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最初的惊心动魄之后，似乎南航那个宿舍楼里以及她那个“学习班”里的一切都走上了正轨。在学习班上，傅因为善于写学习总结，为老师所器重，成为班长，领导包括张姓“红卫兵”在内的全班。同时，她和同学们一起参加了军事训练。为此，每人发了一套带红星军帽的军装、军靴。在训练中，由于她的黑分子身份，一般人不搭理她、甚至欺负她，她的脚被不合脚的军靴磨破也不敢出声。这时候，是一个工农家庭出身的李姓同学向她伸出援手，成为她多年的知心朋友和保护伞。在家里，她又当姐姐又当妈妈，将家里管治得井井有条。但对于楼里的邻居只有一两处提到。其中有一处，是在一个台风天，妹妹和邻家女孩在楼道里疯跑，不小心撞翻了炉子上的开水壶，两人都被烫伤。为了救她们，她在暴风雨之夜，背着两个小孩子，最后是爬着进了学校医务室。当邻家妈妈回来听说后，感激地给她跪下了。
在她大约十一二岁的时候，亦即六九年前后、母亲归来之前，一个对她人生成长至关重要的人物，出现在她们那间南航宿舍的门口。他手拿上海妈妈的介绍信，是来自天津的一位远房万叔叔（舅舅），简称W叔叔。他一只眼失明，背着个旅行袋，利用年假到南方旅行。在南京期间，他就在她们那间宿舍里打地铺借宿。这每年一次的拜访，后来就成为一个惯例，一直持续到文革结束。W叔叔是个知识渊博的人，对各种事情有敏锐的判断。他每次来，旅行袋里都会装满各种禁书，主要是美国小说，如《飘》、《红字》等。当W叔叔听到她对一两年前那次暴力事件的描述，告诉她那是强奸。W叔叔成为两个孩子漫漫长夜中的一盏明灯。来访时他们会一起在郊外散步长谈，过后会在晚上打着手电，一个月几封地给他写信，述说成长中的烦恼，而不是向已经归来的母亲请教。可以说，W叔叔对她成长的影响远超过其亲生父母。从那些小说里，作者接触到自由、平等，以及西方工人福利的概念。在读了《红字》后，联想自己的境遇，她将自己军帽上的红星扯下，换上红A字，为此遭到母亲的臭骂。
在W叔叔首次来访大约两年后，离别五年的亲生母亲突然回来了，住进了她们那件宿舍。但是母女的关系却是冷若冰霜。母亲基本不理家务，家里的一切都交给作者。为了和厂领导拉关系，她在家里请客吃饭，由作者主厨，并强迫她把自己养的心爱的母鸡杀了做鸡汤。为此，作者心里对母亲残余的一点温存情感也一扫而光。
尽管还是文革，情况似乎在不断好转。除了作者说自己因为出身不好而被受冷眼外，并无任何歧视、迫害的事例。书中附录了那个时期的许多照片，那田园诗般的环境和人们脸上恬静的笑容，让我多少想起了电影《祖国的花朵》。除了那张著名的古塔青松下的“红卫兵团”集体照和姐妹俩手持红宝书、戴主席像的合影外外，还有作者和小李等几个朋友在农舍外、和母亲在公园湖畔，以及和妹妹在宿舍里灯下读书的合影。这最后一张照片，据脚注是七三年上海哥哥来访时给她们在家里拍的。
在军训（文中称为服役）结束后，学农的经历似乎很简短，书中讲述的主要是她因出身不好而被学习班安排去当工人的经历。在工厂的经历一直持续到文革结束。她似乎在几个工厂干过，因为一开始的描述明显是重工业厂房，而后来的则是制造电子设备的工厂。她安装过收音机，给钢板平整、抛光，还吊在空中给新建的整栋厂房的电路布线。在厂里，她与工人们亲密相处，和带她的王师傅成为至交，干出的活儿为他所欣赏。当每次完成任务后，两个人的习惯就是Hi Five（击掌）庆祝。在这里，她提到自己家里有收音机，但是却从来没有镜子，因为党和国家的政策不允许。她只是在平整、抛光好的钢板前，才第一次看到自己的形象。另外，由于家里没有镜子，她会花好多时间在车间的厕所里用那里的镜子梳妆。
对自己文革十年的经历，作者的定位就是黑五类学习班与强迫劳动、军训。书中后来写到，在二〇〇六，一个早已移民加拿大的红二代同学Winston打电话来约她回国参加中学同学会，她的反应是，＂你把那个叫中学？＂Winston 笑了，＂那你管它叫什么呢？＂这个＂学习班＂的正名是光华门中学。
一九七六年是中国命运的一个转折点，作者的生活即将翻开新的一章。
这年的十月，她向厂子里请了一个月的假，到上海游玩，就住在上海妈妈家里。就是在这里，她听到了打倒四人帮和文革结束的消息。上海爸爸立即预言，大学要重新开门、招生了。作为上海最早的华资银行家，作者的家族是非常重视教育的。据说，当上海爸爸和妈妈结婚时，所有来宾被告知，新人只接受现金彩礼，因为所有彩礼将被用于建一所新学校。回到南京家中，作者立刻投入到紧张的高考复习当中。社会上各种补习班突然间雨后春笋般地遍地开花，她也如饥似渴地学习，被父母称为＂永不关灯的女孩＂。这时，作者的亲生父亲也从遥远的黑龙江畔的林场归来。经过一番苦读，她终于成为时代的佼佼者，在七八年终于考上了位于苏州的江苏师范学院中文系。按照书中的说法，由于政府的指定，她没能如愿读自己向往的工程专业。但是，大学的校门，毕竟向她敞开了一片新天地。在大家为她考上大学而庆祝的时候，她发现了一个多年困扰她的秘密：文革中那每天早上出现在宿舍门口的神秘饭菜，原来来自邻居小方（冯）家。文革前，方家和傅家是好朋友，两家父母还开玩笑要结儿女亲家。大概三岁的时候，两个小孩子在众人眼前瞎闹，脱掉了上衣。因此，作者从此有了轻浮的名声，在文革中更由于那起轮奸案，沾上了＂作风不好＂的名声。再加上，傅家由于出身原因被迫害，成了不可接触的人，多年来两人在学习班上（学校）也不敢来往、说话。如今，作者成为天子骄子的大学生，小方则只是南航校园门口卖饺子、馄饨的小贩，只能避开祝贺的众人，再次暗地里送来一份饭菜。
与文革中所经历的相比，大学生活无疑是美好充实的。美中不足的是，文革的遗毒依然存在：在每个课堂上，都会有一个党员坐在第一排，监视大家的课堂发言。但是学生们也都学会了忽视这些告密者的存在，追求的自己的理想。作者是个勤勤恳恳、循规蹈矩的学生，本应与政治无缘，但在度过了一段幸福时光后，却不小心两次触雷。第一次是参加红枫社、主编《吴钩》，因为上面刊登的别人所写的《一个共产党员的自白》触怒了当时中国的最高领导者邓小平，受到校方迫害、处分（坦白、反省）。
在这次事件后，她小心谨慎地夹起尾巴做人，专注于学习，以免再惹麻烦。但命运之神并不轻易放过她。她一不小心，选了中国农村计划生育政策下的强制堕胎、虐杀女婴问题作为自己的毕业论文课题，结果捅了更大的娄子。按照她当时和出国后听到的，由于她的研究成果被发表在党报上，引起全国轰动，并惊动了海外媒体和联合国，导致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制裁，使中共领导人感到颜面全无。于是有一天，当她在江苏师范学院校园里行走时，突然被头上套上黑麻袋，塞进汽车，绑架到一个没有窗户的秘密拘留所，没吃没喝地度过了三四天。在告知其所犯严重错误后，公安将她送回南京家中，并要求她马上悄悄地离开中国，否则后果自负。为了让她出国，作者的亲生父母动用了他们的海外关系，帮她拿到了美国新墨哥州立大学的录取通知。又在一位有同情心的女民警帮助下，將有处分记录的个人档案调开，使其政审合格，顺利拿到护照。于是，她自我放逐、前往美国，中国生活的一页就此合上，这才出现了本书开场白中飞机上的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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