圣经上的教导：“远避各种形式的恶事。”（帖撒罗尼迦前书 5:22)

虽然这种态度有时的确滋长了律法主义和自义倾向，但它也帮助我们活出受非信徒们尊敬的生命，即使他们对我们的选择并不赞同。我们一直是非常注重使徒彼得所说的：“你们在外邦人中，应当保持良好的品行，叫那些毁谤你们作恶的，因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在神显现的日子，归荣耀给神。”（彼得前书 2:12）

当一个作为公共人物的基督徒被控告某种不道德行为时，体面而合乎正道的做法，一直是暂时离开公共舞台，直到事情解决。这恰恰是摩尔拒绝去做的，而他自认为是个虔诚而有道德的候选人。

但是，如果这不过是为了阻止某个候选人参与竞选的政治伎俩，如果到头来这一切指控都是谎言，那又该怎样？如果我们虔诚的候选人不过是被（“强大的奥巴马-克林顿政治机器”—摩尔语^[5]）迫害和骚扰，而这些指控更进一步印证了（如摩尔反复声称的^[6])，我们不仅仅是在进行一场政治战斗，而也是在进行一场属灵战斗，我们又该如何？

那么让我们举一个例子，当人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马太福音 5:11）时，圣经上是怎样教导我们进行属灵战斗的呢？

将另一边脸也转过来由他打（马太福音 5:39）。

饶恕七十个七次（马太福音 18:22，和合本作“七十七次”，表示无限的意思—译者注）。

爱我们的仇敌（马太福音 5:43-48）。

如果我们真的急于帮助这个国家变得更敬虔，那么即使在我们觉得受到不公正待遇时，即使在输的风险极高时，我们也必须敬虔地行事：

“但你们若因行善受苦，能忍耐，这在神看是可喜爱的。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行。‘他并没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诡诈。’他被辱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彼得前书 2:20-23）

有人是这样辩解的：对于推翻 Roe v. Wade（即1971年最高法院对于堕胎合法化的裁定—译者注）、保护教会的宗教自由，以及扭转不公正、不道德的法律，这是几十年来我们拥有的最好时机！为了方便讨论，让我们假定这样的政治议程，可以在未来几年内通过前面选择的方式，即选举、支持一些公认的行为不道德的官员来推行。但是我们的政治对头会被我们的道德议程的正义性说服吗？还是他们会认为，我们不过是些伪君子，在用政治权力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别人？他们是会更真诚地尊重我们，还是会更深地反感我们、怀疑我们的信仰？

这些好斗的保守派基督徒，当他们拒绝在公共政治领域里为信仰耐心地受苦，在受到侮辱时进行报复，甚至对克制自己以免显得邪恶都懒得去做时，他们败坏的就不仅是自己的政治事业，而是他们最关心的那个事业：耶稣基督的福音。

拒绝政治生活的诱惑

过去一年半所发生的事件再次表明，当基督徒以基督徒的身份，为了他们所认定的基督教事业，浸淫于政治中，并在公共政治领域里兜售他们版本的圣经道德观时，他们或早或晚（通常是早早地）会在其所倡导的那些原则上开始妥协，而且妥协到了一种地步，变成对他们急于推动的那个信仰的亵渎。最大的渎神之处，则是当我们为了政见而开始相互疏离，因为这是对耶稣合一的祷告的公开弃绝。耶稣说，比其他事情更重要的，是我们在主内的合一让世人知道，“你（天父）差了我来，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约翰福音 17:23）难怪没几个人再把我们所说的当真。

前面的路该怎么走现在并不清楚。在一个民主社会里，爱你的邻居意味着，基督徒必须参与公共政治以寻求共同的利益。我们无法放弃我们的政治责任，但这责任却会把基督徒引向各个方向。问题在于，一旦我们真的参与到政治中，结果常常是，我们所做、所说的，经常让我们听起来、看起来，像是根本不在乎自己所倡导的那些价值。对于左右双方的基督徒，当他们起来推动某一企图时，也许首先要做的是不再说，“主这样说”以及“感谢主让我和那些基督徒不一样”，而是就自己的政治立场这样坦承，“主啊，求你向我这样一个罪人施怜悯。”

马克·盖利（Mark Galli）为《今日基督教》的主编。

原文见：http://www.christianitytoday.com/ct/2017/december-web-only/roy-moore-doug-jones-alabama-editorial.html

参考资料：.

1. “Clinton maintains double-digit (51% vs. 36%) lead over Trump”, PRRI/Brookings Survey, Oct.19, 2016.
2. “You Need to Think About It Like a War”, by McKay Coppins, The Atlantic, Dec. 7, 2017.
3. “Woman says Roy Moore initiated sexual encounter when she was 14, he was 32”, By Stephanie McCrummen, Beth Reinhard and Alice Crites, Washington Post, Nov.9, 2017.
4. “Poll: 37 percent of Alabama evangelicals more likely to vote for Moore after allegations”,
   By Rebecca Savransky, The Hill, Nov. 12, 2017.
5. “Judge Roy Moore for U.S. Senate”, Roy Moore’s U.S. Senate campaign FaceBook page, Dec. 8, 2017.
6. “This is a Spiritual Battle We’re Fighting”，by Eric Velasco, Politico, Nov. 27, 2017.

2018.1.1 于“言语道说” https://mp.weixin.qq.com/s/ZPhvYFdeQ9Ic6zK0QqaHT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