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而不折》：记忆的万花筒和哈哈镜（完）

书读完了，网络上关于作者的争议却还在发酵。每当这件事似乎要在人们记忆里淡去的时候，或者批评者又挖掘出了新材料，或者是某位大牌支持者发表一番自己不知所云的高论。网络上就会热闹一番，正反两方随之又进行新一轮的拉锯战。批评者一如既往是网上愤怒的草根阶层，和一些不太著名的记者、作家、博主。这一方的成份缤纷多彩，既有温文尔雅、有理有据的论证者，也有过激、粗俗的人身攻击的无耻之徒。某些抨击言语的激烈，确实是可以用“语言暴力”来形容。而支持者却是非常单一，基本上是赫赫有名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以及著名媒体的记者，这包括了大名鼎鼎的记者Harold Evans爵士和《纽约时报》专栏作家Joe Nocera，几位著名电视主持人，如John Batchelor, D. G. Martin等，当然，还有美国的图书馆协会。
 

在支持者看来，既然批评者当中有那么多的丑恶言语，那么所有的批评就都是邪恶的，反对这部回忆录，就是反对反思文革、支持不人道的计划生育政策，就是对中共统治的支持，因此必定统统是中共收买的网上"水军"。对于此类人，不论身在中国，还是在新大陆，其意见都可以用鼠标轻点忽略。作为自由世界和人类良心的代言人，他们自然应该站到文革、中共统治“受害者”的一方了，站到道德的“高地”上。

但是，这本书真的是对文革记忆的回忆与控诉吗？如果真正读过这本书，而不只是读书摘的话，回答会是：“非也。”

尽管此书对于中国生活的描述占了一半左右的篇幅，但其中真正属于文革“苦难”经历的描述，仅集中于作者从上海回到南京的最初阶段，包括烧日记、吃忆苦饭、抢洋娃娃、挨批斗坐喷气式和后面提到的轮奸事件。尽管氛围被描述渲染得非常恐怖，但除了轮奸事件外，几乎提到的每个“痛苦”经历都缺乏可信的、合乎逻辑的细节描述，自相矛盾，后续发展又都是那么微不足道，似乎转眼就由地狱进入天堂了。比如，一方面，作者被红卫兵警告不许乱说乱动，似乎是在集中营或者监狱；另一方面，却又可以自由地四处游荡、玩耍，甚至在回南京后不太久，就可以随着串联的人群乘火车去上海。一方面，自称是受迫害者；另一方面，却又能当班长领导去那“迫害者”。一方面，五年里没有任何大人管、没有任何经济来源；另一方面，却每天有神秘食物在门前出现，不愁衣物，还会管理家里的（不知从何而来的）收入、消费。对于文革后七、八年生活的描述，则干脆连象征性的迫害都没有了，几乎就是《祖国的花朵》或者《幸福生活》的翻版。记述的只有《列宁在一九一八》和“牛奶会有的，面包也会有的”，而没有《山楂树》下的情歌。这就是这本书的怪异之处。

不可否认，作者所记述的很多事情都或多或少有真实的个人经历或者历史大事件在背后。书中某些荒腔走板的描写，比如上海六月需要穿毛衣、红卫兵富裕得可以把毛衣随便赠人、多次对于军靴的描述，等等，都可以归咎于不谙中国国情的代笔者自由发挥。也许，就如作者后来所声称的，她只是向代笔者交代了一个大致的故事框架，剩下的就由代笔者到网上搜寻细节来填充。但重要的是，此书以自传的形式，最终展现的却完全是一段被扭曲的历史。这有点像文革前后流行的两样东西：万花筒和哈哈镜。将一两小片彩纸放进去，看到的是五色斑斓的世界；走进哈哈镜室，胖子变成瘦子，矮子成巨人。对于这种笔法，英文中的spin一词，也许是最恰当的描述。
 

为何要如此写自传？作者是不会正面回答的。当文革发生时，作者只有八岁，最＂惨痛＂的文革经历基本是在八岁到十岁这个阶段。孩子的记忆是有选择性、易夸张的，细节或者遗失，或者被想象扭曲。而这一记忆则又经过了领导才能训练班的心理催眠诱导和代笔者的生花之笔，结果可想而知。但这是自传，不是小说，没有思绪天马行空的自由。另一方面，在书中，作者多次提到她的化解危机之道：在强者面前，展现自己女性弱者的软弱的一面。这个策略，既应用在文革中，也用在了后来的商场中。无疑，也用在了现在知名度的推销上。
 

作为不了解中国那段痛苦历史的西方读者，在读了这样的描述后，很可能感到文革是多么的罗曼蒂克，就如“五月风暴”中法国红卫兵的想法一样。照此逻辑，如果一个人没有作者那特殊的被轮奸的经历，那十年的洗脑教育和对人性、心理的摧残似乎也微不足道，自由世界的一线曙光就可以让它们的后遗症如晨霜般消散。对于迷恋于异国情调奇闻轶事的读者，真实与否是不重要的。许多支持者声称，不论内容真实与否，它是一本“励志（inspirational）的好书”。也就是说，只要政治正确、鼓励人向上，其他就可以不必计较了。对于那些中共的真正支持者，当他们读完这本书后，也许会和作者的支持者一样殊途同归，得出这样的结论：既然文革之路如此＂撒满玫瑰＂，那么即使有刺，多走几次又何妨？对于那些真正经历过文革，而不是“青春无悔”的人们，这是一种何等的嘲弄。
 

当然，这本书只是一本个人的回忆录。在一个自由的社会，只要不违反法律，每个人都有受宪法保护的言论自由。尤其是对个人的生活经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叙事权。一个普通的华人没有在中国文革问题上教育、启蒙西方读者的义务，每个西方读者也有选择是否相信、阅读的自由。书看到一半，我自问，如果是偶然接触到这本书，我会是怎样一种反应呢？大概在翻了几页后，我会摇摇头，将书扔到一边，一笑了之。但这次不同了，因为主流媒体参与了进来，并在不明就里的情况下，主动站到了争论的一方。对于批评者们的刨根溯源的求真行为和“语言暴力”，我也认为实在过分。但当掌握话语权的作者、主流媒体的一副不屑一顾的面孔前，在这个网络评论昌盛的时代，我们还能期望感到被嘲弄的人们给出另一种反应吗？
 

我第一次听说此书此人，是在风雪交加的下班路上。NPR新闻节目特意强调作者“从未接受任何教育”和在文革中的＂悲惨＂经历，和与之相对照的在美国的IT行业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并大力向听众推荐此书。当时即惊讶于作者经历的特殊。再读传统中文媒体的报道，标题已然是“从女劳改犯到奥巴马的白宫顾问”。在随之而来的诸多电视、电台采访中，作者的文革经历、大学时关于虐杀女婴的研究、以及后来的成功，无疑是故事的三大卖点。这个故事非常符合当代西方的 rag-to-success （从贫困中成功）的口味，用某些读者、书评家的话，就是最好地体现了一个人经历苦难后的强大恢复力（human resilience）。没有那些苦难，成功的故事也就没有那么大的吸引力了。因此，在所有釆访中，话题都是先集中作者在文革中的痛苦经历，尽管许多事情在原书中只是短短一句带过。其实，在某些电视采访中，主持人对于作者故事的前两部分也表示出某种程度的难以置信，这包括了哈罗德爵士和 D.G. Martin，但是他们最终还是决定相信，将故事变为信仰，成为作者的坚定支持者。
 

关于文革亲身经历的记述，在美国出版了很多，最出名的无疑是郑念的《上海生死劫》（Life and Death in Shanghai），记述了郑念在文革十年的经历，包括女儿梅平的被迫害致死。尽管也会有人对郑念回忆录中某些细节的准确性提出疑问，但其总体的真实性却是不容置疑的。因为《屈》的缘故，我将《上海生死劫》的英文版原书找来仔细地读了一遍。与读《屈》书时的笑口常开成对照，我的眼里时常充满了眼泪。在郑念的身上，我看到的是真正的生命力，在逆境下的顽强挣扎，对强权的藐视，对中共统治的透彻分析。但是，尽管真实得撼动人心，它缺少的是在新大陆的成功故事，对于这个连教会都讲求成功神学的高度商业化社会，似乎眼泪太多了。于是，渴望成功与励志的人士们，宁可去看那万花筒、哈哈镜。（完）

 

 

《屈而不折》：记忆的万花筒和哈哈镜（三）

来到新大陆，她的经历和很留学生类似：求学、餐馆打工、就业、成家。在留学生活的第一站 -- 新墨哥大学学习了一段时间后，为了日后的生存，也为了更好体验美国本科生的生活，她放弃了那里即将拿到的硕士学位，转入加大（UCSD）的计算机本科，同时在一家小公司打工。加大本科毕业后，她拒绝了那家小公司老板的盛情股权挽留，进入了世界著名的贝尔实验室，进行计算机科学方面的研究，并同时在夜校学习。在那里，她终于遇见了自己的白马王子--一个年轻的奥地利数学天才、UIUC的计算机教授，并最终喜结良缘。后来，她和丈夫一起创业，创立了魔杰软件公司。再后来，又在公司面临破产的情况下独自力挽狂澜，使之最终成为三维打印行业的佼佼者，并荣任奥巴马政府在某个领域顾问团的一员。

尽管作者起家于软件业，成功于计算机三维图形、图像处理，但她个人的特长并不在于技术，而应是在经营、管理方面。书中谈到技术细节的地方并不多，但有一个小花絮却是很真实的。在创业之初，作为魔杰公司的CEO，有一次她亲自出马去波音公司推销三维图形软件。在她展示了用其软件所建立的复杂三维飞机零件模型后，波音的一位老工程师出了道貌似简单的题目：将一个由几个坐标参数表达的简单几何体--一个带圆柱形孔的立方体，用她的软件展示出来。她手忙脚乱了好几个小时，屏幕上仍然是一团糟，只好打电话问自己的程序员。那边一听就笑了。其实原因很简单，他们的软件是基于大量的三维扫描（离散）数据，而这个问题是基于解析表达，他们的软件是专对前者的。任何一个干过一点计算机图形学的人，对于两者的区别都是非常清楚的。对于以搞技术见长的留美华人，自然会因此而瞧不起她。但这一类的轶事实在不应是讨论的重点。书中关于创业经历的描述，是非常吻合当前社会上流行的“创业指南”的套路的，是真是假，只有作者自己知道。

当然，书中也记载了许多常人没有的特殊经历，为质疑者所诟病。比如，下飞机的第一天就被一个越南裔华人骗到Albuquerque市中心一栋苏俄式钢筋混凝土结构的济贫房内看孩子，在饭馆打工时和无数名人相遇，读本科时打工一年就能挣八万，领导了编写Mosiac的Marc Andreessen，等等。另外，当初作为一个外国留学生，在找工作时，她无需为移民身份操心，这在同时代的留学生中也是少见的。

仅就此书所展现而言，作者绝不是一个传统中文语义上的“反华”人士，甚至连反共、民主人士都不沾边。比如，她在书中评论到，尽管中国人受了共产党多年的洗脑教育，但由于见识黑暗面多了，因而在意识形态、政治思维上更客观，不易被宣传蒙蔽；而西方人由于盲目相信自己制度和媒体的优越性，在对待包括中国事物在内的许多事情上往往态度偏颇、幼稚，西方民主制度也有很大缺陷，云云。在美的这近三十年中，她似乎并未参加任何海外民运活动，书中也没提到她对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和遣弃女婴现像再有任何兴趣。相反，她倒是为中国的飞速发展感到欣慰、自豪。中国以及文革中不幸的经历，似乎都已经成为遥远、模糊的记忆，藏在某个不起眼的角落里，直到二零零五年的一天。那一次，为了处理公司的经营危机而精疲力竭的她，参加了北卡的一个Leadership Training。在讲员的类似于催眠术的诱导下，她记忆的闸门突然放开，过去经历的流血、死亡、轮奸，清晰地浮现，像潮水一样涌来，让她不能自已。而这些突然涌现的记忆，就构成了这本书关于中国经历的主体。

《屈而不折》：记忆的万花筒和哈哈镜（二）

在最初的惊心动魄之后，似乎南航那个宿舍楼里以及她那个“学习班”里的一切都走上了正轨。在学习班上，傅因为善于写学习总结，为老师所器重，成为班长，领导包括张姓“红卫兵”在内的全班。同时，她和同学们一起参加了军事训练。为此，每人发了一套带红星军帽的军装、军靴。在训练中，由于她的黑分子身份，一般人不搭理她、甚至欺负她，她的脚被不合脚的军靴磨破也不敢出声。这时候，是一个工农家庭出身的李姓同学向她伸出援手，成为她多年的知心朋友和保护伞。在家里，她又当姐姐又当妈妈，将家里管治得井井有条。但对于楼里的邻居只有一两处提到。其中有一处，是在一个台风天，妹妹和邻家女孩在楼道里疯跑，不小心撞翻了炉子上的开水壶，两人都被烫伤。为了救她们，她在暴风雨之夜，背着两个小孩子，最后是爬着进了学校医务室。当邻家妈妈回来听说后，感激地给她跪下了。

在她大约十一二岁的时候，亦即六九年前后、母亲归来之前，一个对她人生成长至关重要的人物，出现在她们那间南航宿舍的门口。他手拿上海妈妈的介绍信，是来自天津的一位远房万叔叔（舅舅），简称W叔叔。他一只眼失明，背着个旅行袋，利用年假到南方旅行。在南京期间，他就在她们那间宿舍里打地铺借宿。这每年一次的拜访，后来就成为一个惯例，一直持续到文革结束。W叔叔是个知识渊博的人，对各种事情有敏锐的判断。他每次来，旅行袋里都会装满各种禁书，主要是美国小说，如《飘》、《红字》等。当W叔叔听到她对一两年前那次暴力事件的描述，告诉她那是强奸。W叔叔成为两个孩子漫漫长夜中的一盏明灯。来访时他们会一起在郊外散步长谈，过后会在晚上打着手电，一个月几封地给他写信，述说成长中的烦恼，而不是向已经归来的母亲请教。可以说，W叔叔对她成长的影响远超过其亲生父母。从那些小说里，作者接触到自由、平等，以及西方工人福利的概念。在读了《红字》后，联想自己的境遇，她将自己军帽上的红星扯下，换上红A字，为此遭到母亲的臭骂。

在W叔叔首次来访大约两年后，离别五年的亲生母亲突然回来了，住进了她们那件宿舍。但是母女的关系却是冷若冰霜。母亲基本不理家务，家里的一切都交给作者。为了和厂领导拉关系，她在家里请客吃饭，由作者主厨，并强迫她把自己养的心爱的母鸡杀了做鸡汤。为此，作者心里对母亲残余的一点温存情感也一扫而光。

尽管还是文革，情况似乎在不断好转。除了作者说自己因为出身不好而被受冷眼外，并无任何歧视、迫害的事例。书中附录了那个时期的许多照片，那田园诗般的环境和人们脸上恬静的笑容，让我多少想起了电影《祖国的花朵》。除了那张著名的古塔青松下的“红卫兵团”集体照和姐妹俩手持红宝书、戴主席像的合影外外，还有作者和小李等几个朋友在农舍外、和母亲在公园湖畔，以及和妹妹在宿舍里灯下读书的合影。这最后一张照片，据脚注是七三年上海哥哥来访时给她们在家里拍的。

在军训（文中称为服役）结束后，学农的经历似乎很简短，书中讲述的主要是她因出身不好而被学习班安排去当工人的经历。在工厂的经历一直持续到文革结束。她似乎在几个工厂干过，因为一开始的描述明显是重工业厂房，而后来的则是制造电子设备的工厂。她安装过收音机，给钢板平整、抛光，还吊在空中给新建的整栋厂房的电路布线。在厂里，她与工人们亲密相处，和带她的王师傅成为至交，干出的活儿为他所欣赏。当每次完成任务后，两个人的习惯就是Hi Five（击掌）庆祝。在这里，她提到自己家里有收音机，但是却从来没有镜子，因为党和国家的政策不允许。她只是在平整、抛光好的钢板前，才第一次看到自己的形象。另外，由于家里没有镜子，她会花好多时间在车间的厕所里用那里的镜子梳妆。

对自己文革十年的经历，作者的定位就是黑五类学习班与强迫劳动、军训。书中后来写到，在二〇〇六，一个早已移民加拿大的红二代同学Winston打电话来约她回国参加中学同学会，她的反应是，＂你把那个叫中学？＂Winston 笑了，＂那你管它叫什么呢？＂这个＂学习班＂的正名是光华门中学。

一九七六年是中国命运的一个转折点，作者的生活即将翻开新的一章。

这年的十月，她向厂子里请了一个月的假，到上海游玩，就住在上海妈妈家里。就是在这里，她听到了打倒四人帮和文革结束的消息。上海爸爸立即预言，大学要重新开门、招生了。作为上海最早的华资银行家，作者的家族是非常重视教育的。据说，当上海爸爸和妈妈结婚时，所有来宾被告知，新人只接受现金彩礼，因为所有彩礼将被用于建一所新学校。回到南京家中，作者立刻投入到紧张的高考复习当中。社会上各种补习班突然间雨后春笋般地遍地开花，她也如饥似渴地学习，被父母称为＂永不关灯的女孩＂。这时，作者的亲生父亲也从遥远的黑龙江畔的林场归来。经过一番苦读，她终于成为时代的佼佼者，在七八年终于考上了位于苏州的江苏师范学院中文系。按照书中的说法，由于政府的指定，她没能如愿读自己向往的工程专业。但是，大学的校门，毕竟向她敞开了一片新天地。在大家为她考上大学而庆祝的时候，她发现了一个多年困扰她的秘密：文革中那每天早上出现在宿舍门口的神秘饭菜，原来来自邻居小方（冯）家。文革前，方家和傅家是好朋友，两家父母还开玩笑要结儿女亲家。大概三岁的时候，两个小孩子在众人眼前瞎闹，脱掉了上衣。因此，作者从此有了轻浮的名声，在文革中更由于那起轮奸案，沾上了＂作风不好＂的名声。再加上，傅家由于出身原因被迫害，成了不可接触的人，多年来两人在学习班上（学校）也不敢来往、说话。如今，作者成为天子骄子的大学生，小方则只是南航校园门口卖饺子、馄饨的小贩，只能避开祝贺的众人，再次暗地里送来一份饭菜。

与文革中所经历的相比，大学生活无疑是美好充实的。美中不足的是，文革的遗毒依然存在：在每个课堂上，都会有一个党员坐在第一排，监视大家的课堂发言。但是学生们也都学会了忽视这些告密者的存在，追求的自己的理想。作者是个勤勤恳恳、循规蹈矩的学生，本应与政治无缘，但在度过了一段幸福时光后，却不小心两次触雷。第一次是参加红枫社、主编《吴钩》，因为上面刊登的别人所写的《一个共产党员的自白》触怒了当时中国的最高领导者邓小平，受到校方迫害、处分（坦白、反省）。

在这次事件后，她小心谨慎地夹起尾巴做人，专注于学习，以免再惹麻烦。但命运之神并不轻易放过她。她一不小心，选了中国农村计划生育政策下的强制堕胎、虐杀女婴问题作为自己的毕业论文课题，结果捅了更大的娄子。按照她当时和出国后听到的，由于她的研究成果被发表在党报上，引起全国轰动，并惊动了海外媒体和联合国，导致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制裁，使中共领导人感到颜面全无。于是有一天，当她在江苏师范学院校园里行走时，突然被头上套上黑麻袋，塞进汽车，绑架到一个没有窗户的秘密拘留所，没吃没喝地度过了三四天。在告知其所犯严重错误后，公安将她送回南京家中，并要求她马上悄悄地离开中国，否则后果自负。为了让她出国，作者的亲生父母动用了他们的海外关系，帮她拿到了美国新墨哥州立大学的录取通知。又在一位有同情心的女民警帮助下，將有处分记录的个人档案调开，使其政审合格，顺利拿到护照。于是，她自我放逐、前往美国，中国生活的一页就此合上，这才出现了本书开场白中飞机上的一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