勉强的爱国者

勉强的爱国者

钱学森去世了。有人将他颂扬为一位冲破阻碍回国效力的杰出科学家，有人则将他贬为学术、人格一文不值的小人。在我眼中，他实在只是一位聪明的工程师、一位勉强的爱国者。

钱是幸运的。他出身名门，负笈名校，主攻的又是当时世界上最尖端的火箭技术，并成为此行中的佼佼者。和那个时代的大多数中国知识青年一样，他也多少有些左倾，对共产党颇有好感。于是，在来到美国若干年之后，他犯下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与同事中的美共分子过从甚密，参加其聚会，甚至考虑参加美共。当参与那些聚会时，他可能没有意识到，对于一个美国人，这种思想倾向也许只是个红字，但对于一个移民，却将是一生的咒诅。

当国共内斗正酣时，钱最多不过是个共产党的同情者。而当毛泽东在天安门上站起来时，他可能对新政权已经有了某种莫名的保留、恐惧。否则，他就不会在此时，在许多留美学生纷纷回国的情况下，申请加入美国国籍了。凭其在工程、学术界已有的成就，他在美国的锦绣前程似乎已经注定。但也就在这时，朝鲜战争爆发了，中美成了敌对方，麦卡锡参议员也开始了他的非美活动调查。于是，钱成了被调查的对象，参与机密工作的许可被取消。而这一切，皆源于十年前的那一错误。这之后，钱突然变成了坚定的爱国者，也就有了那段国人皆知的爱国传奇。

每当听到某些人为麦卡锡的白色恐怖百般辩护时，我实在感到百思不解。正如海军次长金贝尔所说：＂他本不是共产党，是我们把他逼成了共产党。＂当一个政府、国家对其公民以及移民采用以思想、而不是以行为定罪时，它是否把自己降到了与那些专制暴君一样的档次呢？这种手段到底要达到一种什么目的呢？

钱是极为聪明的。我想他是热爱美国的自由、民主的政治环境的，但他更注重的是个人利益的得失。在我看来，他明确意识到，留在美国，这一红字将是他一生的桎梏。在联调局找上门的那一刻，他的命运已经决定。按当时的法律规定，共产同情分子的那段历史已经足以使他被递解出境。即使留下，他也将成为永远的贱民。于是，他选择了离去。而在与中共代表一番讨价还价后，艾森豪威尔总统也竟然恩准。不论艾氏如何想法，在我看来，这实在是一场双重的错误，美国的悲剧。当然，钱回国之后的亲身所历、亲耳所闻是否又让他后悔，这就无人可知了。

钱的故事让我想起了两千多年前的另一位著名人物--亚西比德（Alcibiades）。亚西比德出身于雅典名门，以杰出的雄辩与军事才能及俊美的相貌著称于世。他是苏格拉底的学生，并与老师在战场上互有救命之恩。在雅典与斯巴达争霸希腊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中，他是中后期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作为远征西西里叙拉古的鼓吹者以及远征军的统帅，他深受士兵爱戴，但也为政敌所痛恨。刚到达西西里前线，他即被后方的政敌陷害，要其回雅典受审。由于惧怕不公审判，他叛逃斯巴达，为雅典的对头出谋划策。他在斯巴达军中的活动，不仅导致雅典远征军的全军覆灭，也导致了雅典的长期被围困和几近投降。亚西比德因此被雅典公民大会缺席判处死刑。

但故事并未止于此。亚西比德后来又与斯巴达不和，再奔波斯。再后来，他在危难之际受命，被赦免召回领导雅典海军。他的一系列胜利，使雅典免于毁灭。但是，他的政敌们不甘寂寞，再次对他及其盟友发起攻击，使得他只好为避祸自我放逐于海外。没有了亚西比德及其战友，雅典不久即战败投降，结束了其古典黄金时期。而流落异乡的他，不久也为斯巴达刺杀。

钱、亚两人的故事有许多的不同，但却有两点共同之处：他们的最终选择都对他们本欲服务的国家的利益造成了严重损害，两这一选择的导火索又都是个人与国家间相互信任的丧失。由于亚西比德对祖国雅典的一度背叛，他在史学家眼中是个颇多争议的人物。而钱当初的选择，也令中国的自由派知识分子痛心疾首，认为他是助纣为虐。相形之下，美国人对钱的行为倒是更能理解。在西方人眼中，个人与国家、政府间互有义务，但更多是一种社会合同关系。个人的选择最终决定于个人利益，而没有以天下为己任的义务。当个人行使选择权时，别人、政府则没有多少指责的权力，但是个人也应该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当时钱既不是美国公民，也失去了作美国公民的资格，在相互信任全然丧失的情况下，当归胡不归？

只是，在民主社会中，个人对国家及政府的忠诚是基于相互信任与自由选择的基础上。当一个人不满意的时候，他有修改自己效忠对象的权力和能力。而在专制社会中，这种忠诚则更多是基于权威及暴力。当钱一旦归国，他的忠诚便无法更改了。无论他再有什么想法，他也只能是一个＂坚定的爱国者＂了！

当我读到人们对他截然相反的评论时，我既看到他对中国航天技术所做出的贡献，也看到那亩产万斤粮的豆腐干文章。我看到的不是豪情万丈的英雄，也不是唯唯诺诺的小人， 而是更像一出身不由己的悲剧。这既是美国的悲剧，中国的悲剧，也是钱氏自己的悲剧，只是不知钱老意识到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