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而不折》：记忆的万花筒与哈哈镜（一）

《屈而不折》：记忆的万花筒与哈哈镜

等了两个多月，都几乎把它忘记了，图书馆却通知我书到了。

要读这本书，不是因为其文学或史学价值，而是因为它是一件网上争论的焦点。这场争论的一方是书的作者及其美国朋友和主流媒体，另一方是在美的有大陆背景的华人以及有美国背景的海归。

事情的起因很简单：年初的时候，在黄金时段里，NPR多次介绍了一位华裔移民的实现美国梦的故事，以及其新出版的回忆录《屈而不折—横跨两个世界的人生》，并特意强调“她一天正规教育也没受过”的经历。与之同时，其他媒体的宣传也紧跟而上，并迅速反馈到中国大陆。其实， NPR在六七年前就对作者傅苹做过介绍，但是并没人注意。但这次不同，因为位著名的“打假斗士”方舟子参与进来了。事情迅速发酵，很快地，华人对于作者的质疑，已不限于其讲述的在中国的故事，而扩展至其来美后的生活、创业经历，批评也基本变成网上群殴。如今几个月过去了，依然余波未平。对于作者讲述的故事，多数华人听众、读者的共同反应是“不可信”，而普通非华裔美国人的反应则似乎是“一个真实的、鼓舞人心的故事”。如此截然相反的意见，倒是激起了我的好奇心。

看过全书之后，总的印象可以概括如下：人们对于书中涉及中国以及留美早期经历的质疑，总体上是合理的。另一方面，书中关于其在美创业、成功经历的描述，似乎并无可厚非。批评风暴骤起，自然是源自涉及中国的部分严重失实，另一方面更由于主流媒体根深蒂固的偏见和作者弄巧成拙的公关宣传。

平心而论，在辩论白热化的日子里，就华人而言，绝大多数的批评者和支持者都没有完整地看过全书。批评的依据主要来自于网上的免费节选和各大媒体的介绍、采访，而支持者则往往是基于政治理念。如果再加上个人背景的差异，辩论中就不免出现鸡同鸭讲的情况，这反映在对几个细节的追究上。比如，在书的开头提到作者童年经常在一个废弃的飞机场玩。于是质疑者想当然地认为说的是上海。其实看到后文，就会知道说的是南航的明故宫机场。另一个例子是指责她买M&M糖来哄同学代她编程序。书中说法的是，完成课程设计后同学们一起庆祝，她为大家买的是M&M。此外，当书中谈到Marc  Andreessen开发Mosaic的过程，基本很客观，并没有抬高自己的作用。而她对于自身经历的夸大、吹嘘，基本发生在她接受的那些电视、电台采访中。当批评、辩护偏离正确的目标时，结果必然适得其反，而真正的问题却被忽略了。为其辩护的华人，基本持这样一种信念：凡是贬斥中共政权的，不论是否属实，都是对的。相形之下，站在辩论双方的美国人，即使看过那本书，但由于普遍缺乏对中国的常识，实在无法理解华人的愤怒。

故事开始于作者三十年前在来美的航班上对自己对文革经历的回忆，在每一章，都以一种对照、闪回的方式，并行叙述了自己在中、美两个世界、两个时代的生活。而问题就出在作者对中国故事的记忆上，因为故事似曾相识，却又离奇、别扭。从故事的开场白乍一看，似乎她要讲一个中国版的“砸碎玻璃窗之夜”。等到进入细节了，却是一部粉红色的少年记忆。

那是六六年的六月份，文革风暴乍起，八岁的傅正在上海上小学一年级。因为资本家（在书中，红卫兵误称为“修正主义份子”）背景，家庭受到红卫兵冲击。她这才发现所谓的父母实际上姨妈、姨父。于是，红卫兵们按着“本乡本土”的户籍规定，把她遣送回南京的亲生父母的家中。在接下来的五年里，她和妹妹在没有大人监护的情况下在一间宿舍里相依为命，直到一九七一年亲生母亲归来。而在整个文革十年期间，她的教育就是参加学习班、服兵役、学农、当工人，直到文革结束、高考恢复后她考上了大学。用美国中英文媒体的词汇来表述，她文革期间，“没有受过一天正式教育”，“全在劳改营中度过”。

她的故事是这样开始的：

在盛夏六月的上海，一群头顶红星帽的红卫兵闯进她的家中，用专车把她押送到开往南京的旅客列车上，让她独自回家。火车开动之际，其中一位好心的红卫兵，将身上的羊毛衫脱下，给她穿上避寒，因为“六月的上海，就如旧金山一样寒凉”。到了南京，在满街轰鸣的坦克车队和不绝于耳的枪声中，几个南京的红卫兵用一辆专车将她从火车站接（押）到南航。下车伊始，在目睹了母亲在枪托击打下被押上遣送外地的卡车后，她被红卫兵安置到一间除满地纸屑外几乎空无一物的集体宿舍里，并被红卫兵告知，不许乱说乱动。在那里，她发现自己的亲生妹妹在独自哭泣。 除纸屑外，这个房间有的是一个水龙头和一盒洗衣粉，可以用来吹肥皂泡来哄妹妹。向𥦬外望去，院子里的晾衣绳上挂满了人们的尼龙内衣。

于是，姐妹两人在光秃的水泥地板上度过了第一夜。第二天，她在角落的碎纸堆中发现了一罐米，并在门口找到个炉子为自己和妹妹做了第一顿饭。当天，她用废纸堆里的纸头给上海妈妈写信，在身无分文的情况下，将信寄出，并很快受到了上海回信，被告知兄姊们已经上山下乡了。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在没有任何经济来源和大人帮助的情况下，两个小姑娘在这间宿舍里顽强地生存下来了。每天早晨，总有神秘的现成饭菜出现在门口。她们在校园里采野菜，还养鸡，来补充那神秘的饭菜。在家具方面，她们从学校的垃圾堆里捡到床垫、椅桌，还用捡来的五颜六色的碎布头编成窗帘、做成桌布，将屋子装饰起来。

作者在文革中最惨痛的经历基本发生在初到南航的这段日子里。她用碎纸头写的日记被红卫兵发现。为此，他们特意在校园中点起篝火，来焚烧她的日记。她列席斗争教授、大学生的批斗会，同时自己也成为批斗对像，被挂上用铁丝吊住的大牌子，并坐了＂喷气式＂。她也亲眼目睹了一个老师被四马分尸、另一个被头朝下被活生生投入井中。她被强迫参加“黑帮子弟”学习班，吃用泥土和畜粪和成的忆苦饭。迫害她的人，主要是一个姓张的小＂红卫兵＂，一个和她年龄差不多、没文化的政工干部的女儿。迫害行为主要有二：强迫傅吃忆苦饭；玩从傅家抄去的从香港买来的洋娃娃。这个＂红卫兵＂和傅上同一个学习班，也要写同样要求的思想汇报、学习总结，因为文化水平太差写不出来被老师训斥。看到这种情况，傅自告奋勇代笔，用生花之笔使之每每得以过关。于是，她成为傅某种意义上的朋友，迫害行为也遂告中止。当然，最大的灾难是六八年左右的那次轮奸事件。她为保护妹妹，被校园里的几个半大小子（应该是小流氓，并非红卫兵）在宿舍楼门口截住，拉到附近足球场上，皮带抽、拳打、脚踢，昏厥过去。后来她在南航的医务室醒来，缝了几十针。当时她并不知道那就是强奸。“破鞋”的外号，就是这次事件之后被叫起来的。

在这段日子里，她有无人身自由？作者并没有交代。但她确实每天都会跑到校园旁的明故宫机场，在那废弃的飞机上玩耍、遐想。在一九六七年，她还免费搭火车，回上海看望了一下上海妈妈。至于从六六年到七一年南京妈妈归来这五年时间里，她的生活来源是什么，作者只提到神秘的饭菜和采野菜、养鸡两样。但是她在这段时间里，明显是学得了一手好厨艺。因为妈妈归来时，她的厨艺已经可以待客了，管账也胜过当会计的妈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