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德会后悔吗？ —— 改教运动五百年随想

1517年的万圣节前夜，一位在威登堡大学教授神学的奥古斯汀会修士，给他的上级美因茨大主教写信，抗议赎罪券的销售，并随信附带了一篇按当时惯用体裁以拉丁文写成的论文，陈述自己的论点。这就是马丁·路德和他的《九十五条论纲》，改教运动的导火索。因着这一事件，继1054年东西方教会的大分裂之后，西欧教会再次分裂为罗马公教和诸多新教教派，而欧洲也从此快速进入近现代社会。

路德重申因信称义、五个“唯独”（唯独圣经、唯独信心、唯独恩典、唯独基督、唯独上帝的荣耀），对于教会回归基督教的正统信仰是功不可没的。在路德的葬礼上（1546），墨兰希顿在将他与历史上的先知、使徒、教父们并列。而世俗社会对于他的历史地位，也是给予同样的高度肯定。但是，我有时却在想：假如路德能亲临今日的世界，他会有一种何种的心情，对于自己发起的改教运动会后悔吗？

乍听起来，这似乎是一个奇怪的想法。但是，如果了解了改教运动的社会背景，再结合五百年来教会发展的历史轨迹，也许这一问题就不再显得奇怪了。

当时，欧洲正在从停滞的中世纪走出，经济、思想日趋活跃。而路德所代表的，是在经济上上升、在知识上渴求、在信仰上虔诚的新兴市民阶层。他有着与中世纪的教士、僧侣不同的眼界，但其教会观却又是秉承传统，相信统一的大公教会。当提出《九十五条论纲》时，他想的依然只是改革教会内部的弊病，而不是革命。当时教会中类似性质的抗议、交流并不少见，因此大主教和教廷并未给予太多重视，只是打算依惯例派人把这个放肆妄言的修士训斥一下。但是，事件的发展却如大大超出双方的预料。

与东方教会相比，西方教会一向有着独立于并超越世俗王权的传统。但是，“权力带来腐败”这一规律对于教会一样也适用。在克吕尼运动全面更新信徒、教会的属灵生活后，教廷在与世俗王权的斗争中占了上风，其权威在十一至十三世纪达到鼎盛。但是此后教皇制逐渐衰微，教廷先后依附、勾结法国国王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为了满足奢华生活和修建罗马的大教堂，教皇们发明了向各国信徒敛财的赎罪券。而这一行为的核心，即在于教皇对信仰的解释权和“因行为称义”的错误信条。同时，教会中圣徒崇拜、圣物崇拜、朝圣、苦修等行为等流行。因信称义并非路德的新发现，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它作为基要信仰的意义却分外凸显出来。

在此前的一百多年里，教廷与皇帝的勾结，曾将威克里夫和胡司的改革之声强行压制下去。但是时代不同了：不久前古滕堡发明的商用活字印刷为路德思想的传播提供了极大的便利，西欧各国逐渐形成的民族意识、活跃的市民阶层以及各有打算的诸侯们更成为路德的坚强后盾。这些信仰之外的因素成为改教的催化剂于是，不仅有路德，更有了慈运理、加尔文。改教运动在中西欧如火如荼地展开，基督教再也不是过去一千五百年中的形式了。

因信称义、五个“唯独”，作为改教运动强调的核心信条，是改教先驱们针对当时教廷的错误教导的归正，其意义在于将基督徒从无谓的苦行、赎罪券以及圣徒、圣物崇拜中解放出来。但是，它们并非基督教信仰的全部。如果将它们片面化、极端化甚至庸俗化，新的谬误就会相应而生。

在某些人看来，既然是因信称义，那么好的行为就是没有必要了，就可以放纵自己了！路德在世时，这一问题即已露端倪，因此才有墨兰希顿在《奥格斯堡认信》中强调，“爱与好的行为必须与信心相伴。”十八世纪敬虔主义运动的兴起，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对于此类谬误的一种纠正。四个世纪后，潘霍华牧师对那种“廉价的恩典”进行了形象的描述：“人们以为只要在知识上接受了这一概念，就足以获得罪的赦免.... ...宣讲饶恕而不需要悔改，受洗礼而不遵守教会的纪律，领圣餐而不必认罪，获得赦免而不需本人亲身忏悔。”时至今日，人们依然在用“信”作为挡箭牌，为淡漠公义的行为辩护，为不择手段的成功神学背书，神的恩典被庸俗化为今生的富足、成功。

路德当年的理想是一个统一在圣经真理之下的教会。但是，活字商业印刷的出现和教育的普及，使得读经不再是少数神职人员的特权，而每个读经者都有自己对圣经的理解，并相信自己的理解才是代表了真理。在这一点，即使路德本人也不能幸免。在他的有生之年，不仅整个西方教会的统一没有实现，甚至改教运动各宗派间也无法统一。在1529年的马尔堡会谈中，路德与慈运理对于十五个神学议题中的十四个达成了一致，但是却由于对圣餐的不同理解而导致会谈破裂。在1541年的雷根斯堡会谈中，墨兰希顿与教皇代表就因信称义达成双方都能认可的声明，但是却同时为路德与教皇否定。在这里，我们看到的已经不再是对于信仰的虔诚，而是人的固执己见和思维的封闭。同样的事情一再在改教运动各派间发生：慈运理对于苏黎世的再洗礼派；加尔文义者对于荷兰的抗辩宗；英国国教与清教徒间。掌权的一方自以为真理在握，对于不论异见还是异端，镇压起来都毫不留情。

最后惨重的，还是百年之后主要在欧洲天主国家与新教国家之间进行的三十年战争（1618-1648）。这场战争以德国为主战场，使其各邦人口剧减25-40%。尽管信仰之争是战争的起因，但​​真正驱动双方相互杀戮的，却是躲在信仰口号后面的那些世俗因素：土地、权力、财富。在战争中，中古时代基于共同信仰的“神圣停战”不再重现，基督的爱荡然无存，连威登堡人口都被消灭四分之三。硝烟落定，改教运动的对立双方终于意识到了，谁也无法战胜对方，而宗教宽容、信仰自由是​​何等可贵。

三十年战争后，统一的基督教国度（Christendom）的理想渐行渐远。曾经为改教运动提供保护的新兴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最终取代了基督教信仰，成为驱动欧洲政治生活的主导因素，甚至成了人们新的信仰，而基督教信仰则慢慢被降格为文化、传统的一部分。对于国家的忠诚即是德国新教教会的一大特点。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欧洲各国的教会已经无论是非，陷入空前的爱国狂热中，各自为自己的军队摇旗呐喊。在纳粹主义兴起的过程中，占德国人口三分之二的新教教会和信徒，除了潘霍华和尼穆勒等少数人，多数成为纳粹暴行的旁观者或同谋，制造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劫难。

改教运动后的五百年中，新教各宗派不断碎片化，从最初的几个宗派，到后来的几十个，如今更是成千上万，而信仰的虔诚度与属灵光景并不见得比天主教、东正教更好，新型“赎罪券”的兜售又在出现同样的，信息技术也像当年的印刷术一样，让人们的生活，思维方式发生了巨变。我要问：新时代的路德、新时代的《九十五条论纲》，你们在哪里？

2017.12.15 于“言语道说”https://mp.weixin.qq.com/s/zm947dAmhdOjgUw9ZFy9pA
《心版》第2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