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集结号响起

下午，在明媚的阳光里驱车回家，收音机里则在直播胡德堡的追悼仪式。那些致辞、祷告无疑是感人的，但是最打动我的却是沉重的集结号后的点名仪式（roll call）。当值军官呼唤着一个个死难士兵的名字，旷野中回应的只有风声。按照传统，激战之后，长官集结下属部队，以点名的形式清点伤亡，决定下一步的部署、走向。而今天的点名，不应仅仅是一个向逝者致敬的悼念仪式。

对于出生于六七十年代中国的我们这一代，军人无疑曾是最神往的职业。甚至在大学实习时，当住进了前日本炮兵的营房，大家还莫名其妙地兴奋了一回。即使后来对中国军人的角色有了更深的了解，这种情结却始终没有消除。到了美国之后，有一段时间就生活在军事基地旁。耳濡目染，对美国军队及军人的作用、地位有了更深刻的了解，也知道了大洋这边子弟兵的含义。

美国的政治、法律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罗马共和国的体系。在很长时间内，美国的军事体系也与罗马共和国有某种类似，尤其是公民士兵的概念，实行的是征兵制。但是，越南战争的失利和反战情绪的高涨导致了征兵制的结束和募兵制的实行。从单纯技术角度看，一支全职业化的军队无疑是更适应现代军事技术的发展，保持军队战斗力的稳定。但是，从政治角度看，这一变化却未必明智。举一个相似的例子。当年，艾森豪威尔总统所倡导的洲际高速公路系统，确实大幅度提高了人们的出行效率，但是同时也几乎完全摧毁了美国的传统城市体系，造成前所未有的资源浪费与环境污染，这是短视的决策者始料不及的。

由于在很多方面的相似性，罗马共和国/帝国的经验教训很可能就是今天美国要汲取的。在罗马共和国的早期，军队是类似民兵性质的。每个有产者有义务连续十六年（步兵）或十年（骑兵）服役出征。当兵是义务，也是地位的象征。后来，随着开疆扩土、战线拉长，兵员短缺，服役年限要求被降低，无产者也允许当兵。由于国家支付的薪水很少，这些半职业化军人的生活完全靠战利品来维持，能带来丰厚战利品的将军就会赢得效忠，国家的军队逐渐变成私家军。于是，凯撒由平民大众支持，成为了独裁者。而屋大维干脆就结束共和，建立帝制。军队的进一步职业化，带来了国力的鼎盛（Pax Romana， 或是Roman Peace），但也为大厦倾覆埋下了祸根。慢慢地，罗马公民们失去了勃勃向上的尚武精神，成了不思牺牲，只思享受的吟诗弄赋的公子哥，公民士兵则演化为日尔曼雇佣军。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诚然，美国的情况与罗马不同，今天人们的自由民主意识也与两千年前的不同。但是，当一个国家将保卫国家的责任推给少数人的时候，当大多数人的义务变成仅仅是纳税人、拉拉队时，那么一场战争所能带来的后果怎能够为每一个公民体会，他们选票的分量又有多重呢？这也就出现了逃避兵役的人却成了咄咄逼人的鹰派的怪事，因为他在拿别人的生命作自己的政治资本、显示自己的英武。同样，新任总统由于没有没有军旅服役的经历，在向军队发号施令时就缺乏应有的底气 。而所谓精英们可以在凭借在华尔街舞拳头、在好莱坞轻歌曼舞、在法庭上巧言令色，就变成人上人，私下傲视那些流血牺牲的士兵。没有血肉的牺牲、生与死的考验，何来的负责公民精神和对自由的珍惜。

由于募兵制的实行和战争的拖长，兵员严重不足，军队开出重奖招募新兵。参军往往成为某些贫家子弟、新移民接受教育资助的途径，而不是出于为国效力、保卫自由的责任、义务。从报道看，这次的杀手哈桑少校就是借参军来获得免费的医学教育。这样的士兵，谈何为国效力，谈何责任。当然，即使征兵制并不能完全避免哈桑事件的发生，但是至少会增加兵源，减少了这类人参军的鼓励因素。同时，由于人人有份，当政客们做出战争的决定时，他们会更多地考虑自己与家人可能面对的牺牲，决策更谨慎、更实际，很多不应发生的问题也就杜绝在萌芽阶段。

尽管并非美国公民，但当我听到点名仪式上那声声呼唤，我流泪了。因为这是对代表义务与权力的公民士兵精神的呼唤，也是对真正美国精神的呼唤。

勉强的爱国者

勉强的爱国者

钱学森去世了。有人将他颂扬为一位冲破阻碍回国效力的杰出科学家，有人则将他贬为学术、人格一文不值的小人。在我眼中，他实在只是一位聪明的工程师、一位勉强的爱国者。

钱是幸运的。他出身名门，负笈名校，主攻的又是当时世界上最尖端的火箭技术，并成为此行中的佼佼者。和那个时代的大多数中国知识青年一样，他也多少有些左倾，对共产党颇有好感。于是，在来到美国若干年之后，他犯下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与同事中的美共分子过从甚密，参加其聚会，甚至考虑参加美共。当参与那些聚会时，他可能没有意识到，对于一个美国人，这种思想倾向也许只是个红字，但对于一个移民，却将是一生的咒诅。

当国共内斗正酣时，钱最多不过是个共产党的同情者。而当毛泽东在天安门上站起来时，他可能对新政权已经有了某种莫名的保留、恐惧。否则，他就不会在此时，在许多留美学生纷纷回国的情况下，申请加入美国国籍了。凭其在工程、学术界已有的成就，他在美国的锦绣前程似乎已经注定。但也就在这时，朝鲜战争爆发了，中美成了敌对方，麦卡锡参议员也开始了他的非美活动调查。于是，钱成了被调查的对象，参与机密工作的许可被取消。而这一切，皆源于十年前的那一错误。这之后，钱突然变成了坚定的爱国者，也就有了那段国人皆知的爱国传奇。

每当听到某些人为麦卡锡的白色恐怖百般辩护时，我实在感到百思不解。正如海军次长金贝尔所说：＂他本不是共产党，是我们把他逼成了共产党。＂当一个政府、国家对其公民以及移民采用以思想、而不是以行为定罪时，它是否把自己降到了与那些专制暴君一样的档次呢？这种手段到底要达到一种什么目的呢？

钱是极为聪明的。我想他是热爱美国的自由、民主的政治环境的，但他更注重的是个人利益的得失。在我看来，他明确意识到，留在美国，这一红字将是他一生的桎梏。在联调局找上门的那一刻，他的命运已经决定。按当时的法律规定，共产同情分子的那段历史已经足以使他被递解出境。即使留下，他也将成为永远的贱民。于是，他选择了离去。而在与中共代表一番讨价还价后，艾森豪威尔总统也竟然恩准。不论艾氏如何想法，在我看来，这实在是一场双重的错误，美国的悲剧。当然，钱回国之后的亲身所历、亲耳所闻是否又让他后悔，这就无人可知了。

钱的故事让我想起了两千多年前的另一位著名人物--亚西比德（Alcibiades）。亚西比德出身于雅典名门，以杰出的雄辩与军事才能及俊美的相貌著称于世。他是苏格拉底的学生，并与老师在战场上互有救命之恩。在雅典与斯巴达争霸希腊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中，他是中后期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作为远征西西里叙拉古的鼓吹者以及远征军的统帅，他深受士兵爱戴，但也为政敌所痛恨。刚到达西西里前线，他即被后方的政敌陷害，要其回雅典受审。由于惧怕不公审判，他叛逃斯巴达，为雅典的对头出谋划策。他在斯巴达军中的活动，不仅导致雅典远征军的全军覆灭，也导致了雅典的长期被围困和几近投降。亚西比德因此被雅典公民大会缺席判处死刑。

但故事并未止于此。亚西比德后来又与斯巴达不和，再奔波斯。再后来，他在危难之际受命，被赦免召回领导雅典海军。他的一系列胜利，使雅典免于毁灭。但是，他的政敌们不甘寂寞，再次对他及其盟友发起攻击，使得他只好为避祸自我放逐于海外。没有了亚西比德及其战友，雅典不久即战败投降，结束了其古典黄金时期。而流落异乡的他，不久也为斯巴达刺杀。

钱、亚两人的故事有许多的不同，但却有两点共同之处：他们的最终选择都对他们本欲服务的国家的利益造成了严重损害，两这一选择的导火索又都是个人与国家间相互信任的丧失。由于亚西比德对祖国雅典的一度背叛，他在史学家眼中是个颇多争议的人物。而钱当初的选择，也令中国的自由派知识分子痛心疾首，认为他是助纣为虐。相形之下，美国人对钱的行为倒是更能理解。在西方人眼中，个人与国家、政府间互有义务，但更多是一种社会合同关系。个人的选择最终决定于个人利益，而没有以天下为己任的义务。当个人行使选择权时，别人、政府则没有多少指责的权力，但是个人也应该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当时钱既不是美国公民，也失去了作美国公民的资格，在相互信任全然丧失的情况下，当归胡不归？

只是，在民主社会中，个人对国家及政府的忠诚是基于相互信任与自由选择的基础上。当一个人不满意的时候，他有修改自己效忠对象的权力和能力。而在专制社会中，这种忠诚则更多是基于权威及暴力。当钱一旦归国，他的忠诚便无法更改了。无论他再有什么想法，他也只能是一个＂坚定的爱国者＂了！

当我读到人们对他截然相反的评论时，我既看到他对中国航天技术所做出的贡献，也看到那亩产万斤粮的豆腐干文章。我看到的不是豪情万丈的英雄，也不是唯唯诺诺的小人， 而是更像一出身不由己的悲剧。这既是美国的悲剧，中国的悲剧，也是钱氏自己的悲剧，只是不知钱老意识到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