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恩节、五月花与天路客

每年的感恩节前后，在华人圈子里，都会听到人们将五月花号上的乘客称为“清教徒”。在英文中，这个词是Puritans，而每个在美国受过基础教育的小孩子都知道，五月花上的是Pilgrims，中文为“天路客”，没有人会用Puritans这个称呼。翻了一下中文资料，两者的混淆由来已久。为了说明两者之间的联系与差别，特意根据英文史料整理出一个简要介绍。


感恩节、五月花与天路客

在新英格兰东南部的一个小港湾里，有一块灰黑色的巨石静静地躺在海边，远处停泊着一艘复制的古帆船。这就是普利茅斯之石和五月花号，它们记述了四百年前第一个感恩节的故事和一个新民族的诞生。

谈起感恩节，就必须先提到十五、六世纪的两大历史事件：新大陆的发现和欧洲的宗教改革运动。尽管自1492年起欧洲人就开始移民美洲，但在最初的一百多年里，殖民者的目标无外乎两点：敬虔的基督徒要向土著印第安人宣教，世俗的冒险家则寻求扩展帝国、发财致富。即使是在1607年建立的第一个英国殖民地詹姆斯城，也没有超越这两点。但是，1620年普利茅斯殖民地的建立，却标志着一个转折点，翻开了历史上新的一章，孕育了一个崭新民族的内核。

1517年，马丁•路德将《九十五条论纲》钉在了威登堡教堂的大门上，重申了长期被教廷所忽视的几大基要信条，即因信称义、唯独圣经、唯独恩典，从而引发了席卷整个欧陆的改教运动，以及慈运里、加尔文等改教先驱的兴起。在英国，经过几十年的反复，通过了改教的1563“伊丽莎白决议案”。但是，这个折中的决议案，根本不能满足加尔文主义者彻底改教、彻底洁净英国教会的呼声，而这批热情的改教者就被称为“清教徒”(Puritans)。

清教徒渴望看到有热心、属灵又会讲道的牧师，迫切希望教会把“天主教的旧酵”扫除干净，并积极推动教会由主教制向长老制转变。但是，他们的观点在当时的伊丽莎白女王眼里被视为极端、激进，其领袖人物受逼迫，过着流浪的日子，平信徒也受到逼迫。面对令人沮丧的现实，清教徒分裂为两派。传统意义上的清教徒(Puritans)虽然反对主教制及许多仪式、条文，但绝不脱离英国教会，更愿意按日内瓦教会的模式，从内部改革、塑造它。而激进派认为，从内部改革英国教会，是一项绝望无味的事工。因此，他们决定脱离英国教会，被称为“分离派”(Separatists)。在行政制度方面，分离派强调每一个教会都是独立自主的，因此又称为“公理派”(Congregationalists)。

1609年，诺丁安郡斯克鲁比村的分离派会众决定前往宗教宽容的荷兰，在莱登定居。莱登十年，会众操各类手工匠业为生，尽管生活基本安逸，但也担心后代会逐渐被道德放荡的荷兰社会所同化，同时也感到自己对当地的福音工作不会有很大贡献。于是他们将眼光投向了新大陆。在和不同的殖民投资公司洽谈后，他们与伦敦公司签约得到资助，并获得英王特许，在哈德逊河口建立一块新殖民地。

1620年七月，莱登的分离派信徒从荷兰乘Speedwell号帆船出发，到英国的南安普顿会合五月花号(Mayflower)和其他殖民者，一同前往美洲。旅程并不顺利，启航没多久，Speedwell号就漏水。经两次耽搁后，在普利茅斯港，共一百零二名乘客被挑选、集中到五月花号上，于新历九月十六日开始了横渡大西洋的旅程。在一百零二人中，只有一半来自莱登，其中有二十八位是成年会众。

拥挤在狭小的舱室中，他们在大西洋的惊涛骇浪中挣扎了了六十五天，在十一月十九日，终于望见了陆地，这就是鳕鱼角。全体乘客在教会长老布鲁斯特的带领下以《诗篇》第一百篇作为他们的感恩祷告。他们接着向原定目的地前行，却为海流和浅滩所阻。加上严冬已至、食物缺乏，他们只能掉头，停泊在鳕鱼角的北端。在这里，他们面对着来到新大陆的第一个危机：由于到达地在原来的特许和合同规定范围之外，于是某些乘客认为他们一旦上岸就可以各行其事，更不必履行对投资者的义务。为了解决这一危机，船上所有的乘客聚集在一起，由其中的四十一位成年男性签署了著名的《五月花号公约》。这个公约强调，为了全体殖民者的生存和相互间的良好秩序，签署者在上帝面前立约，成立一个公民自治体，颁布、设立符合全体殖民者共同利益的公正平等的法律、政令、职位，并承诺对其遵守、服从。尽管这个简短的公约本意只是作为新的英王特许颁布前的一个临时宪章，但是它的内容和签署方式却包含了近现代民主政体的最核心内容，为后来北美各殖民地所效仿。它和殖民者的宗教信仰一起，从属灵、属世两方面，孕育了一个不同以往的新的民族，即美利坚民族。

鳕鱼角上土地瘠薄、缺乏淡水，不宜定居，于是他们接着内陆探索，最终于十二月底在雨雪交加中选定了西南方向的一个港湾，在一片废弃的土著印第安人村落原址上开始建设他们的永久定居地，将其命名为“普利茅斯”，这既是他们启航地的名字，也是以前探险者给这一地区所起的名字（新普利茅斯）。据传说那块普利茅斯之石就是他们登陆之处。到了这时，由于船上几个月拥挤的环境和不良营养，几乎所有人都得了传染性疾病或者坏血病。但是凡有体力的，都还是马上投入了定居点的建设。到了三月份，当严冬即将过去之时，在疾病和饥饿的压迫下，只有不到一半的殖民者存活下来，船员也死去了一半。就在这时，一位土著印第安人萨摩塞特出现了。他带来了斯匡脱和酋长麻萨索伊。殖民者与麻萨索伊的旺帕纳格部落签定了和平条约，结为盟友，并获得了一万两千英亩土地用于种植园。斯匡脱则留下来向殖民者传耕种、渔猎的知识。

1621年十月，经过大半年的辛勤耕耘、渔猎，他们终于迎来了在新大陆的第一个大丰收。五十三个幸存的殖民者以及麻萨索伊带来的九十多个印第安客人一起欢庆丰收，并向神献上感谢。这就是今天感恩节的历史源头。

普利茅斯殖民地的历史学家、第三任总督布莱福德，在回顾往昔时，借用《希伯莱书》十一章13-16节的经文来描述他们这群移民先驱：“于是他们离开了那个生活了近十二年的舒适、美丽的城市。因为知道自己是天路客(Pilgrims)，他们并不将目光停留在这些事情，而是举目望向天家，那最亲爱的国度。”于是在后日的英语传统中，人们将这群先行者称为“天路客”(Pilgrims)，而不是“清教徒”(Puritans)，尤其区别于十年后浩浩荡荡开入、在波士顿建立了麻萨诸塞湾殖民地的那批清教徒(共十七艘船一千多人)。前者出身卑微，职业是大多印刷、纺织等各类手工匠人，五月花号上甚至没有专职的神职人员。但他们意志坚定、待人谦卑、信仰虔诚，对内实行民主，对外与土著人友好相处。而后者则多为富商、律师等成功人士，并带来完备的神职人员，他们的目标是建立一座“山巅上的城市”(City on The Hill，见马太福音五:14)，以成为世界效仿的榜样。两者都是十六世纪改教、纯净运动的儿女，都对这个新民族的形成、这个新国家的建立起了深远的影响，但两者的历史遗产却是有显著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