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day, November 9, 2009

勉强的爱国者

勉强的爱国者

钱学森去世了。有人将他颂扬为一位冲破阻碍回国效力的杰出科学家,有人则将他贬为学术、人格一文不值的小人。在我眼中,他实在只是一位聪明的工程师、一位勉强的爱国者。

钱是幸运的。他出身名门,负笈名校,主攻的又是当时世界上最尖端的火箭技术,并成为此行中的佼佼者。和那个时代的大多数中国知识青年一样,他也多少有些左倾,对共产党颇有好感。于是,在来到美国若干年之后,他犯下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与同事中的美共分子过从甚密,参加其聚会,甚至考虑参加美共。当参与那些聚会时,他可能没有意识到,对于一个美国人,这种思想倾向也许只是个红字,但对于一个移民,却将是一生的咒诅。

当国共内斗正酣时,钱最多不过是个共产党的同情者。而当毛泽东在天安门上站起来时,他可能对新政权已经有了某种莫名的保留、恐惧。否则,他就不会在此时,在许多留美学生纷纷回国的情况下,申请加入美国国籍了。凭其在工程、学术界已有的成就,他在美国的锦绣前程似乎已经注定。但也就在这时,朝鲜战争爆发了,中美成了敌对方,麦卡锡参议员也开始了他的非美活动调查。于是,钱成了被调查的对象,参与机密工作的许可被取消。而这一切,皆源于十年前的那一错误。这之后,钱突然变成了坚定的爱国者,也就有了那段国人皆知的爱国传奇。

每当听到某些人为麦卡锡的白色恐怖百般辩护时,我实在感到百思不解。正如海军次长金贝尔所说:"他本不是共产党,是我们把他逼成了共产党。"当一个政府、国家对其公民以及移民采用以思想、而不是以行为定罪时,它是否把自己降到了与那些专制暴君一样的档次呢?这种手段到底要达到一种什么目的呢?

钱是极为聪明的。我想他是热爱美国的自由、民主的政治环境的,但他更注重的是个人利益的得失。在我看来,他明确意识到,留在美国,这一红字将是他一生的桎梏。在联调局找上门的那一刻,他的命运已经决定。按当时的法律规定,共产同情分子的那段历史已经足以使他被递解出境。即使留下,他也将成为永远的贱民。于是,他选择了离去。而在与中共代表一番讨价还价后,艾森豪威尔总统也竟然恩准。不论艾氏如何想法,在我看来,这实在是一场双重的错误,美国的悲剧。当然,钱回国之后的亲身所历、亲耳所闻是否又让他后悔,这就无人可知了。

钱的故事让我想起了两千多年前的另一位著名人物--亚西比德(Alcibiades)。亚西比德出身于雅典名门,以杰出的雄辩与军事才能及俊美的相貌著称于世。他是苏格拉底的学生,并与老师在战场上互有救命之恩。在雅典与斯巴达争霸希腊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中,他是中后期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作为远征西西里叙拉古的鼓吹者以及远征军的统帅,他深受士兵爱戴,但也为政敌所痛恨。刚到达西西里前线,他即被后方的政敌陷害,要其回雅典受审。由于惧怕不公审判,他叛逃斯巴达,为雅典的对头出谋划策。他在斯巴达军中的活动,不仅导致雅典远征军的全军覆灭,也导致了雅典的长期被围困和几近投降。亚西比德因此被雅典公民大会缺席判处死刑。

但故事并未止于此。亚西比德后来又与斯巴达不和,再奔波斯。再后来,他在危难之际受命,被赦免召回领导雅典海军。他的一系列胜利,使雅典免于毁灭。但是,他的政敌们不甘寂寞,再次对他及其盟友发起攻击,使得他只好为避祸自我放逐于海外。没有了亚西比德及其战友,雅典不久即战败投降,结束了其古典黄金时期。而流落异乡的他,不久也为斯巴达刺杀。

钱、亚两人的故事有许多的不同,但却有两点共同之处:他们的最终选择都对他们本欲服务的国家的利益造成了严重损害,两这一选择的导火索又都是个人与国家间相互信任的丧失。由于亚西比德对祖国雅典的一度背叛,他在史学家眼中是个颇多争议的人物。而钱当初的选择,也令中国的自由派知识分子痛心疾首,认为他是助纣为虐。相形之下,美国人对钱的行为倒是更能理解。在西方人眼中,个人与国家、政府间互有义务,但更多是一种社会合同关系。个人的选择最终决定于个人利益,而没有以天下为己任的义务。当个人行使选择权时,别人、政府则没有多少指责的权力,但是个人也应该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当时钱既不是美国公民,也失去了作美国公民的资格,在相互信任全然丧失的情况下,当归胡不归?

只是,在民主社会中,个人对国家及政府的忠诚是基于相互信任与自由选择的基础上。当一个人不满意的时候,他有修改自己效忠对象的权力和能力。而在专制社会中,这种忠诚则更多是基于权威及暴力。当钱一旦归国,他的忠诚便无法更改了。无论他再有什么想法,他也只能是一个"坚定的爱国者"了!

当我读到人们对他截然相反的评论时,我既看到他对中国航天技术所做出的贡献,也看到那亩产万斤粮的豆腐干文章。我看到的不是豪情万丈的英雄,也不是唯唯诺诺的小人, 而是更像一出身不由己的悲剧。这既是美国的悲剧,中国的悲剧,也是钱氏自己的悲剧,只是不知钱老意识到了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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