奔跑，是一种享受

奔跑，是一种享受

下午两点钟，开上89号公路，我踏上了回家的路。望着远方暑气笼罩下蓝色的群山，情绪有点激动。今天我终于完成了第一次正式的全程马拉松， Vermont City Marathon。

这个第一次，既可以说跑的很不好，也可以说很好。说很不好，是因为成绩比以前所谓“艰难”的非正式全程跑还慢七分钟，只有3小时38分 ，没有实现首马BQ（获得波马资格）的初衷。说很好，是因为在这高温的情况下，我的完赛时间扎扎实实落在Preferred Corral（Bib 500以内，报名成绩3:20以内）的正中间，第250名。

对于长跑，我并不是新手，在中学、大学时就参加过五千、一万米的比赛。那时候，竞赛人材都是跑中短跑的。长跑基本是留给傻子们，都是自己瞎跑，没有教练指点。这些年来，跑步并没有完全间断，每周会跑一到三次。但是每次的距离都不长，在体育馆或操场上跑两、三迈而已，连鞋也不讲究。跑多了，脚或膝盖就不舒服了。

让我开始真正考虑长距离路跑的，是因为儿子。儿子上高中后，在课外体育上面临两个选择：网球或者越野跑。两项他都不错，教练都喜欢他。但是我为了省钱，尽力鼓动他选择跑步，他也做出了这个选择。我没有意识到的是，他这样一发而不可收，成绩不断蹿升，居然成了校队的主力和队长。跑步对他的正面影响是不可低估的，锻炼了他的坚韧、团队精神。同时他的训练情况也让我重新思考过去对长跑的认识。他们每天的训练距离在六迈左右，以前这在我看来，已经属于极限了。两年前的夏天，他们队友集体去Vermont乡下露营、训练。他提到，有别人的父亲和他们一起跑半马。我的反应是，那我应该也没问题。没两天，他又将Berkshire越野训练营伙伴送的新跑鞋转送给我。就这样，我踏上了马拉松的征途。

刚开始，我只是强身健体和控制体重，主要是在塑胶跑道上跑。在能轻松完成四迈后，将距离提升到六迈。惊喜地发现，一万米的距离并没有记忆里的那么痛苦。潘澜对我说，你在操场上转圈多烦，为啥不到街上转转，去看美丽的风景呢？加上学校操场总有比赛，于是我转战到小区的街道上。只是白天不是上班，就是割草、收树叶，跑步都只能是半夜，还是看不到风景。在小区里每次四至六迈的距离大概跑了两个月，开始跑出去，向八迈挺进。这几个月里，并不是没有伤痛。但是，通过选择合适的跑鞋，注意、调整跑姿，结合适当休息，这些都被克服了。值得一提的是，原来因滑雪受伤一直未愈 的左膝，随着跑量的增加，疼痛却逐渐稀少。也许是因为周围肌肉增强的缘故。当然，跑步另一个众所周知的效应，就是体重的下降。随着运动量的增加，整个身体被动员起来，多余的脂肪消失了，体重下降近二十磅， BMI从上限落至中值 。

在感恩节前几天，在微雪中终于完成了第一次十迈的路跑。于是，我开始认真考虑参加比赛了，选择是二月份的Hyannis半马。但是，那个冬天并不容易。

从一月开始，连续两个月，创纪录的大雪覆盖了新英格兰的南部，宽阔的小区街道被缩为窄窄的一条，没办法正常室外训练，只能转为室内。情绪已经酝酿好了，到了比赛前一天却接到通知：因街道上雪堆太高，无法保证安全，今年的比赛取消。沮丧实在是难以形容。转念一想，看看别的地方怎么样。这就找到了三周后的 New Bedford 半马。

作为我的第一个半马，New Bedford 的参赛者、地形和观众都是很理想的。跑的过程没有什么好谈的，我只是按着感觉跑，最后1:35’:51” 完成，总算是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成绩了。

完成了半马，面临的选择就是是否要向全马挺进。当时有点冲动，想直接报名5、6月间新英格兰的全马赛事。但是潘澜弟兄及时提醒我：全马需要相应的、充分的准备。考虑再三，我决定暂时停留在半马的程度。现在回想起来，这个决定是正确的。当时如果仓促上阵，不论天气、地形如何，结果都会很惨。成绩是一回事，但肯定会受伤。

在New Bedford半马前不久，我才意识到查尔斯河边是一个绝佳的跑步之处，而办公楼里又有淋浴。于是，我开始了一年的河边漫步。

几年前，我写过一篇小文《在路上》，回顾人生的一段经历。如今，这是另一种“在路上”了。人过中年，要烦心的事情太多。与在沙发上、书桌边的沉思默想相比，跑在河边的小路上，呼吸着新鲜空气，既可以把一身重担放下，什么也不想，也可以让思绪漫游、天马行空。当体力、速度达到一定水准后，这长距离的奔跑不再是痛苦的煎熬，而成为一种愉快的享受。以前听儿子说，在小雨中跑步是一种享受，并送我一件防雨跑步夹克。当时我还将信将疑，等到自己真需要在在雨中跑了，才发现此言甚是。

就这样，跑过了春夏秋冬，赏遍了河边变幻的色彩。其间，我参加了几次半马，成绩有一定的提高，也积攒了不少经验。但是因为时间限制，半马以上距离的训练却始终很少，只有两次达到16迈。潘澜和立新又来鼓动我，“你跑那么多半马，却不跑全马，不有点奇怪吗？”也就是在这时候，一年一度的波马狂欢又悄然来到。我向立新打听赛前模拟跑的情况，混入了犇群的队伍。

犇群是个大家庭，有跑马的前辈、高手，也有初踏赛道的菜鸟。高手提供经验之谈，菜鸟们则互相鼓噪加油。就这样，波马21迈模拟跑、全程模拟跑，我对自己的能力有了个底，并特意跑了几个20迈的长距离训练。于是，我站到了佛蒙特城市马拉松的起跑线前。

尽管真正的准备只有一个月多一点，但赛前的状态很好。揪心的是，比赛前一周得知，这里可能要反常地高温。这一周里，预报温度从70度左向80度逐天慢慢攀升，到了赛前的周六，居然已预报88度了。但既然比赛还照常进行，只能义无反顾了。

起跑时73度，尽管头顶烈日，但有微风，倒也不觉得怎样，一直到第一个大坡，在闹市中9迈左右爬过第一个大坡，速度基本保持在计划内。这时候大概已经有80度左右。到半程时，穿过居民区和公园，开始感到闷热，但配速还算正常。在15-16迈的那个大坡，按照计划，稍微减速，也冲了过去，BQ似乎依然有望，头上刚买的汗带也起了作用。但是，再往下跑，却是最痛苦的一段了。风基本没了，太阳却越来越毒，一点云也没有，水站的警告牌，不知什么时候也变成了红色的“高风险”了。恨不得见到凉水就钻进去。在这时，不知不觉犯了一个错误：往身上浇水降温时，将鞋灌满了水。于是两脚沉重，一只鞋垫还挤到了脚心。更关键的是，感到透不过气了。在20迈时，我知道速度无法保持了，目标改为不中暑，不被抬下场。配速开始下降，23迈时降至10分左右。尽管痛苦，却不能停下来整理一下。因为这时一旦弯下腰，就很久可能站不起来了。到了25迈前后，因为开始有点云彩和荫凉，速度才略有回升。

咬牙一瘸一拐地到了终点，还能站得住。天也开始阴了，但还有88度，而且闷热。二十分钟后，比赛就叫停了，我荣幸地成为完赛的933人中一员。

赛前早上吃饭时，有位跑超马的老者说，“你今天的目标不是争波马资格，而是完赛。只要完赛，就是个人纪录了。”她又呲牙一笑，“否则看到你倒在路上，我们不会理你的。”感谢她的衷告，不知道她是否也在时限内完成了这一艰难的比赛。在回家的路上，我想起了Eric Liddell的名言：“In the dust of defeat as well as the laurels of victory there is a glory to be found if one has done his best.”（”不论是在跌落在失败的尘土中，还是头戴胜利的桂冠，只要尽力而为，你必将得到那一份荣光。”)

你往何处去？ —写在11.13巴黎恐怖袭击后

十一月十三日，周五的傍晚，是人们该轻松一下的时刻。手机上却不断闪出滚动新闻：巴黎的多处同时遭到恐怖份子袭击！音乐厅、咖啡馆、餐馆、足球场，浪漫之都的夜晚，顷刻淹没在血光之中。不久，恐怖组织伊斯兰国（ISIS）声明袭击为其所为。

从十多年前的“911”，伦敦地铁爆炸案，三年前的马拉松爆炸案，到如今的巴黎被袭，西方社会引以为傲的开放、宽容与自由，不断受到伊斯兰极端份子的挑战、蚕食。尽管土耳其、黎巴嫩、伊拉克最近也都发生了类似的恐怖袭击事件，但这欧洲的心脏地带的爆炸声，却是真正再次触动了人们的神经。在大洋的此岸，不论是网上普通人的反应，还是广播、电视上政客的声明、公共安全专家的评论，我们总是从中能读到两个字：恐惧。人们在问：这世界还安全吗？我的家人、孩子会不会受到恐怖份子的伤害？在这一片询问的嘈杂声中，我似乎听到了一个声音：“你往何处去？”

“你往何处去？”（Quo Vadis）是波兰作家显克维支（Henryk Adam Aleksander Pius Sienkiewicz，1846－1916）的名著，讲述的是古罗马暴君尼禄王时代，基督徒被逼迫的故事。书名来自于次经《彼得行传》的一段记述：在罗马城大火后，为逃避尼禄对基督徒的大逼迫，使徒彼得逃离罗马城。在城外的阿皮亚大道上，他碰上了背着十字架迎面而行的耶稣基督。彼得问，“主啊，你往何处去？”（拉丁语：Domine, quo vadis）基督回答道，“我要去罗马再上十字架。”听得此言，彼得想起自己三次不认主和临危逃跑经历，幡然醒悟：他险些再一次犯了同样的错误。这时，他不再有恐惧，回转身再入罗马，在十字架上为主殉道。

在彼得惶惶逃出罗马之时，他的心里充满了什么？也许是疲惫，也许是恐惧，还有对身后众的挂念。他为传播耶稣基督的福音，已经奔走了三十多年，从遥远的加利利，一直来到帝国的中心，经历了无数艰辛，领无数人归主。但是，在面临尼禄王的大逼迫时，面临十字架和竞技场中的猛兽，他依然有一时的软弱。在此时，彼得的问题，“你往何处去？”，既是主耶稣的，也是问自己的。与三十多年前不同的是，在阿皮亚大道上，信心和恩典使他战胜了恐惧。他不必再痛哭流涕了。

当年，在暴君的残酷逼迫下，彼得他们每个人面对的都是迫在眉睫的生与死、信靠与背弃的选择。他们的回答是果断决绝的。今日，我们依然面临同样的问题：该往何处去？只是这个问题如今却有着更多方面的含义。

我们是否该害怕，或者说，我们该怕什么？

在当今的世界，美欧世界无论在军事、经济，还是文化、制度上，都具有绝对的优势。 ISIS也知道，无论靠软、硬实力的较量，它都是无法取胜的。但是，散布恐怖却是不需要多少实力的。对于生活在西方的绝大多数人来说，亲身经历恐怖分子袭击，毕竟还是一件很小机率的事。可以说，我们死于交通事故的可能性要比这个高出一两个量级。即使算上"9.11"，在最近的十多年里，在美欧，死于恐怖袭击的人数远远少于其他非正常死亡人口。我们会因为车祸的可能性就寝食不安，或不敢出门、开车吗？当然不会。但是，巴黎的袭击，再加上加州圣伯纳蒂诺的枪击，却让美国的民众一时陷入了极度的恐慌，甚至达到了歇斯底里的程度。而这民众里，有很大的比例是我们基督徒。姑且不论信仰，作为本能的反应，恐惧是自然的。但是，如果让我们的心灵长久地为恐慌所胁持，我们是否还有信、望、爱，是否还能将自己的一切交托在那永生的主的手中？如果那样，恐怖份子真就是得胜了。实际上，主耶稣早就告诫我们，必将有这些灾难，"不要惊慌"（可：13:7）。

从另一角度看，这一系列事件所折射出的一个社会现象，却是真正值得每一个自认为基督徒的人所深思、忧心的。这就是，在富裕、安逸的西方社会，尤其是在欧洲，真正持守基督信仰的人在逐渐减少。即使在基督徒中，将安逸、财富远置于"信望爱"之上的，并不在少数。

在一个电视时评节目中，几位中国背景的嘉宾就巴黎恐袭事件侃侃而谈。他们对于基督教文化的积极作用赞誉有加，认为欧洲伊斯兰极端主义的肆虐的原因之一，在于基督教力量的式微和大量穆斯林移民的涌入。这论观点无疑有一定道理，但值得深思的是，几位嘉宾却都非基督徒，他们的兴趣不在于认罪悔改、接受基督耶稣，而仅在于基督教义的道德规范约束，以及所伴生的现代文明。实际上，这种态度恰恰是现代欧洲、西方世界的通病。

在整个中世纪和近代，欧洲都是基督信仰的堡垒。源源不断流出的生命活水，滋养了哲学、科学、艺术的发展，构筑了近现代的经济、政治、法律体系，催生了现代文明，现代大学的雏形，最早就是在围绕着巴黎的修道院产生的。但是，现在欧洲的基督徒还有多少呢？

因为丰衣足食、安全无虞，因为对理性的过度推崇，人们对于信仰的热情几近消失，在欧洲的很多国家里，基督教已经不是信仰，而只是一个传统。如果说信仰是一棵扎根于地的大树，那么传统则只是从树上砍下的枝子，不再有养分供应。刚砍下来的时候，也许会光鲜一时。但随着时光流逝，那上面的叶子必将干枯，也不会再开花结果。于是我们看到了欧洲的教堂空空如也。

今日欧洲所面临的困局，无疑有政治、经济、种族等诸多原因，但基督信仰的丧失、式微，却实在最根本的原因之一。试想，如果西欧社会依然秉承坚定的基督教信仰，有着无数热心于福音的基督徒，宣扬耶稣的大爱，再凭借其强大的文化、经济优势，移民必将为主流社会吸收、融合，伊斯兰极端主义也不会有多少滋生的土壤。

一千七百年前，当蛮族入侵将西罗马帝国陷入一片火海、血海之时，是罗马的宣教士将福音传给他们。尽管帝国灭亡了，基督教的影响却远远跨出了原来帝国的疆界。二百多年后，在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两大世界的碰撞中，正是这些皈依主耶稣名下的蛮族勇士（法兰克人），在铁锤查理（Charles Martel, 约680–741）带领下，在图尔之战中（Battle of Tours，732）以非凡的勇气和热血，挡住了哈里发军队前进的脚步，拯救了基督教世界。如今，对于伊斯兰极端分子的袭击，《查理周刊》给出的答案却是依然纵酒狂欢--漫画上，一个巴黎人满身枪眼，却依然举杯狂饮香槟。对于基督徒来说，可怕的不是异教的刀剑，或者恐怖分子的子弹、炸弹，而是信仰的丧失和随之而来的颓废。今日的铁锤查理在哪里？还有那引领罗马人归主、引领蛮族归主的宣教勇士又在哪里？

实在是巧合，巴黎受到袭击的那个周五之夜，也正是我们教会差传年会的开始。我们寻求的答案，就在车大光牧师[注一]的故事中－－"不要怕"，"以爱战胜恐惧"，将福音传到穆斯林当中去，这既包括中亚、中东、东南亚等地的穆斯林国家，也包括来到北美的穆斯林移民、难民。这铁锤查理和宣教勇士，是车牧师一家，也应是你我。

注一：波士顿郊区华人圣经教会2015年度的差传/社会关怀联合年会在11月11日至11月13日举行，主题为“普世宣教：以爱战胜恐怖”。特邀讲员车大光牧师携家人曾在中亚穆斯林国家宣教十年，各堂讲座的题目分别为：“末世宣教：不要怕”，“派去回教徒中的耶稣基督大大使”，“走进生命之河”。

道德与罪的困境 --读回忆录《山东集中营》

当现有的社会框架被突然打破，一群地位、背景各异的男男女女，突然被投入一个狭小、缺乏的，但依然有一定自由度的空间，他们之间会如何相处、共同生存？兰登·吉尔基（Langdon Brown Gilkey, 1919-2004）的回忆录《山东集中营--重压下的男男女女》（Shantung Compound - Story of Men and Women Under Pressure, NY: HarperCollins出版, 1966），讲述的就是这样一个故事。

1943年3月，太平洋战争已经进行了一年多。随着日本占领当局的一纸通知，年方二十四岁在燕京大学任教的吉尔基和他的美、英同事，以及其他散布华北各地的同盟国侨民，带着少量的随身行李，被集中在一起，押解到位于山东潍县的一座前美国长老会传教站。在那里，这一群男女老幼两千多人度过了两年多的拘留营生活。这就是著名的潍县集中营（Weihsien Internment Camp）。

既然是身陷战时敌国的集中营，生活必然是艰苦的。但是，与同时的欧亚各地德、日管理的其他战俘、平民集中营相比，这里的艰苦似乎又是那么的不值一提：虽然一样也是食物匮乏，但是远没到闹饥荒的地步；虽然被高墙、铁丝网、机枪和哨兵与外界隔绝，每天还有例行点名，但日本人对于集中营的日常生活基本不予干涉，更没有看守虐囚、强迫劳动之类的事情。日本当局将营内的管理，几乎完全交给被囚者自己推选的代表和委员会，于是营内开始形成一个特殊的自治小社会。他们所面对的挑战、危机，更多的是来源于自身的行为。在这里，年轻的吉尔基对于同营难友的行为做了细致的观察，陷入了关于罪与救赎的深刻思考，经历了信仰上的两次转变。

吉尔基出身于芝加哥的上层中产阶级家庭，父亲(Charles Whitney Gilkey)是自由派基督教神学家，母亲(Geraldine Gunsaulus Brown)则是著名女权主义者和基督教女青年联合会（YWCA）的领导人，本人则是哈佛名校(AB degree in Philosophy, magna cum laude, from Harvard, 1939)哲学专业毕业。在二战之前，和二十世纪初许多自由派知识分子一样，他颀赏基督教的伦理观点和道德标准，而对其核心信仰及神学思想却逐渐远离，更崇尚启蒙、知识、技术以及人的理性的力量，是自然主义、和平主义的鼓吹者，相信技术的进步和理性思维必将自然地带来一个日趋完美的世界。但是，希特勒的崛起、二战的爆发、战争与和平的悖论，让他对这一信念产生了怀疑。他拿起了久违的《圣经》，开始思考人的原罪问题，开始从理论上探讨基督教信仰。

初入集中营，面对铁丝网、哨兵和机枪，人们是惶惶不安，对前景充满了恐惧。这些人里包括了当时租界内的各种阶层、背景的西方人，有神父、牧师、传教士等神职人员，有商人、律师、工程师、医生，有夜总会的歌手、舞女和巡回演出团，也有流氓无赖、江湖骗子。在华欧洲人社区的两个特点也体现在这里：宣教士占很大比例；基本没有从事体力劳动的蓝领阶层。但是一旦入营，苦力、仆人没有了，原有身份、财富的界限被打破，为了营内共同的生存，多数人都放下身架，操起自己所不熟悉的“下贱”行当，成为搬运工、泥瓦匠、清洁工、厨师、伙夫，等等。他们因陋就简，在与外界隔绝的情况下，将原宣教站的被废弃、损毁的医院修复，使营内的给排水、卫生系统恢复、运行，烤出了华北地区最好的面包，甚至在各自宿舍门前种花草、搭凉棚，享受一点闲情逸致。同时，通过自荐、协调，甚至民主选举，而形成的各自治机构也开始运行。

惶恐似乎消失了。人们在恶劣的环境面前，显示出了惊人的创造力和适应性，波涛中的安稳方舟似乎已经建成。对于刚拾起的《圣经》和基督教信仰，吉尔基失去了热情，再次崇尚起理性主义，相信人性的善、理性和创造力了，必将带来一个更美好的明天。在他看来，对于营中之囚，关键的是如何吃饱、穿暖有个安身之地，宗教信仰似乎无关紧要。而牧师的牧养，也确实不被营中的劳工委员会认可为一样必要的工作岗位。

但是，在这一片自信、乐观之中，危机正在浮现，其严重程度甚至到了要使这个小社会陷入瘫痪崩溃的地步。吉尔基必须再次考虑他的信仰了。

空间拥挤和食品、物资短缺，是这个小社会在物质层面上的两大问题。在人们的内心，则是深深的恐惧感和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人紧紧抓住自己得到的每一片利益。毎当涉及这两个问题，富裕中产阶级通常所显示的乐善好施的情怀荡然无存。这一问题，不仅表现在不信神的所谓“俗人”，如商人、律师身上，也表现在许多宣教士、牧师身上。而使问题无解的是，作为管理者的各自治机构，却没有任何强制执行其仲裁结果的机制，只能依赖于各人自觉和公众舆论。但是，人能自救吗？

首先爆发的，是单身宿舍中争夺个人空间的偷袭。接着，是同一宿舍中职业女性和女宣教士为不同的作息习惯而上演的全武行。更大的一个问题是，初入营之时的仓促安排，导致了宿舍分配的严重不均衡。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单身和家庭宿舍必须进行重调整。作为住房委员会主要成员的吉尔基，为此伤透了脑筋。协调的结果，是为了达到和平、安静，往往只能让较合作、谦恭的人吃亏。

在调解过程中，吉尔基曾乐观地寄希望于人们的理性和对公平的认同。但是，现实却给他上了一课：公平在各人的眼中都是以自己的利益为基准的。甚至在似乎显而易见的问题上，人们也无法就公平的定义达到一致，德高望重的名流一样也成了斤斤计较的小人。自觉利益将要“受损”的既得利益者，或者直接了当地说“不”，或者找出各种冠冕堂皇的理由：某著名自由派牧师的太太强调的是家庭价值观；商人坚持的是自己的财产权；而另一位谦和的牧师强调的是，他需要一点个人空间好准备讲道！在服务于住房委员会的整整六个月中，只有一次他的希望没有落空：一间已很拥挤的、住满了男传教士的单身宿舍，敞开胸怀，接纳了一个逃避家暴的少年。而更多的情况下，他们不得不求助于日本管理当局。而对于日本人的一纸命令，人们倒是欣然执行。

随着战争的深入，日本当局对集中营的食品、燃料等必需品的供应在不断减少，人们开​​始面临饥肠碌碌，每人所得食物也仅仅是能维持生存。

这时候，一批红十字会包裹的到达，却将营中的美国人与其他同舟共济的难友置于了势不两立的地步。这批包裹里面有大量营养丰富的食品，但却有一个小小问题：发送方美国红十字会没有附加任何分配说明。于是，在营中本早已模糊了两年的国籍差别突然凸显出来了。在占总人口七分之一的美国人中，大多数认为包裹只应分给美国人；其他人，包括吉尔基在内，则认为其他难友也应有份。日本司令官试图调解双方冲突，提出折衷分配方案，但却被多数美国人拒绝。那些美国商人、律师们是从财产权的角度来看问题，而一位著名的保守派美国传教士则是从道德的角度来强调美国人独享包裹的合理性：只有当美国人独自占有时，自愿与难友分享才是一种美德；任何由敌（日）方指令的与难友共享食物，意味着美国人无法展示美德。他关心的不是邻居是否能少挨饿，而是美国人是否有行善事、成“圣”的机会！

吉尔基无语了，他想起了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 1898－1956）写下的一句著名台词：“吃不上通常的晚餐，圣徒也会举止像个罪人。”

问题的最终解决是颇具讽刺性的。在大家仇视、苦等了几天之后，东京的帝国最高当局亲自做出仲裁：营中不分国籍，每个被囚者一个包裹，余下的送给别的集中营。原来敌人倒是最公平的。在具体分发包裹时，他们又有惊奇的发现：里面还混有二百双来自南非红十字会的靴子，而营中却只有两个南非人！

与此同时，偷窃、怠工，在营中像瘟疫一样流行。从已短缺的食物供应中偷窃，威胁到每个人生存，而多数人却拒绝对偷窃者实施严格的惩罚措施，因为要为自己可能进行的偷窃留下条后路。另一方面，一些人拒绝参加维持营区运作的基本劳动。道德、自律、公众舆论的压力，对于多数人已经行不通。因为与外界的隔绝，加上营中生活的临时性，对多数人来说，在那里工作、声誉的好坏，对于个人未来在外面世界的前景并无直接联系，更何况他们曾经生活的那个殖民地世界，必将随着战争的结束而永远逝去。人们失去了工作的动力，甚至连各委员会的主席职位最后都无人感兴趣。至此，这个小社会面临崩溃的危险。在临解放的最后几个月里，它的运转，完全维系于少数诚实正直而又勤劳坚韧之人的身上。这既包括有名的宣教士、燕京大学教授Lucy Burtt，也包括几位平凡的家庭主妇，甚至在某些人眼中有道德“污点”（如生活放荡、酗酒等）的难友。营中充满青春期躁动、反叛的少年们，则由作者眼中的“圣人”李爱锐（Eric Liddell, 1902-1945）等宣教士尽心教育、呵护。

入营之初，吉尔基曾认为宗教信仰无甚大用。如今他意识到，如果没有内在的力量、正直，那些外在的技能在这时也根本无法力挽狂澜。营中生活向他明白地展示了似乎是相互矛盾的两点：任何一个人类社区，如果想要有生命力，其中的人们必须有道德感，对自己也对​​邻里的福祉有责任心、有关怀；另一方面，大多数人又很难超越自身利益去关怀他人，这也包括了上面描述的某些牧师、传教士。这似乎是个困境、悖论，但却也是现实。在书中，他并未试图给出一个完整的答案。但是他指出，人的生活、存在，是可以有一个在自我之外并联系自我与他人的新中心的。这个中心是什么呢？答案其实是明显的。而这个答案也体现在那些负担起这个小社会存活的那些人身上。

两年的营中生活，让吉尔基近距离集中接触了大量不同宗派的宣教士。总体来说，这一群体的道德标准要远高于其他群体，尽管他们一样会在不同的事情上有不同的弱点。但是，正如作者引用神学家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 1892-1971) 所说的，宗教（基督教）信仰并不是使人的自我中心问题自动得到解决，而是一个人的骄傲与神的恩典角力的地方。只有当人的自我、骄傲匍伏在神的恩典之下，一个人的信仰才会真正为走出那困境提供答案。

异象，信仰，宽恕及恩典--小说《基列》

异象，信仰，宽恕及恩典——小说《基列》

在基列岂没有乳香呢？在那里岂没有医生呢？我百姓为何不得痊愈呢？——耶利米书 8:22

 

这是1956年的基列（Gilead），一个远离尘嚣的爱阿华小镇。一位七十六岁的老牧师，站在人生的尽头，用充满眷恋的目光俯视自己的幼子，以舒缓、沉思的笔触，为他写下一封长信，回顾自家祖孙三代的经历、小镇基列的历史，阐述自己对于人生、哲学、信仰的思考与理解。与回忆相并行的，则是一个正发生在身边现实生活中的“父亲与浪子”的故事。这就是玛丽琳•罗宾逊（Marilynne Robinson）获2005年普利策文学奖的书信体小说 《基列》（Gilead，Farrar, Strauss & Giroux 2004年初版）。

作者1943年出生于爱达荷州的沙点城（Sandpoint, ID），是公理会派（Congregationalist）基督徒。她的处女作《家务》（Housekeeping），曾获1982年普利策文学奖提名，《基列》是她的第二部小说。此后，她又推出了续篇《家》（Home，2008）。在当今的美国，与政坛相反，在知识界、文学界，谈基督信仰早已不是时髦之举，甚至被视为落伍。《基列》的发表，打破了自C. S. Lewis以后英语基督教文学几十年的沉寂。

这部小说在叙事结构上独具特色。它不分章节，既没有一个贯穿全书的故事主线，也没有跌宕的情节、悬念，完全是以老牧师的视角、节奏将家世（begats）款款道来，同时夹入对时人、时事和的叙述与评论。它的文字朴实无华，绝无词藻堆砌，但每一页、每一段，都意味悠长，折射出生命、信仰之美，充满人生智慧。书中有大量对圣经及神学、哲学名著的引用，但都贴切自然，全无说教、艰涩之感。

 

老牧师和他的父亲、祖父有一个共同的名字：约翰•阿密斯（John Ames），并且都是持加尔文传统的公理会牧师。贯穿祖孙三代人生的，是难以割舍的父子之爱和信仰上的激烈冲突。而与这信仰主题相辅的，刚是一直困扰美国社会的种族问题。为相区分，本文将三者分称为“约翰”、“父亲”和“祖父”。回忆是从约翰十二岁时，随父亲前往堪萨斯寻找离家出走的祖父的坟墓开始。

祖父以激进的废奴主张和特立独行而著称。他年轻时在梦中感受来自耶稣的异象，从缅因来到堪萨斯，在堪-爱边境一带建立教会和定居点，为黑奴逃亡提供物质上的支援。与传统观念中的牧师形象不同，他身上充满了烈火般的爱恨，甚至亲自参加约翰•布朗所领导的游击战。内战爆发后，他穿着带血的衬衫、腰挎手枪登上主日讲坛，鼓动全镇一起投入战争。虽然战争让他失去了右眼，会众也死伤过半，他和余众却是信仰火热依旧。自己要靠打零工来维生，但为了接济穷人，他却会把家里的、甚至朋友的东西都拿出去送人。

十多年后，祖父退休来到儿子牧会的基列，与儿孙同住。虽然祖、父二人都非常敬虔且互相尊重，在神学、政治观点上的分歧却日渐激化。祖父愤懑于战后种族问题的一无进展，而父亲在亲历了战争的血腥后，成为和平主义者。他不像祖父那样传讲公义与审判，而是强调喜乐平安。一个主日，父亲刚开始讲道（“看那百合如何成长”，参见马太福音6:28），祖父即起身离去，到附近的黑人教堂听道。当晚，就启示与思想、战争与和平，两人对立的观点激烈交锋。父亲质疑祖父所受的神启，而强调自己的理性思维。不久，祖父留下一张纸条，前往堪萨斯巡游布道，并在那里去世。纸条上写的是：

“善没有到来，恶没有结束。
这就是你的平安。
没有异象，民就放肆。（注：见箴言29:18）
愿神祝福、保守你。”

祖父去世后，父亲在信仰上受到了真正的挑战——自哥廷根归来的长子爱德（Edward)，一个博学的无神论者。爱德劝弟弟约翰离开小镇，并给他寄来各种哲学书籍，包括费尔巴哈（Feuerbach）的《基督教的实质》（Essence of Christianity）。对于这些书及其中观点，父亲先是禁止、试图反驳，后来是禁不住去读，最后则是接受，终于在安息年离开教会一去不返。

虽然名义上同为加尔文派牧师，祖、父两代的分歧不仅是在个性上，而更多的是在信仰深处、神学理念上，即当时神本主义与人本主义的冲突。

对于祖父，这信仰是直接来自圣灵的。他生活在一个剧烈冲突的时代。面对社会上的贫困、不公，他看到了来自神的异象，但又缺乏耐心，试图用自己的方式来解决这不公，也因此少了份平安。当自己的社会理想不能实现时，他虽然内心痛苦，却是依然通过祷告向神寻找答案，也为此重新踏上布道之旅。去世时，身边的主要遗物，是伴他一生的那本希腊文圣经。作者笔下的祖父，宛如旧约中炽热如火的先知以利亚。

而对于父亲，这信仰更多来自传承。他一方面感到护教的责任，另一方面却否认异象（vision）、启示（revelation）的意义。在他看来，理性思维是万能的，自己的神学见解也不必服从于新约使徒书笺的权威。他把信仰当作一种学说来求证，试图从人的经验、常识，来推证无限的神存在。其实，在后人总结的加尔文主义救赎论五要点中，第一点，即“人类全然地败坏”（Total Depravity），就早已宣告了在神学上此路不通。

在父亲后来写给约翰的信中，更强调“要有拥抱真理的勇气”。但问题在于，什么是真理呢？在父亲看来，只有经过他的理性思维证实的、眼见的才是。而路德、加尔文所坚持的，却是“唯独圣经”。

关于信仰，约翰写道：基督信仰是生命，而不是敎义（Christianity is a life, not a doctrine）；教义不是信仰，而只是信仰的一种表达方式（Doctrine is not belief, it is only one way of talking about belief）。那么父亲所曾拥有、试图护卫的，倒底是信仰，还只是教义呢？答案也许就在祖父的这段话里：“主从未降临到你；撒拉弗从未将那火炭沾你的唇。”（注：见以赛亚书6:6-7，意即罪得赦免。）同一个费尔巴哈，既能使约翰的信仰坚固，也能使父亲失去了平安，因为这信仰实际原非他生命的一部分。

 父亲离去后，应会众之邀，刚神学院毕业的约翰接过了牧会的责任。在某种意义上，他更像是祖父的儿子。针对一战时的战争狂热和肆虐的西班牙流感，他曾写了篇布道稿，直指瘟疫是神对不义战争的责罚。但是，面对讲台下的病弱妇孺，他没有祖父那样的勇气，只有默默地将讲稿烧掉。传道人（preacher）一词，法语词源本意为先知。如果不能从灾难中领会并传讲神的信息，那又算什么先知？

牧会不久，约翰即遭丧妻失女。在漫长的四十年里，他每天晚上望着他人明亮的窗口，想念失去的亲人，靠读书与祷告度过漫漫长夜。那份苦痛，只有当后来的妻子丽拉（Lila）走进他的生活时，才得解脱，他也明白了神给的四十年磨炼的意义。丽拉宽厚、坚忍，是一个饱经风雨的外来年轻女子，在一个主日走进他的教会，并受洗归主。正因为这一结合，才会有那心爱的幼子和这封信。他知道，自己去世后母子两人的生活将会很艰难。但他也相信，神自有充足供应，就像对旷野中的夏甲母子一样（创世记21:9-21）。

就在他写这封长信的时候，另一个约翰•阿密斯进入读者的视野。这就是已经二十年杳无音讯的杰克（“Jack”，John Ames Boughton）-- 他的挚友、长老会（Presbyterian）牧师伯顿的儿子，也是他的教子。

对于杰克归来的消息后，约翰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极端的反感。为什么会这样？他并没有详细解释，只是隐隐透露出：杰克是伯顿家的𣎴肖之子，是这个幸福家庭痛苦的根源。同时他也是老伯顿的最爱，所苦苦等待的，就如圣经中的父亲与浪子一般（路加福音15:11-32）。

归来后的杰克多了些疲惫、苍桑，但举止魅力依旧，甚至有点牧师气质。他经常往约翰家跑，带孩子玩，甚得母子两人好感。似乎想问什么，却欲言又止。但约翰却是益发紧张，对于是否该提醒不知底细的妻子，左右为难。他为杰克和身为教父的自己祷告，问神当如何行，希望能以宽厚对待这个“儿子”。而他真正的担心，在于杰克对妻儿可能的不良企图。

这种复杂的感情，一方面来自于对杰克往昔恶行的了解，另一方面也来自于嫉妒、猜疑：正当壮年的杰克，凸显自己的老迈；杰克与儿子的亲密、与妻子间透露出的某种默契，也让他心中充满不快。当初，看到别人的幸福家庭，思念妻女的他总感到一种抑制不住的嫉妒。他坦承，自己没有能力遵守那第十诫，即不可贪羡他人（Thou shalt not covet）。同时，他似乎也忘记了自己常讲的“神必看顾”，而只希望杰克赶快离开。

 

一天，当两家人在一起时，杰克抛出了个重磅炸弹——一个关于预定论（Predestination）的问题：是否有的人天生注定就是要过罪恶的生活，注定要入地狱；有恶行的人是否能改变。明显，这个问题是针对于他自己的过去。尽管两位牧师关于预定论争论了一辈子，这一刻却不知如何作答。窘迫中，丽拉打破了僵局：“那么关于得救呢？不能改变，那么得救就没有多少意义了。”

预定论与自由意志是神学上永恒的话题。在世人眼中，这不仅是悖论，而且是矛盾。实际上，因信称义与神无条件的恩典与主权，不过是救赎论在不同角度、对不同人，所展现的不同方面。对此，熟读圣经、精通神学的两位老牧师陷入了思辩的陷阱，而没有多少神学训练的丽拉却一语中的。杰克似乎得到了答案。

 约翰终于在信中道出那道深深的伤痕：尽管有严格的家教，杰克却从小就是镇里出名的浪子。大学期间，他使一个贫家少女怀孕，却又将那母女遗弃，自己浪迹天涯。尽管老伯顿家人竭力帮助，小女孩还是在三岁时夭折。作为事件的目击者、一个痛丧爱女的父亲，对于这样的恶行，宽恕该从何处开始？

杰克开始地将内心的痛苦向他透露：不知自己为何那么喜欢且善于撒谎，对父亲的教导却充耳不闻；他也在找寻，甚至读过约翰推崇的巴特（Karl Barth）的著作。约翰的心也在挣扎：自己怕什么？如果他就是自己的亲生儿子呢？如果耶稣教导我们宽恕仇敌，我怎能不宽恕过犯呢？

终于，杰克向约翰袒露了自己的秘密：他有个爱他的妻子，有个儿子；而且她是个黑人牧师的女儿！八年来他努力去尽丈夫和父亲的义务，但是过去的、种族的阴影始终相伴。经济上没有保障，岳父家不接受，更不为密苏里的种族隔离法规所容。他不知道，自己一个罪人是否配得恩典。他这次回来，实际是想看看在基列能否找到一家的容身之所、能否为父亲接受。

约翰震惊了。他为自己的偏见而羞愧，也为没有尽到先知的责任而內疚、沮丧：人们早已忘记小镇建立的初衷，这里已容不下杰克一家了。但他更为杰克感到欣喜，因为在杰克身上他看到了恩典。他从心底宽恕了杰克。他感到，自己就是圣经里那个从未离开父家、自以为义的长子，而父亲最深的爱、最大的恩典，却将属于这找回的浪子。但这又有何妨？恩典之中，并无所谓公平可言。

老伯顿已近弥留。为避开即将回来的兄弟姊妹们，杰克决定再次离去。约翰伴他到长途汽车站，并为他抚顶祝福。虽然他的问题依然无解，杰克是带着这祝福离去。

深夜里，约翰来到好友的病榻前，轻声转达杰克的问候，就像向雅各传达找到约瑟的消息。凝望基列草原，他看到了黎明的美丽，也记起这里曾代表的痊愈和希望。

这是1956年。在南方的蒙哥玛利，涌动的是声援罗莎•帕克斯（Rosa Parks）的示威人群。

追忆逝去的故乡--《满洲遗产》

这是一本特别的回忆录。书的作者，一个在大连出生、长大的日本人，从自己及家人的视角，记述了二战结束前后的那几年在大连以及遣返日本后的生活故事。在日文出版物中，日本大连人的回忆录是很多的。但在中文和英文出版物中，类似的却几乎没有。在中国的历史研究中，这个城市那段独特的历史也是个非正式的禁区。这本书就是仓本和子的《满洲遗产：一个日本殖民者的回忆录》(Manchurian Legacy: Memoirs of a Japanese Colonist)。

今天，满洲这个词，不论在东西方都已经淡出人们的记忆与视野。而她当年的首席城市大连，也已经沦落为中国版图上若干并不太起眼的大城市之一。如果不是因为某前任市长卷入了重大政治事件，它难得在新闻头版上被提起、与东南沿海的那些明星城市争辉。但在上个世纪的整整四十年里，作为日本苦心经营的“关东州”，它却是一个不时牵动新闻记者媒体视线的地方，是当时中国版图上最为现代化的城市。如果不考虑港澳，她也是唯一的民国政府一天也没有统治过的中国大城市。

故事开始于1944年的大连。这时距日本战败和作者个人命运的巨变只有一年。当时，除了中国战区外，日本在其他各战场上都是节节败退，国内和殖民地的日常生活供应也吃紧，但是“爱国主义”宣传却是一浪高过一浪。在这种宣传的鼓动下，尽管家人一致反对，刚从女子学院毕业的和子报名参加了致力于战地救护的红十字医疗队，在红十字医院接受培训。但几个月后，她被诊断出患早期肺结核，只能离开了那里。在大连的姨妈家修养了一段时间后，她前往关东州边境上的小镇普兰店，与刚被任命为民政署长（镇长）的父亲以及家人生活在一起。

是在这个小镇上，她度过了几个月的宁静生活，但八月十五日日本的战败、投降打破了这种宁静。在几天惶惶不安的等待之后，苏军坦克终于出现在镇上，解除了警察署的武装，抗日游击队也接踵而至。当晚，在游击队的煽动下，一些人开始袭击日本人住家，并杀死了一群路过的日本学生。但由于有当地中国人报信，大多当地的日本人及时躲进了山里，得以逃生，但是所有财物被洗劫一空，住房也被拆得只剩几面墙。经过与游击队的谈判，第二天，他们从山里走出，被派来的货运火车接到了大连市内，成为战后到达这里的第一批日本难民。

八月底的大连，日本殖民者的统治结束了，取而代之的是军纪涣散的苏联“解放者”。在最初的一个多月里，“解放者”们在光天化日下的抢劫、强奸行为是家常便饭，年轻姑娘们只能躲藏起来，或把头发剪剃成男人的样子。此外，还有中日混杂居住地区武装团伙的流血冲突。尽管身无分文，但由于几代久居大连，和子一家有舅舅、姨妈家可以投奔。而其他人，尤其是那些从北满逃来的几十万日本难民，却只能挤在临时避难所，或者露宿街头。往昔繁华、整洁的现代化都市，很快变成乞丐、垃圾遍地。直到几个月后，随着大量苏军宪兵的进驻和由胶东八路军改编成的警察力量的建立，社会上的混乱情况才得以扭转。尽管如此，与北面的沈阳、哈尔滨相比，这里已经是天堂了。

紧接而来的是饥饿和寒冬。由于即将展开的国共内战，苏军占领下的大连被封锁成孤岛。占领区以北的南满地区，开始了血腥的土改，并很快成为双方拉锯的战场，饥荒蔓延。内地以及北满的粮食、生产原材料无法运入，苏军又将大量工厂设备拆走。于是港口停摆，工厂停工，近百万的中日市民、工人断绝了生计。高粱米成了几乎所有中国人、日本人的主食，还有很多人到了连高粱米都吃不到的地步。人们只能靠变卖东西来维持生存，和子一家则靠卖舅妈积存的漂亮和服给俄国士兵来换取食物。和很多本地日本人一样，和子与哥哥在浪速町的大百货店几久屋租下柜台，替亲戚朋友代卖和服、珠宝，父亲和舅舅在那里的地下室摆了个小食摊。那些外地逃来的难民们，则只能在街头摆小摊，甚至冻死街头。曾经为情侣们流连的中央公园山麓，在那个冬天就成为埋尸场和野狗出没之处。有些走投无路的难民，留下绝命诗，自缢于林间。

为了取暖，点不起煤气，他们只好烧家具、砍自家院子里的树木。闻声而来的巡逻队告知，所有日本人的财产现在都是公家财产了。在遣返之前，他们可以接着住在这里，但树却不可以再砍了。在错愕中，他们第一次领教了共产的滋味，还要感谢新政府允许他们住在自己的房子里。

在这等候遣返的一年多里，通过代卖生意，她和更多的中国人有了较深的接触，他们有的温文尔雅，有的则粗暴无礼。同时，她也得知了昔日同学的消息。为了生存，有的和她一样在百货店练摊卖珠宝，有的到南满根据地民主联军的战地医院里当护士，还有的嫁给了本地的中国人。

1947年二月，她终于和家人一起终于登上了遣返船，离开故乡，“回到”了那个她从未到过的陌生的祖国。所允许带走的的，只是每人一千日元（四十美金）和一件行李。

“回到”了日本，她却发现祖国并不欢迎他们，父亲老家的亲戚们冷眼相对，对他们的通用称呼是“遗返者”。丧失了所有的财产，上大学是不可能了。好在她有英语底子，在美军基地找到了翻译的职位。但是，这些在满洲相对开放的环境中长大的年轻女性，在举止、服装、习惯，甚至语言上都与日本本土的保守传统格格不入。她感到了迷失，对这个被教育要誓死效忠的祖国、社会没有一点归属感，甚至一度试图自杀。最终，她嫁给了一个在美军基地工作的美国工程师，远走美国。但是，就像许多在那个城市出生、长大的日本人一样，故乡始终魂牵梦绕，不能忘却。于是，在七十多岁的时候，和子将在大洋彼岸的那一段历程记录了下来，就是这本《满洲遗产》。

这本回忆录，不仅仅是一个日本殖民者的个人回忆，它也为我提供了一个了解自己家乡历史的独特窗口。它的珍贵之处就在于作者用最平实的语言讲述了在那动荡年代一个普通人的普通故事，钩画了日本殖民者与当地中国人间的复杂关系，以及作者对当年殖民地生活的反思。

1905年，正在崛起的日本，通过日俄战争从沙俄手里夺得了关东租借地（普兰店和貔子窝一线以南的辽东半岛）和南满铁路南段的建设、管理权，并给沙俄的达里尼市取了一个中式名字，“大连”。在那之后不久，和子的外祖父就携带家小，作为统治大连的日本警察力量的一员，来到了还只是个大建筑工地的大连扎根落户。她的母亲当时只有一两岁，她的父亲则是在六七时随父母从日本大分县老家移民大连，后来成为当地政府的中层官员。舅姨辈们和她一样都是土生土长的大连人，和这个殖民地城市一起成长。他们有的是当地政府官员，有的为满铁工作，还有的自己经商。和子自己1927年出生于大连。在她的心目中，这里就是日本，而不是日本的延伸。

大连的崛起，得益于一战前后的大豆贸易、南满铁路和大连港的建设，以及日本殖民当局的总体规划、设计。凭借大豆贸易的丰厚利润，以及自华北跨海而来的大量劳工，满铁接手沙俄留下的刚启步的摊子，将这里从十九世纪末的两个小渔村发展为一个近百万人口的现代化城市。城市中无数的圆形广场由辐射状的林萌道相连接，中心区新古典主义的欧式建筑星罗棋布，巿政基础设施完善，俨然成为当时日本帝国皇冠上的明珠。早在二十年代末，现代工业的基础已奠定。三十年代后，由于满洲国的建设高潮，这里又成为物质进口的主要通道和重工业基地。至日本投降时，这里已经是各种工业体系齐备。这个城市的四十年发展，充分体现了近代日本人学习西方先进文化、技术的卓越模仿力。

这个城市既是日本的，也是中国的。当沙俄开埠后，大批内地劳工就被建港工作吸引而来。后来日本殖民者几十年的大规模城市建设和兴盛的港口，更是将大批劳工从战乱频仍的山东、直隶源源不断地吸引过来，中国实业家也到这里投资开油坊、工厂。与“九一八”后的北满不同，大规模的中国人和日本人移民是同时进入这个地区的，基本不存在那种在土地上的冲突。作为殖民者，日本行政当局、企业以及普通日本人，对于中国人的态度是充满矛盾的。一方面承认中日两族的文化、历史渊源，强调日满亲和，对于于中国人（满洲人）要平等相待，用高工资吸引中国劳工；另一方面，在工资及社会资源的分配上，却又实行明显的民族歧视政策和显性隐性的种族隔离政策。在这里，日本人（包括台湾人、朝鲜人）是一等公民，有长期居留权的普通中国人是二等公民，而只有临时居留许可的码头苦力则处于底层。由于经济地位的明显差异，普通日本人对中国人往往有很强的民族优越感。和子提到，在1945年之前，她从没见过从事体力工作的日本人，尽管在大连的工厂里，确实有大量的日本工人。

和子的父亲能说一口流利的中文官话和大连方言，在与中国人的交往中从不颐指气使，赢得了他们的尊重。他也不断叮嘱儿女，在与中国人交往中，要表现尊重、要大方。尽管他对正在进行的战争持保留态度，但他在家人面前也只是偶尔表露，而对天皇、国家则无比忠诚。和子被中国人救过性命，也受父母不时提醒，但潜意识里还始终是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她受官方教育，真诚地相信“大东亚共荣”、“抗击西方殖民者”，完全没意识到与中国人间那种压迫者与被压迫者的关系，以及宪兵队对反日情绪、活动的严酷镇压。当好友邦彦（后来的日共和工运领袖）在告别信中指出，满洲国不过是个用于压迫中国人的傀儡政权，正在进行的战争是罪恶的，她感到震惊，无法接受。对于表哥透露出的同样观点，她也不以为然。在普兰店，她和裁缝阿姨及其儿子连川成了好朋友。当她为示友好而唱起《满洲国国歌》时，连川的脸色骤变，她的中国女友梅敏气愤地对她说：“你真蠢！”。

这种关系，只有压迫者的地位彻底丧失后，她才真正体会到。在普兰店，在游击队的枪口下，昔日骄傲的日本人，头一次低下了头，被迫向一面升起的红旗三呼万岁。在撤往大连的敞篷火车上，对路边不断扔来的石块无能为力。大连原来那些中国苦力专用的黄色电车消失了，所有乘客都一样要拥挤在同一空间了。北满逃来的几十万难民在大连街头成为乞丐。对于这一切变化，她本能地抵触，但同时又天真地想，既然日本的统治已经成为过去，以后要平等生活在这片土地上。但是，中国通林教授告诉她，所有的日本人都将被遣返。尽管她永远远离了故乡，但对于她对它的热爱和对当地中国人的复杂感情，却是久久不能释怀的。当同学明子提到普兰店的中国人杀了那些学生时，她强烈抗议，“那不是当地人干的！”

在战争的大潮中，个人所能释放的善意是如此的渺小。在极端民族主义的裹胁下，即使如和子父亲那样的谦和之人，对于圣战、对于天皇也是忠心不二的，没有将战争与罪恶联系起来。早期的成功使军国主义者们、以至整个民族忘乎所以，侵略、扩张的步伐无法停下，与美国开战，最终导致了彻底失败，几十年的扩张成果也全部丧失。尘埃落定，战争的后果不仅仅是由军人承担，最终是要落到每个平民、家庭的身上。在日本国内，是不停的轰炸和广岛、长崎的原爆。对于在大连出生、长大的那些日本人，则是放弃了几代人的财产，一无所有地回到了一个并不欢迎的祖国，和信仰的破灭。这是日本人通过战争学来的深刻一课，也是那些轻言毁灭、战争，经常为慷慨激昂的民族主义口号所激动的人们所应汲取的。

感恩节、五月花与天路客

每年的感恩节前后，在华人圈子里，都会听到人们将五月花号上的乘客称为“清教徒”。在英文中，这个词是Puritans，而每个在美国受过基础教育的小孩子都知道，五月花上的是Pilgrims，中文为“天路客”，没有人会用Puritans这个称呼。翻了一下中文资料，两者的混淆由来已久。为了说明两者之间的联系与差别，特意根据英文史料整理出一个简要介绍。


感恩节、五月花与天路客

在新英格兰东南部的一个小港湾里，有一块灰黑色的巨石静静地躺在海边，远处停泊着一艘复制的古帆船。这就是普利茅斯之石和五月花号，它们记述了四百年前第一个感恩节的故事和一个新民族的诞生。

谈起感恩节，就必须先提到十五、六世纪的两大历史事件：新大陆的发现和欧洲的宗教改革运动。尽管自1492年起欧洲人就开始移民美洲，但在最初的一百多年里，殖民者的目标无外乎两点：敬虔的基督徒要向土著印第安人宣教，世俗的冒险家则寻求扩展帝国、发财致富。即使是在1607年建立的第一个英国殖民地詹姆斯城，也没有超越这两点。但是，1620年普利茅斯殖民地的建立，却标志着一个转折点，翻开了历史上新的一章，孕育了一个崭新民族的内核。

1517年，马丁•路德将《九十五条论纲》钉在了威登堡教堂的大门上，重申了长期被教廷所忽视的几大基要信条，即因信称义、唯独圣经、唯独恩典，从而引发了席卷整个欧陆的改教运动，以及慈运里、加尔文等改教先驱的兴起。在英国，经过几十年的反复，通过了改教的1563“伊丽莎白决议案”。但是，这个折中的决议案，根本不能满足加尔文主义者彻底改教、彻底洁净英国教会的呼声，而这批热情的改教者就被称为“清教徒”(Puritans)。

清教徒渴望看到有热心、属灵又会讲道的牧师，迫切希望教会把“天主教的旧酵”扫除干净，并积极推动教会由主教制向长老制转变。但是，他们的观点在当时的伊丽莎白女王眼里被视为极端、激进，其领袖人物受逼迫，过着流浪的日子，平信徒也受到逼迫。面对令人沮丧的现实，清教徒分裂为两派。传统意义上的清教徒(Puritans)虽然反对主教制及许多仪式、条文，但绝不脱离英国教会，更愿意按日内瓦教会的模式，从内部改革、塑造它。而激进派认为，从内部改革英国教会，是一项绝望无味的事工。因此，他们决定脱离英国教会，被称为“分离派”(Separatists)。在行政制度方面，分离派强调每一个教会都是独立自主的，因此又称为“公理派”(Congregationalists)。

1609年，诺丁安郡斯克鲁比村的分离派会众决定前往宗教宽容的荷兰，在莱登定居。莱登十年，会众操各类手工匠业为生，尽管生活基本安逸，但也担心后代会逐渐被道德放荡的荷兰社会所同化，同时也感到自己对当地的福音工作不会有很大贡献。于是他们将眼光投向了新大陆。在和不同的殖民投资公司洽谈后，他们与伦敦公司签约得到资助，并获得英王特许，在哈德逊河口建立一块新殖民地。

1620年七月，莱登的分离派信徒从荷兰乘Speedwell号帆船出发，到英国的南安普顿会合五月花号(Mayflower)和其他殖民者，一同前往美洲。旅程并不顺利，启航没多久，Speedwell号就漏水。经两次耽搁后，在普利茅斯港，共一百零二名乘客被挑选、集中到五月花号上，于新历九月十六日开始了横渡大西洋的旅程。在一百零二人中，只有一半来自莱登，其中有二十八位是成年会众。

拥挤在狭小的舱室中，他们在大西洋的惊涛骇浪中挣扎了了六十五天，在十一月十九日，终于望见了陆地，这就是鳕鱼角。全体乘客在教会长老布鲁斯特的带领下以《诗篇》第一百篇作为他们的感恩祷告。他们接着向原定目的地前行，却为海流和浅滩所阻。加上严冬已至、食物缺乏，他们只能掉头，停泊在鳕鱼角的北端。在这里，他们面对着来到新大陆的第一个危机：由于到达地在原来的特许和合同规定范围之外，于是某些乘客认为他们一旦上岸就可以各行其事，更不必履行对投资者的义务。为了解决这一危机，船上所有的乘客聚集在一起，由其中的四十一位成年男性签署了著名的《五月花号公约》。这个公约强调，为了全体殖民者的生存和相互间的良好秩序，签署者在上帝面前立约，成立一个公民自治体，颁布、设立符合全体殖民者共同利益的公正平等的法律、政令、职位，并承诺对其遵守、服从。尽管这个简短的公约本意只是作为新的英王特许颁布前的一个临时宪章，但是它的内容和签署方式却包含了近现代民主政体的最核心内容，为后来北美各殖民地所效仿。它和殖民者的宗教信仰一起，从属灵、属世两方面，孕育了一个不同以往的新的民族，即美利坚民族。

鳕鱼角上土地瘠薄、缺乏淡水，不宜定居，于是他们接着内陆探索，最终于十二月底在雨雪交加中选定了西南方向的一个港湾，在一片废弃的土著印第安人村落原址上开始建设他们的永久定居地，将其命名为“普利茅斯”，这既是他们启航地的名字，也是以前探险者给这一地区所起的名字（新普利茅斯）。据传说那块普利茅斯之石就是他们登陆之处。到了这时，由于船上几个月拥挤的环境和不良营养，几乎所有人都得了传染性疾病或者坏血病。但是凡有体力的，都还是马上投入了定居点的建设。到了三月份，当严冬即将过去之时，在疾病和饥饿的压迫下，只有不到一半的殖民者存活下来，船员也死去了一半。就在这时，一位土著印第安人萨摩塞特出现了。他带来了斯匡脱和酋长麻萨索伊。殖民者与麻萨索伊的旺帕纳格部落签定了和平条约，结为盟友，并获得了一万两千英亩土地用于种植园。斯匡脱则留下来向殖民者传耕种、渔猎的知识。

1621年十月，经过大半年的辛勤耕耘、渔猎，他们终于迎来了在新大陆的第一个大丰收。五十三个幸存的殖民者以及麻萨索伊带来的九十多个印第安客人一起欢庆丰收，并向神献上感谢。这就是今天感恩节的历史源头。

普利茅斯殖民地的历史学家、第三任总督布莱福德，在回顾往昔时，借用《希伯莱书》十一章13-16节的经文来描述他们这群移民先驱：“于是他们离开了那个生活了近十二年的舒适、美丽的城市。因为知道自己是天路客(Pilgrims)，他们并不将目光停留在这些事情，而是举目望向天家，那最亲爱的国度。”于是在后日的英语传统中，人们将这群先行者称为“天路客”(Pilgrims)，而不是“清教徒”(Puritans)，尤其区别于十年后浩浩荡荡开入、在波士顿建立了麻萨诸塞湾殖民地的那批清教徒(共十七艘船一千多人)。前者出身卑微，职业是大多印刷、纺织等各类手工匠人，五月花号上甚至没有专职的神职人员。但他们意志坚定、待人谦卑、信仰虔诚，对内实行民主，对外与土著人友好相处。而后者则多为富商、律师等成功人士，并带来完备的神职人员，他们的目标是建立一座“山巅上的城市”(City on The Hill，见马太福音五:14)，以成为世界效仿的榜样。两者都是十六世纪改教、纯净运动的儿女，都对这个新民族的形成、这个新国家的建立起了深远的影响，但两者的历史遗产却是有显著不同。

《屈而不折》：记忆的万花筒和哈哈镜（完）

书读完了，网络上关于作者的争议却还在发酵。每当这件事似乎要在人们记忆里淡去的时候，或者批评者又挖掘出了新材料，或者是某位大牌支持者发表一番自己不知所云的高论。网络上就会热闹一番，正反两方随之又进行新一轮的拉锯战。批评者一如既往是网上愤怒的草根阶层，和一些不太著名的记者、作家、博主。这一方的成份缤纷多彩，既有温文尔雅、有理有据的论证者，也有过激、粗俗的人身攻击的无耻之徒。某些抨击言语的激烈，确实是可以用“语言暴力”来形容。而支持者却是非常单一，基本上是赫赫有名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以及著名媒体的记者，这包括了大名鼎鼎的记者Harold Evans爵士和《纽约时报》专栏作家Joe Nocera，几位著名电视主持人，如John Batchelor, D. G. Martin等，当然，还有美国的图书馆协会。
 

在支持者看来，既然批评者当中有那么多的丑恶言语，那么所有的批评就都是邪恶的，反对这部回忆录，就是反对反思文革、支持不人道的计划生育政策，就是对中共统治的支持，因此必定统统是中共收买的网上"水军"。对于此类人，不论身在中国，还是在新大陆，其意见都可以用鼠标轻点忽略。作为自由世界和人类良心的代言人，他们自然应该站到文革、中共统治“受害者”的一方了，站到道德的“高地”上。

但是，这本书真的是对文革记忆的回忆与控诉吗？如果真正读过这本书，而不只是读书摘的话，回答会是：“非也。”

尽管此书对于中国生活的描述占了一半左右的篇幅，但其中真正属于文革“苦难”经历的描述，仅集中于作者从上海回到南京的最初阶段，包括烧日记、吃忆苦饭、抢洋娃娃、挨批斗坐喷气式和后面提到的轮奸事件。尽管氛围被描述渲染得非常恐怖，但除了轮奸事件外，几乎提到的每个“痛苦”经历都缺乏可信的、合乎逻辑的细节描述，自相矛盾，后续发展又都是那么微不足道，似乎转眼就由地狱进入天堂了。比如，一方面，作者被红卫兵警告不许乱说乱动，似乎是在集中营或者监狱；另一方面，却又可以自由地四处游荡、玩耍，甚至在回南京后不太久，就可以随着串联的人群乘火车去上海。一方面，自称是受迫害者；另一方面，却又能当班长领导去那“迫害者”。一方面，五年里没有任何大人管、没有任何经济来源；另一方面，却每天有神秘食物在门前出现，不愁衣物，还会管理家里的（不知从何而来的）收入、消费。对于文革后七、八年生活的描述，则干脆连象征性的迫害都没有了，几乎就是《祖国的花朵》或者《幸福生活》的翻版。记述的只有《列宁在一九一八》和“牛奶会有的，面包也会有的”，而没有《山楂树》下的情歌。这就是这本书的怪异之处。

不可否认，作者所记述的很多事情都或多或少有真实的个人经历或者历史大事件在背后。书中某些荒腔走板的描写，比如上海六月需要穿毛衣、红卫兵富裕得可以把毛衣随便赠人、多次对于军靴的描述，等等，都可以归咎于不谙中国国情的代笔者自由发挥。也许，就如作者后来所声称的，她只是向代笔者交代了一个大致的故事框架，剩下的就由代笔者到网上搜寻细节来填充。但重要的是，此书以自传的形式，最终展现的却完全是一段被扭曲的历史。这有点像文革前后流行的两样东西：万花筒和哈哈镜。将一两小片彩纸放进去，看到的是五色斑斓的世界；走进哈哈镜室，胖子变成瘦子，矮子成巨人。对于这种笔法，英文中的spin一词，也许是最恰当的描述。
 

为何要如此写自传？作者是不会正面回答的。当文革发生时，作者只有八岁，最＂惨痛＂的文革经历基本是在八岁到十岁这个阶段。孩子的记忆是有选择性、易夸张的，细节或者遗失，或者被想象扭曲。而这一记忆则又经过了领导才能训练班的心理催眠诱导和代笔者的生花之笔，结果可想而知。但这是自传，不是小说，没有思绪天马行空的自由。另一方面，在书中，作者多次提到她的化解危机之道：在强者面前，展现自己女性弱者的软弱的一面。这个策略，既应用在文革中，也用在了后来的商场中。无疑，也用在了现在知名度的推销上。
 

作为不了解中国那段痛苦历史的西方读者，在读了这样的描述后，很可能感到文革是多么的罗曼蒂克，就如“五月风暴”中法国红卫兵的想法一样。照此逻辑，如果一个人没有作者那特殊的被轮奸的经历，那十年的洗脑教育和对人性、心理的摧残似乎也微不足道，自由世界的一线曙光就可以让它们的后遗症如晨霜般消散。对于迷恋于异国情调奇闻轶事的读者，真实与否是不重要的。许多支持者声称，不论内容真实与否，它是一本“励志（inspirational）的好书”。也就是说，只要政治正确、鼓励人向上，其他就可以不必计较了。对于那些中共的真正支持者，当他们读完这本书后，也许会和作者的支持者一样殊途同归，得出这样的结论：既然文革之路如此＂撒满玫瑰＂，那么即使有刺，多走几次又何妨？对于那些真正经历过文革，而不是“青春无悔”的人们，这是一种何等的嘲弄。
 

当然，这本书只是一本个人的回忆录。在一个自由的社会，只要不违反法律，每个人都有受宪法保护的言论自由。尤其是对个人的生活经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叙事权。一个普通的华人没有在中国文革问题上教育、启蒙西方读者的义务，每个西方读者也有选择是否相信、阅读的自由。书看到一半，我自问，如果是偶然接触到这本书，我会是怎样一种反应呢？大概在翻了几页后，我会摇摇头，将书扔到一边，一笑了之。但这次不同了，因为主流媒体参与了进来，并在不明就里的情况下，主动站到了争论的一方。对于批评者们的刨根溯源的求真行为和“语言暴力”，我也认为实在过分。但当掌握话语权的作者、主流媒体的一副不屑一顾的面孔前，在这个网络评论昌盛的时代，我们还能期望感到被嘲弄的人们给出另一种反应吗？
 

我第一次听说此书此人，是在风雪交加的下班路上。NPR新闻节目特意强调作者“从未接受任何教育”和在文革中的＂悲惨＂经历，和与之相对照的在美国的IT行业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并大力向听众推荐此书。当时即惊讶于作者经历的特殊。再读传统中文媒体的报道，标题已然是“从女劳改犯到奥巴马的白宫顾问”。在随之而来的诸多电视、电台采访中，作者的文革经历、大学时关于虐杀女婴的研究、以及后来的成功，无疑是故事的三大卖点。这个故事非常符合当代西方的 rag-to-success （从贫困中成功）的口味，用某些读者、书评家的话，就是最好地体现了一个人经历苦难后的强大恢复力（human resilience）。没有那些苦难，成功的故事也就没有那么大的吸引力了。因此，在所有釆访中，话题都是先集中作者在文革中的痛苦经历，尽管许多事情在原书中只是短短一句带过。其实，在某些电视采访中，主持人对于作者故事的前两部分也表示出某种程度的难以置信，这包括了哈罗德爵士和 D.G. Martin，但是他们最终还是决定相信，将故事变为信仰，成为作者的坚定支持者。
 

关于文革亲身经历的记述，在美国出版了很多，最出名的无疑是郑念的《上海生死劫》（Life and Death in Shanghai），记述了郑念在文革十年的经历，包括女儿梅平的被迫害致死。尽管也会有人对郑念回忆录中某些细节的准确性提出疑问，但其总体的真实性却是不容置疑的。因为《屈》的缘故，我将《上海生死劫》的英文版原书找来仔细地读了一遍。与读《屈》书时的笑口常开成对照，我的眼里时常充满了眼泪。在郑念的身上，我看到的是真正的生命力，在逆境下的顽强挣扎，对强权的藐视，对中共统治的透彻分析。但是，尽管真实得撼动人心，它缺少的是在新大陆的成功故事，对于这个连教会都讲求成功神学的高度商业化社会，似乎眼泪太多了。于是，渴望成功与励志的人士们，宁可去看那万花筒、哈哈镜。（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