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逝去的故乡--《满洲遗产》

这是一本特别的回忆录。书的作者，一个在大连出生、长大的日本人，从自己及家人的视角，记述了二战结束前后的那几年在大连以及遣返日本后的生活故事。在日文出版物中，日本大连人的回忆录是很多的。但在中文和英文出版物中，类似的却几乎没有。在中国的历史研究中，这个城市那段独特的历史也是个非正式的禁区。这本书就是仓本和子的《满洲遗产：一个日本殖民者的回忆录》(Manchurian Legacy: Memoirs of a Japanese Colonist)。

今天，满洲这个词，不论在东西方都已经淡出人们的记忆与视野。而她当年的首席城市大连，也已经沦落为中国版图上若干并不太起眼的大城市之一。如果不是因为某前任市长卷入了重大政治事件，它难得在新闻头版上被提起、与东南沿海的那些明星城市争辉。但在上个世纪的整整四十年里，作为日本苦心经营的“关东州”，它却是一个不时牵动新闻记者媒体视线的地方，是当时中国版图上最为现代化的城市。如果不考虑港澳，她也是唯一的民国政府一天也没有统治过的中国大城市。

故事开始于1944年的大连。这时距日本战败和作者个人命运的巨变只有一年。当时，除了中国战区外，日本在其他各战场上都是节节败退，国内和殖民地的日常生活供应也吃紧，但是“爱国主义”宣传却是一浪高过一浪。在这种宣传的鼓动下，尽管家人一致反对，刚从女子学院毕业的和子报名参加了致力于战地救护的红十字医疗队，在红十字医院接受培训。但几个月后，她被诊断出患早期肺结核，只能离开了那里。在大连的姨妈家修养了一段时间后，她前往关东州边境上的小镇普兰店，与刚被任命为民政署长（镇长）的父亲以及家人生活在一起。

是在这个小镇上，她度过了几个月的宁静生活，但八月十五日日本的战败、投降打破了这种宁静。在几天惶惶不安的等待之后，苏军坦克终于出现在镇上，解除了警察署的武装，抗日游击队也接踵而至。当晚，在游击队的煽动下，一些人开始袭击日本人住家，并杀死了一群路过的日本学生。但由于有当地中国人报信，大多当地的日本人及时躲进了山里，得以逃生，但是所有财物被洗劫一空，住房也被拆得只剩几面墙。经过与游击队的谈判，第二天，他们从山里走出，被派来的货运火车接到了大连市内，成为战后到达这里的第一批日本难民。

八月底的大连，日本殖民者的统治结束了，取而代之的是军纪涣散的苏联“解放者”。在最初的一个多月里，“解放者”们在光天化日下的抢劫、强奸行为是家常便饭，年轻姑娘们只能躲藏起来，或把头发剪剃成男人的样子。此外，还有中日混杂居住地区武装团伙的流血冲突。尽管身无分文，但由于几代久居大连，和子一家有舅舅、姨妈家可以投奔。而其他人，尤其是那些从北满逃来的几十万日本难民，却只能挤在临时避难所，或者露宿街头。往昔繁华、整洁的现代化都市，很快变成乞丐、垃圾遍地。直到几个月后，随着大量苏军宪兵的进驻和由胶东八路军改编成的警察力量的建立，社会上的混乱情况才得以扭转。尽管如此，与北面的沈阳、哈尔滨相比，这里已经是天堂了。

紧接而来的是饥饿和寒冬。由于即将展开的国共内战，苏军占领下的大连被封锁成孤岛。占领区以北的南满地区，开始了血腥的土改，并很快成为双方拉锯的战场，饥荒蔓延。内地以及北满的粮食、生产原材料无法运入，苏军又将大量工厂设备拆走。于是港口停摆，工厂停工，近百万的中日市民、工人断绝了生计。高粱米成了几乎所有中国人、日本人的主食，还有很多人到了连高粱米都吃不到的地步。人们只能靠变卖东西来维持生存，和子一家则靠卖舅妈积存的漂亮和服给俄国士兵来换取食物。和很多本地日本人一样，和子与哥哥在浪速町的大百货店几久屋租下柜台，替亲戚朋友代卖和服、珠宝，父亲和舅舅在那里的地下室摆了个小食摊。那些外地逃来的难民们，则只能在街头摆小摊，甚至冻死街头。曾经为情侣们流连的中央公园山麓，在那个冬天就成为埋尸场和野狗出没之处。有些走投无路的难民，留下绝命诗，自缢于林间。

为了取暖，点不起煤气，他们只好烧家具、砍自家院子里的树木。闻声而来的巡逻队告知，所有日本人的财产现在都是公家财产了。在遣返之前，他们可以接着住在这里，但树却不可以再砍了。在错愕中，他们第一次领教了共产的滋味，还要感谢新政府允许他们住在自己的房子里。

在这等候遣返的一年多里，通过代卖生意，她和更多的中国人有了较深的接触，他们有的温文尔雅，有的则粗暴无礼。同时，她也得知了昔日同学的消息。为了生存，有的和她一样在百货店练摊卖珠宝，有的到南满根据地民主联军的战地医院里当护士，还有的嫁给了本地的中国人。

1947年二月，她终于和家人一起终于登上了遣返船，离开故乡，“回到”了那个她从未到过的陌生的祖国。所允许带走的的，只是每人一千日元（四十美金）和一件行李。

“回到”了日本，她却发现祖国并不欢迎他们，父亲老家的亲戚们冷眼相对，对他们的通用称呼是“遗返者”。丧失了所有的财产，上大学是不可能了。好在她有英语底子，在美军基地找到了翻译的职位。但是，这些在满洲相对开放的环境中长大的年轻女性，在举止、服装、习惯，甚至语言上都与日本本土的保守传统格格不入。她感到了迷失，对这个被教育要誓死效忠的祖国、社会没有一点归属感，甚至一度试图自杀。最终，她嫁给了一个在美军基地工作的美国工程师，远走美国。但是，就像许多在那个城市出生、长大的日本人一样，故乡始终魂牵梦绕，不能忘却。于是，在七十多岁的时候，和子将在大洋彼岸的那一段历程记录了下来，就是这本《满洲遗产》。

这本回忆录，不仅仅是一个日本殖民者的个人回忆，它也为我提供了一个了解自己家乡历史的独特窗口。它的珍贵之处就在于作者用最平实的语言讲述了在那动荡年代一个普通人的普通故事，钩画了日本殖民者与当地中国人间的复杂关系，以及作者对当年殖民地生活的反思。

1905年，正在崛起的日本，通过日俄战争从沙俄手里夺得了关东租借地（普兰店和貔子窝一线以南的辽东半岛）和南满铁路南段的建设、管理权，并给沙俄的达里尼市取了一个中式名字，“大连”。在那之后不久，和子的外祖父就携带家小，作为统治大连的日本警察力量的一员，来到了还只是个大建筑工地的大连扎根落户。她的母亲当时只有一两岁，她的父亲则是在六七时随父母从日本大分县老家移民大连，后来成为当地政府的中层官员。舅姨辈们和她一样都是土生土长的大连人，和这个殖民地城市一起成长。他们有的是当地政府官员，有的为满铁工作，还有的自己经商。和子自己1927年出生于大连。在她的心目中，这里就是日本，而不是日本的延伸。

大连的崛起，得益于一战前后的大豆贸易、南满铁路和大连港的建设，以及日本殖民当局的总体规划、设计。凭借大豆贸易的丰厚利润，以及自华北跨海而来的大量劳工，满铁接手沙俄留下的刚启步的摊子，将这里从十九世纪末的两个小渔村发展为一个近百万人口的现代化城市。城市中无数的圆形广场由辐射状的林萌道相连接，中心区新古典主义的欧式建筑星罗棋布，巿政基础设施完善，俨然成为当时日本帝国皇冠上的明珠。早在二十年代末，现代工业的基础已奠定。三十年代后，由于满洲国的建设高潮，这里又成为物质进口的主要通道和重工业基地。至日本投降时，这里已经是各种工业体系齐备。这个城市的四十年发展，充分体现了近代日本人学习西方先进文化、技术的卓越模仿力。

这个城市既是日本的，也是中国的。当沙俄开埠后，大批内地劳工就被建港工作吸引而来。后来日本殖民者几十年的大规模城市建设和兴盛的港口，更是将大批劳工从战乱频仍的山东、直隶源源不断地吸引过来，中国实业家也到这里投资开油坊、工厂。与“九一八”后的北满不同，大规模的中国人和日本人移民是同时进入这个地区的，基本不存在那种在土地上的冲突。作为殖民者，日本行政当局、企业以及普通日本人，对于中国人的态度是充满矛盾的。一方面承认中日两族的文化、历史渊源，强调日满亲和，对于于中国人（满洲人）要平等相待，用高工资吸引中国劳工；另一方面，在工资及社会资源的分配上，却又实行明显的民族歧视政策和显性隐性的种族隔离政策。在这里，日本人（包括台湾人、朝鲜人）是一等公民，有长期居留权的普通中国人是二等公民，而只有临时居留许可的码头苦力则处于底层。由于经济地位的明显差异，普通日本人对中国人往往有很强的民族优越感。和子提到，在1945年之前，她从没见过从事体力工作的日本人，尽管在大连的工厂里，确实有大量的日本工人。

和子的父亲能说一口流利的中文官话和大连方言，在与中国人的交往中从不颐指气使，赢得了他们的尊重。他也不断叮嘱儿女，在与中国人交往中，要表现尊重、要大方。尽管他对正在进行的战争持保留态度，但他在家人面前也只是偶尔表露，而对天皇、国家则无比忠诚。和子被中国人救过性命，也受父母不时提醒，但潜意识里还始终是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她受官方教育，真诚地相信“大东亚共荣”、“抗击西方殖民者”，完全没意识到与中国人间那种压迫者与被压迫者的关系，以及宪兵队对反日情绪、活动的严酷镇压。当好友邦彦（后来的日共和工运领袖）在告别信中指出，满洲国不过是个用于压迫中国人的傀儡政权，正在进行的战争是罪恶的，她感到震惊，无法接受。对于表哥透露出的同样观点，她也不以为然。在普兰店，她和裁缝阿姨及其儿子连川成了好朋友。当她为示友好而唱起《满洲国国歌》时，连川的脸色骤变，她的中国女友梅敏气愤地对她说：“你真蠢！”。

这种关系，只有压迫者的地位彻底丧失后，她才真正体会到。在普兰店，在游击队的枪口下，昔日骄傲的日本人，头一次低下了头，被迫向一面升起的红旗三呼万岁。在撤往大连的敞篷火车上，对路边不断扔来的石块无能为力。大连原来那些中国苦力专用的黄色电车消失了，所有乘客都一样要拥挤在同一空间了。北满逃来的几十万难民在大连街头成为乞丐。对于这一切变化，她本能地抵触，但同时又天真地想，既然日本的统治已经成为过去，以后要平等生活在这片土地上。但是，中国通林教授告诉她，所有的日本人都将被遣返。尽管她永远远离了故乡，但对于她对它的热爱和对当地中国人的复杂感情，却是久久不能释怀的。当同学明子提到普兰店的中国人杀了那些学生时，她强烈抗议，“那不是当地人干的！”

在战争的大潮中，个人所能释放的善意是如此的渺小。在极端民族主义的裹胁下，即使如和子父亲那样的谦和之人，对于圣战、对于天皇也是忠心不二的，没有将战争与罪恶联系起来。早期的成功使军国主义者们、以至整个民族忘乎所以，侵略、扩张的步伐无法停下，与美国开战，最终导致了彻底失败，几十年的扩张成果也全部丧失。尘埃落定，战争的后果不仅仅是由军人承担，最终是要落到每个平民、家庭的身上。在日本国内，是不停的轰炸和广岛、长崎的原爆。对于在大连出生、长大的那些日本人，则是放弃了几代人的财产，一无所有地回到了一个并不欢迎的祖国，和信仰的破灭。这是日本人通过战争学来的深刻一课，也是那些轻言毁灭、战争，经常为慷慨激昂的民族主义口号所激动的人们所应汲取的。

感恩节、五月花与天路客

每年的感恩节前后，在华人圈子里，都会听到人们将五月花号上的乘客称为“清教徒”。在英文中，这个词是Puritans，而每个在美国受过基础教育的小孩子都知道，五月花上的是Pilgrims，中文为“天路客”，没有人会用Puritans这个称呼。翻了一下中文资料，两者的混淆由来已久。为了说明两者之间的联系与差别，特意根据英文史料整理出一个简要介绍。


感恩节、五月花与天路客

在新英格兰东南部的一个小港湾里，有一块灰黑色的巨石静静地躺在海边，远处停泊着一艘复制的古帆船。这就是普利茅斯之石和五月花号，它们记述了四百年前第一个感恩节的故事和一个新民族的诞生。

谈起感恩节，就必须先提到十五、六世纪的两大历史事件：新大陆的发现和欧洲的宗教改革运动。尽管自1492年起欧洲人就开始移民美洲，但在最初的一百多年里，殖民者的目标无外乎两点：敬虔的基督徒要向土著印第安人宣教，世俗的冒险家则寻求扩展帝国、发财致富。即使是在1607年建立的第一个英国殖民地詹姆斯城，也没有超越这两点。但是，1620年普利茅斯殖民地的建立，却标志着一个转折点，翻开了历史上新的一章，孕育了一个崭新民族的内核。

1517年，马丁•路德将《九十五条论纲》钉在了威登堡教堂的大门上，重申了长期被教廷所忽视的几大基要信条，即因信称义、唯独圣经、唯独恩典，从而引发了席卷整个欧陆的改教运动，以及慈运里、加尔文等改教先驱的兴起。在英国，经过几十年的反复，通过了改教的1563“伊丽莎白决议案”。但是，这个折中的决议案，根本不能满足加尔文主义者彻底改教、彻底洁净英国教会的呼声，而这批热情的改教者就被称为“清教徒”(Puritans)。

清教徒渴望看到有热心、属灵又会讲道的牧师，迫切希望教会把“天主教的旧酵”扫除干净，并积极推动教会由主教制向长老制转变。但是，他们的观点在当时的伊丽莎白女王眼里被视为极端、激进，其领袖人物受逼迫，过着流浪的日子，平信徒也受到逼迫。面对令人沮丧的现实，清教徒分裂为两派。传统意义上的清教徒(Puritans)虽然反对主教制及许多仪式、条文，但绝不脱离英国教会，更愿意按日内瓦教会的模式，从内部改革、塑造它。而激进派认为，从内部改革英国教会，是一项绝望无味的事工。因此，他们决定脱离英国教会，被称为“分离派”(Separatists)。在行政制度方面，分离派强调每一个教会都是独立自主的，因此又称为“公理派”(Congregationalists)。

1609年，诺丁安郡斯克鲁比村的分离派会众决定前往宗教宽容的荷兰，在莱登定居。莱登十年，会众操各类手工匠业为生，尽管生活基本安逸，但也担心后代会逐渐被道德放荡的荷兰社会所同化，同时也感到自己对当地的福音工作不会有很大贡献。于是他们将眼光投向了新大陆。在和不同的殖民投资公司洽谈后，他们与伦敦公司签约得到资助，并获得英王特许，在哈德逊河口建立一块新殖民地。

1620年七月，莱登的分离派信徒从荷兰乘Speedwell号帆船出发，到英国的南安普顿会合五月花号(Mayflower)和其他殖民者，一同前往美洲。旅程并不顺利，启航没多久，Speedwell号就漏水。经两次耽搁后，在普利茅斯港，共一百零二名乘客被挑选、集中到五月花号上，于新历九月十六日开始了横渡大西洋的旅程。在一百零二人中，只有一半来自莱登，其中有二十八位是成年会众。

拥挤在狭小的舱室中，他们在大西洋的惊涛骇浪中挣扎了了六十五天，在十一月十九日，终于望见了陆地，这就是鳕鱼角。全体乘客在教会长老布鲁斯特的带领下以《诗篇》第一百篇作为他们的感恩祷告。他们接着向原定目的地前行，却为海流和浅滩所阻。加上严冬已至、食物缺乏，他们只能掉头，停泊在鳕鱼角的北端。在这里，他们面对着来到新大陆的第一个危机：由于到达地在原来的特许和合同规定范围之外，于是某些乘客认为他们一旦上岸就可以各行其事，更不必履行对投资者的义务。为了解决这一危机，船上所有的乘客聚集在一起，由其中的四十一位成年男性签署了著名的《五月花号公约》。这个公约强调，为了全体殖民者的生存和相互间的良好秩序，签署者在上帝面前立约，成立一个公民自治体，颁布、设立符合全体殖民者共同利益的公正平等的法律、政令、职位，并承诺对其遵守、服从。尽管这个简短的公约本意只是作为新的英王特许颁布前的一个临时宪章，但是它的内容和签署方式却包含了近现代民主政体的最核心内容，为后来北美各殖民地所效仿。它和殖民者的宗教信仰一起，从属灵、属世两方面，孕育了一个不同以往的新的民族，即美利坚民族。

鳕鱼角上土地瘠薄、缺乏淡水，不宜定居，于是他们接着内陆探索，最终于十二月底在雨雪交加中选定了西南方向的一个港湾，在一片废弃的土著印第安人村落原址上开始建设他们的永久定居地，将其命名为“普利茅斯”，这既是他们启航地的名字，也是以前探险者给这一地区所起的名字（新普利茅斯）。据传说那块普利茅斯之石就是他们登陆之处。到了这时，由于船上几个月拥挤的环境和不良营养，几乎所有人都得了传染性疾病或者坏血病。但是凡有体力的，都还是马上投入了定居点的建设。到了三月份，当严冬即将过去之时，在疾病和饥饿的压迫下，只有不到一半的殖民者存活下来，船员也死去了一半。就在这时，一位土著印第安人萨摩塞特出现了。他带来了斯匡脱和酋长麻萨索伊。殖民者与麻萨索伊的旺帕纳格部落签定了和平条约，结为盟友，并获得了一万两千英亩土地用于种植园。斯匡脱则留下来向殖民者传耕种、渔猎的知识。

1621年十月，经过大半年的辛勤耕耘、渔猎，他们终于迎来了在新大陆的第一个大丰收。五十三个幸存的殖民者以及麻萨索伊带来的九十多个印第安客人一起欢庆丰收，并向神献上感谢。这就是今天感恩节的历史源头。

普利茅斯殖民地的历史学家、第三任总督布莱福德，在回顾往昔时，借用《希伯莱书》十一章13-16节的经文来描述他们这群移民先驱：“于是他们离开了那个生活了近十二年的舒适、美丽的城市。因为知道自己是天路客(Pilgrims)，他们并不将目光停留在这些事情，而是举目望向天家，那最亲爱的国度。”于是在后日的英语传统中，人们将这群先行者称为“天路客”(Pilgrims)，而不是“清教徒”(Puritans)，尤其区别于十年后浩浩荡荡开入、在波士顿建立了麻萨诸塞湾殖民地的那批清教徒(共十七艘船一千多人)。前者出身卑微，职业是大多印刷、纺织等各类手工匠人，五月花号上甚至没有专职的神职人员。但他们意志坚定、待人谦卑、信仰虔诚，对内实行民主，对外与土著人友好相处。而后者则多为富商、律师等成功人士，并带来完备的神职人员，他们的目标是建立一座“山巅上的城市”(City on The Hill，见马太福音五:14)，以成为世界效仿的榜样。两者都是十六世纪改教、纯净运动的儿女，都对这个新民族的形成、这个新国家的建立起了深远的影响，但两者的历史遗产却是有显著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