锡安山的基督徒啊，我们是你的朋友吗？

《今日基督教》

锡安山的基督徒啊，我们是你的朋友吗？

美国福音派帮助阿拉伯教会的努力正在受到川普耶路撒冷决定的考验

2017.12.15 Jayson Casper发自开罗

翻译：吴京宁

最近几年美国的福音派在中东重新发现了主内弟兄。阿拉伯之春带来了希望，紧随的却是伊斯兰国的威胁。经历了砍头、牺牲，人们看到的却是宽恕。我们许多人感到，要与那里的弟兄姊妹成为更亲密的朋友，要为这些受迫害的教会在其诞生之地重新兴盛而格外努力。

但是，现在川普总统正式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的首都，使得这一新结的友谊面临严峻考验。中东地区几乎所有的基督教领袖都一致反对这一决定。

Image: Lior Mizrahi / Stringer

在这一决定即将正式公布之际，耶路撒冷的众牧首、教会领袖联合发表声明指出，这一举措将“加剧仇恨、冲突、暴力和苦难”。柯普特正教会对于此举“危险的后果”发出警告。埃及的新教领袖则说，此举不仅有违正义，而且对解决阿以问题一点没有帮助。最强烈的反应则来自约旦。约旦全国福音协会发出恳求，指出这一决定将带来无法估计的风险，很可能将当地的基督徒置于难以控制的危险境地。

尽管有这一片哀求，美国许多保守的福音派基督徒却对川普的声明欢欣鼓舞。对以色列的全力支持，一直是这一社区中多数人的标志性行为。

Joel Rosenberg说，“美国的福音派是不会费多少时间来为阿拉伯基督徒着想的”。作为美以双重公民，他上个月率领一个福音派领袖的友谊促进代表团，访问埃及和约旦。其中不少人是川普的非正式的信仰顾问团队的成员。

“爱耶稣的人一直没有相互交流，这是不应该的。”

但是，与阿拉伯基督徒的交流并未改变美国人的立论要点。

家庭研究会的会长Tony Perkins 如是说，“美国总算是把美国和关键盟友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了。其政策正与圣经的真理相接轨：耶路撒冷是犹太国家永远、不可分割的首都。” 拉美裔援助以色列联盟的 Mario Bramnick 称赞道，“上帝把以色列这块土地，并以耶路撒冷作为它不可分割的首都，赐给了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子孙。” 圣地亚哥天际线教会的主任牧师 Jim Garlow 看来，“这可能是自杜鲁门承认以色列国以来，美国总统所做的关于以色列的最重要的一项宣示。”

但是巴勒斯坦福音派领袖的反应是发自内心的反感。

Mitri Raheb 说，“当地的基督徒成了帝国主义政治祭坛上的牺牲品”。他是福音信义会牧师和伯利恒的Dar al-Kalima 大学-艺术文化学院的校长，他尤其对副总统彭斯的发言表示气愤。“他的上帝和我们的上帝似乎没有任何共同之处。” 他说道，“他崇拜的是武士，而不是那被钉十字架的。”

拿撒勒福音学院的学术院长 Yohanna Katanacho 没有这么愤怒，但是还是非常沮丧。“我们感到困惑。我们必须做什么，才能讨好他们的福音派上帝呢？”他问道，“难道我们应该放弃我们的家园、文化以及历史？应该抛弃我们的民族？他们把我们看作以色列的敌人，因而也就是上帝的敌人。”

因抗议引起的骚乱开始的那天，得克萨斯 Northwood 教会主任牧师 Bob Roberts 正与其他基督徒领袖同在伯利恒。“（巴勒斯坦基督徒）感到被抛弃了”，他同时也提到自己对于这一宣示的复杂情感，”美国福音派在庆祝，而却完全无视巴勒斯坦人如何感觉。在我看来，西方基督徒的傲慢和麻木不仁是完全不可饶恕的。”

Rosenberg 最近与二十五位美国福音派领袖一起成立了耶路撒冷和平联盟，但是在耶城最终地位这个问题上，他并不强烈倾向于任何一方。在这一宣示的时机问题上，他对各方论点都有所同情。为了给基督教锡安主义者和阿拉伯福音派牵线搭桥，他的中东之致力于鼓励对话。

“从来就不容易，也不会变得容易。”他说，“我知道有些事情让他们痛苦，我也不想给他们带来痛苦。但是如果你有个朋友恳求你做什么，你倾听了，但却没有改变你的看法，事情会怎样？是否你们就不再是朋友了？”

对于很多人所习惯的非黑即白的简单二分法思维，Rosenberg 是反对的，他也承认末世神学理论经常导致基督徒分裂。

对于有警告说川普的决定会加剧紧张局势，他是同意的，并特别为约旦担心。但即使这样，他还是希望因着神的怜悯，这一决定能够激发一条通往和平之路。

他也知道代表团的成员同样受自身的经历影响，双方根深蒂固的信念是不会一夜之间就改变的。

“我是从长计议”，他说，“尽管这些会面都很美好，但也不过是一个月之前才发生。我带来的基督徒领袖开始从新的角度来看问题，但我不想夸大目前到底成就了多少。当我的朋友无法观点一致时，我要承受那些失望。”

失望之一，是科普特正教会的教宗 Tawadros 取消了即将举行的与副总统彭斯的会面。会面本来计划在本月晚些时间举行。继埃及的穆斯林最高领袖之后，牧首做出了同样的决定。

有消息说，因为美国的税改努力，彭斯的以色列执行被推迟了。而伯利恒的基督徒市长也拒绝他前去访问。本来此行号称为支持中东基督徒的一次努力，但结果却是后者都要与他保持距离。

Rosenberg 殷切地祈祷，希望这些领袖能重新考虑，并坦率地向副总统直言他们的沮丧。他说，无论如何，这是一次与美国政府最高层接触的机会，而且彭斯也是基督徒，对此事关心。

但在美国，Rosenberg也确实看到此次访问的成果了。在《德莫因记录报》的一篇强烈亲以的专栏文章中，“家庭领袖”会长 Bob Vander Plaats 表示同情阿方。“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的呼召是要对这个地区包括巴勒斯坦人在内的所有人有同情心。”他写道，“耶稣的爱是给所有人的，我们也应该一样。”

川普信仰咨询委员会主席 Johnnie Moore 认为，每个人都可以更好地倾听。他也是 Rosenberg 访问埃及代表团的一员，并因为个人所受的呼召，到世界各地去与当地的基督徒（和穆斯林）交往。他向一位巴勒斯坦高级谈判代表许诺，他会访问拉马拉，最近还陪同一个巴林宗教领袖代表团访问以色列，帮助这个穆斯林国家释放和平的信息。

但是如果认为对方是朋友，还是必须讲实话的。

“阿拉伯基督徒需要自问，他们的观点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了某种轻度反犹主义的影响。”他说道，“目前对巴勒斯坦人来说是展示真相的一刻，他们不能一有不合己意的事情发生，就离开谈判桌。”

他认为，尽管某些被人们强调的字眼，川普的决定并不是反巴勒斯坦的，而中东的现实使那些相信川普的人不敢把想法说出来。

Moore说，“有些阿拉伯基督徒可能寻求中间立场，但却因为他们社会中的微妙而压抑性的氛围，发现根本无法软化他们的姿态。”

但是在约旦，反应是针对川普的福音派支持者的。

约旦福音神学院的院长Imad Shehadeh 说，“西方的福音派发声明，但付出代价的是东方的福音派。”Shehadeh 是出生于约旦的巴勒斯坦人，他认为，美国福音派在发声明支持川普的耶路撒冷决定时，本应更小心地措辞。

不过，他也说，尽管约旦福音协会的声明让基督徒社区松了口气，但它本可以有不同的着重点。当地穆斯林-基督徒之间的关系总体来说是正面的，这一声明可能夸大了眼前的危险。

Shehadeh 说，与同胞立场一致是明智之举，尤其是在公开声明中，老一代更倾向如此。那些在他神学院中受训的年轻一代牧师们则考虑得更细致些。但多数人不想出声，为任何打破宁静现状的举动而哀叹。

作为约旦国王的客人，Rosenberg 请朋友 Shehadeh 组织四十位当地重要的福音派领袖与他的代表团交流。尽管这是一次积极性的会面，还是让一些约旦人不安。

Shehadeh 说，任何政治上关于团结的信息必须还加上基督徒关于恩典的信息。无论在东、西方的语境中，不加智慧、不加小心，恩典的信息很容易被湮没。

他说，“持守你的信念，但是用别的方式表达，以免失去对方的理解。”

那么，下一步该如何行？

“基督教锡安主义领袖们是不能指望了，但是福音派普通会众还有救。”Raheb说，“我建议他们来这里，亲身拜访在以色列占领下受苦的主内弟兄姊妹。这种经历将使他们对圣经会有新鲜的深入了解。”

Katanacho 也发出邀请，但有所不同。“我和许多福音派弟兄姐妹无法达成一致，尤其是在耶路撒冷问题上。”他说，“但是他们也是我的主内家人，我会继续寻找与他们交流的方式。为了神的荣耀，主内关系上的祝福，是要尽力让双方得能力，尽管这意味着自己受苦。”

Katanacho 坦承，尽管美国福音派对于造成这苦难是有份的，但是恩典要求他先反省自己的罪和缺少爱。“爱会打动沉闷中的人，激励他们搭建新桥。”他说道，并强调同理心比共识更重要。“从那一点出发，真正的爱会追求公义，以求建立一个充满美德的社区。”

对于Rosenberg来说，美国的、阿拉伯的福音派社区之间必须谦卑地进行对话。他认为，上帝是要特别使用现代以色列的。他也知道，在这一点上阿拉伯福音派是不能苟同的。但是个人关系并不意味着，不论事情是如何重要，你都要替朋友鼓吹他所相信的一切。

他说，“我们基督徒必须解决好如何进行好这场对话。如果作为万王之王的儿女，我们之间都无法做到这一点，还怎么指望美国总统，或其他人，能做得更好呢？”

原文题目：Friends of Zion’s Christians?

http://www.christianitytoday.com/news/2017/december/friends-of-zion-us-arab-christians-israel-jerusalem-embassy.html

2017.12.19  于“言语道说” https://mp.weixin.qq.com/s/Z3XHBVcH8IkdKAbWsWfflg

谁的耶路撒冷？

十二月六日上午，川普总统宣布，美国政府正式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的首都，并将美国大使馆从特拉维夫迁往耶城。此举一出，而国际上几乎是一面倒的反对之声，而在美国国内则是众说纷纭。他此举的动机和历史背景何在，又会引起怎样的后果呢？

川普此举是有多方面原因的。首先，他个性喜欢冲突，但是并没有严格的是非标准。一切以赢为准，哪面更可能获胜，就站在哪一边，选择支持强势的以色列是理所当然的。更最重要的，这是兑现竞选时对其核心支持者的承诺。川普的支持者是一个五颜六色的大拼盘，其中两股在政治光谱上相距甚远的核心势力是他此举所要讨好的：福音派基督徒 （Evangelical Christians）和极端的亲以色列势力，后者也可以成为右翼犹太复国主义者（Zionists）。无条件支持以色列的一切要求、行动，几乎是这两股势力的唯一交集。当然，川普的支持者也有不少极右的反犹分子，但是这些人对于阿拉伯人、穆斯林更不感冒。实际上，反犹主义（Anti-Semitism）一词的本意就是反对闪族（犹太人、阿拉伯人）。所以而反对此举的，基本都属于他的反方阵营。因此，按照他的政治算盘，这一举措所需耗费的个人政治资本无疑很小的。

右翼犹太复国主义者

对于以色列的支持是美国政坛、民间的共识，但是就像其他方面一样，即使这种支持也有左右之分，但与其他社会、经济问题上的左右划分并不一致。

川普家庭的信仰可谓五色斑斓：他本人出身于长老会家庭，现任太太梅兰妮娅是天主教徒，但他最心爱的女儿伊万卡却嫁给了一个现代正统犹太教徒——库什纳，并皈依了犹太教。在信仰上，正统犹太教徒对于守摩西律法，尤其是守安息日，是非常认真的，因此周六川老爹乱发推、惹是生非，女儿、女婿是不可能在身边及时制止的。正统犹太教徒是强烈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尽管驸马爷库什纳在以前一直是民主党，但却与以色列政坛的右翼人物相交甚厚。因此从家庭角度，他的决定顺理成章。

而川普背后的另一个右翼犹太复国主义者，则是另一个前民主党人，大富翁、共和党大金主阿道森（Sheldon Adelson）。对于多数华人，阿道森的名字似乎不是那么响亮。但是，如果说明他是拉斯维加斯、澳门的威尼斯人大赌场以及新加坡滨海湾金沙综合渡假村（Marina Bay Sands）的大老板，读者就不会觉得陌生了。在2016年的大选中，他盖过Koch兄弟和Mercer家族，成为共和党的最大政治金主，既是川普的最早支持者之一，也是川普就职庆典的最大捐助者。与川普的富二代背景、靠真人秀发财的套路不同，他出身于波士顿一个贫穷的东欧犹太移民家庭，白手起家，成为亿万富豪，在商场上、慈善捐赠等方面都远比川普名声好得多。他在美国国内政治中基本属于共和党中的温和派、建制派，在涉及以色列时，则总是站在以政坛右翼一方。他在金钱上的支持，对于川普最后的获胜是不可或缺，而川的投桃报李自然也是理所当然。

福音派基督徒

川普赢得2016总统大选，除锈带摇摆州倒戈的产业工人立下的汗马功劳外，南方白人福音派基督徒替他稳住了右翼的基本盘，也是功不可没的。在川普与福音派之间牵针引线的，就是现任副总统彭斯。

所谓福音派，从字面上讲，就是对传福音有热情、有负担的基督徒，是对于部分新教基督徒的一个没有严格定义的统称，一般是用来与传统的主线派（Mainline）基督徒相区别。在历史上，主线派各宗派是美国新教徒的主流，但最近几十年在神学上趋向自由主义，成员严重流失，实际上成为少数。与此相应的，是当代福音派的兴起，并取而代之成为主流。当代福音派跨越多个宗派，其中较大的宗派有美南浸信会、神召会等。此外，传统主线宗派（如长老会、循道宗、圣公会等）的部分会众、大量的独立教会以及多数华的人教会，也都可以划入福音派的范畴。福音派的特点包括：宣教、传福音的热情高，强调按字面意思解释圣经，在社会价值上保守，在政治上右倾。由于派系混杂，尽管总体上神学观点相对保守，但某些宗派、教会的神学观点却可能又非常自由（如对成功神学的推崇）。值得一提的是，因为对进化论、科学主义、理性至上的反对，福音派普通会众中存在强烈的反智主义、反理性情绪，尽管其知识层并不是这样。另外，大多数福音派教会互不相属，没有上一级的权威机构，会众中有强烈的民粹主义倾向，即使对于同属福音派的严肃的知识分子、神学家的意见一样罔顾。

在2016的大选中，白人福音派基督徒对川普的支持率高达80%，远高于其他任何人群。即使在一年后，在其他人群对于川普支持率大幅下滑的情况下，他们的支持率依然保持在60%以上。公平地说，多数白人福音派并不认为川是个严肃、虔诚的基督徒，福音派的旗舰刊物《今日基督教》更常有文章痛批川普，甚至直呼其为“异教徒”^[1]，但是普通福音派信徒对他的热爱、崇拜，却远超过对于以往任何一个虔诚的基督徒总统、候选人。这背后的政治、社会原因已有大量的英文、中文分析文章，恕不在本文讨论范围内。

流行于福音派各宗派间的一个神学观点，是所谓“前千禧年主义”（ Premillennialism）、“时代论”（Dispensationalism）。时代论者相信，耶稣基督将亲自降临、统治世界一千年，在末世时将发生大灾变（Tribulation）、哈米吉多顿大战（Armageddon）、教会和信徒被提升。以色列复国和犹太人回归应许之地，就是诸多末世事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值得一提的是，在伊斯兰教义中，同样也有对哈米吉多顿大战的预言。前些时间，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在叙利亚北部建国，即为此战做准备。

“时代论”的观点，导致了在美国福音派中基督教锡安主义（Christian Zionism）的流行，其政治诉求则表现为对现代以色列国家的全力支持。他们根据《历代志下》中所罗门转述上帝的命令，“选择耶路撒冷为我名的居所”，认为耶路撒冷应该是现代以色列的首都。关于基督教锡安主义的历史与现状，读者可参见临风的文章^[2]。

由于福音派会众中普遍的反智倾向，他们对于圣地历史、现状的了解往往很偏狭，很多人简单地将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与穆斯林等同，既不知道当地阿拉伯基督徒的悠久历史，更不关心他们在阿以冲突中的困难处境。有一件事很能说明这种情况：当美国人发现耶路撒冷圣公会主教 Riah Abu El-Assal的巴勒斯坦基督徒身份时，他们好奇的是他是怎样“皈依”基督教的！^[3] 这些人最关心的，是怎样“促成”耶稣的早日再来，川的政令迎合正是这一诉求。

需要指出的是，在整个基督教世界，不论是罗马天主教、东正教、科普特教会，还是其他新教教派，压倒多数的观点是反对川普的这一政令的。可以说，美国福音派对此事的疯狂是基督教世界的一朵奇葩。

耶路撒冷的历史

耶路撒冷作为三大亚伯拉罕宗教（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的共同圣地，有着漫长而复杂的历史。公元70年，在第一次犹太战争中，第二圣殿被毁，耶路撒冷城也被罗马将军提多夷为平地。后来，罗马人在原地重建起希腊-罗马式的新城，而犹太人则在五百多年内被禁止进入耶城，唯一的例外是每年的禁食节（Tesha B’Av）那天。在公元四世纪罗马帝国基督教化后，耶城和巴勒斯坦的居民以基督徒为主，而犹太人口逐渐向世界各地流失。

在公元七世纪初的拜占庭-波斯的拉锯战中，巴勒斯坦的犹太人一度协助波斯人围困、攻陷耶城。但是，只有到了公元638年，等到阿拉伯穆斯林从拜占庭手中夺取了耶路撒冷，犹太人才得以再次进入耶城。从此，耶城就有了一个阿拉伯名字--阿尔库德(Al-Quds)，即“圣城”之意。在整个中世纪，耶城多次在阿拉伯人、突厥人、十字军、鞑靼人之间易手，直到最后为奥斯曼帝国统治（1517）。多数时间里，城中的穆斯林、基督徒、犹太人之间和平共处，几大宗教的信徒都能够自由前去朝圣，耶城统治者也借朝圣客旅获利。但是，由于外来势力对控制权的反复争夺，它的居民经过多次洗牌，其中最大的几次发生在十字军东征前后。

1099年，刚从塞尔柱突厥人手中夺回耶城的法蒂玛哈里发，将城中的土生基督徒全部赶出。不久，十字军攻下耶城，屠杀了城里几乎全部的穆斯林和犹太人，然后从欧洲、非洲、西亚各地输入大量各宗派基督徒，并将这里作为新建立的耶路撒冷王国的首都。1187年，萨拉丁从十字军手里将它夺回后，穆斯林和犹太人才被允许再次返回耶城。城中的东方基督徒被允许留下，西欧来的基督徒则被驱逐。1244年，同为穆斯林的鞑靼人攻入，城中基督徒被灭绝，犹太人被逐出。在1247年鞑靼人被萨拉丁的后人赶走之后，基督徒和犹太人才慢慢返回。

从1492年犹太人被从西班牙逐出后，欧洲的犹太人开始小批地迁往巴勒斯坦定居。但直到十九世纪前期，耶城的居民仍以阿拉伯穆斯林和基督徒为主。犹太人的大量迁入耶路撒冷，开始于十九世纪埃及阿里王朝对于耶城的十年（1831-1840），成规模于1880年代。先是北非的犹太人，后来欧洲（尤其东欧）和世界各地的犹太人接踵而至，开始在老城以外开发新区，犹太人逐渐耶城当地人口的多数。新迁入的犹太人与当地的阿拉伯人（穆斯林和基督徒）的矛盾开始加剧。

1917年是耶城现代史上关键的一年：英军从奥斯曼帝国手中夺取了耶路撒冷和巴勒斯坦，英国政府发表了支持建立犹太人之家的《贝尔福宣言》。此后，耶城人口、面积急剧膨胀，犹太人加速迁入巴勒斯坦，当地的种族冲突也随之加剧，发生了1920和1929年两次阿拉伯人的暴动。

1948年，在以色列建国后爆发的第一次阿以战争中，以色列控制了西耶路撒冷，约旦则控制了包括老城在内的东耶路撒冷，双方分别赶走自己控制区内的阿拉伯人、犹太人居民。以色列宣布耶路撒冷为其首都，约旦则兼并东耶路撒冷，并宣布为第二首都。在1967年的六日战争中，以色列从约旦手中夺取东耶城，对东、西耶路撒冷统一管辖，后来（1980）正式兼并。但是，这一次以色列没有驱逐当地的阿拉伯人，而是给他们予永久居住权，并允许成为以色列公民，这种情况基本保持到今天。

在几十年的阿以冲突中，巴勒斯坦基督徒处于一种受到两面夹击的尴尬处境，占当地人口比例从1922年的9.5%降至如今的1%左右。基于民族认同，由于被以色列从家园赶走，很多基督徒战斗在巴勒斯坦人反抗以色列的第一线，如巴解组织的著名女发言人阿什拉维女士即是一例。但是那些留在以色列境内未被驱逐而成为其公民或永久居民的，却又享受到很好宗教和政治自由。

以色列的两难处境

一个国家选择哪个城市为首都，本来完全是内政问题，但是如果该城市的主权归属未定，这就是国际问题了。

1947年，英国结束对巴勒斯坦的托管，联合国通过巴勒斯坦分治方案，建议将巴勒斯坦一分为三：鉴于耶城特殊的宗教地位，在阿拉伯国、以色列国之外，特设耶路撒冷国际市，受国际监管。但是，随后的阿以战争使这一计划泡汤，耶路撒冷和原划为“阿拉伯国”领土的许多地区都为以色列占领。在1993年的《奥斯陆协议》鉴定后，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作为缩水版的“阿拉伯国”（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合法过渡政府的地位，得到以色列政府的承认，但是以色列依然在军事、经济上控制着巴勒斯坦自治区。因为双方在被占领土犹太人定居点、东耶路撒冷归属的问题上无法达成一致，独立的巴勒斯坦国始终无法建立。

对于阿以冲突，因为利益、立场、看问题的角度不同，得出的结论是会完全不同的。但是即使从偏向以色列的角度看，目前的冲突也没有简单的解决方案。

在被占的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多年建立了大量的犹太人定居点。聚居点间以公路连接，与巴勒斯坦人间以高墙分割。有人形容，被占的约旦河西岸就像一片瑞士奶酪 —— 犹太人定居点得到的是奶酪部分（土地、水源和古迹），被围在高墙内的巴勒斯坦人则只得到空洞。巴勒斯坦自治区无法在经济上自立，人们只能靠去以色列打工来维持生计，对以色列的不满、仇恨只能不断积蓄。对于一个民主国家，这种占领状态是违反其基本理念的，也无法赢得国际社会的认可。

那么，如果以色列将巴勒斯坦全境正式兼并呢？这片土地上的几百万巴勒斯坦人是不可能被驱赶到别的国家的，只能变成以色列的永久居民或公民，那么犹太人、阿拉伯人将各占以色列人口的一半。1967年时，东西耶路撒冷合并时，犹太人口比例为74%，而2010年则降为64%，背后的原因就是生育率的不同。这后面隐含的政治前景是以色列当局所不愿看到的。

以往的美国政府对于以色列的这种两难处境非常清楚，尽管在各方面支持以色列，但是还是认为让巴勒斯坦单独建国是各种选择里最佳的一种，而巴勒斯坦人所蒙昧以求的首都就是东耶路撒冷。

如今，川普政府放弃了中立的调解人的资格，完全站在了以色列一边。下一步会如何发展，没人能够预计。从时间、地理环境和人口来看，长远的优势还是在阿拉伯人一方。尽管由于多方面原因，阿拉伯国家的政府在短期内奈何不得美国和以色列，但是阿拉伯、伊斯兰世界民众对美国的敌对情绪只能不断增长，中东火药桶只会越做越大。阿以冲突将向何处去？让我们拭目以待。

2017.12.16 于“美国华人” http://bit.ly/2ABkIgN

1. http://www.christianitytoday.com/ct/2017/november/trump-stephen-mansfield-why-so-many-conservative-christians.html
2. http://blog.163.com/linfeng_28/blog/static/188018136201501351413381/
3. http://www.middleeasteye.net/news/prophecies-and-politics-how-us-evangelical-christians-pushed-jerusalem-move-2029225819
4. https://www.cbsnews.com/news/christians-of-the-holy-land/

路德会后悔吗？ —— 改教运动五百年随想

1517年的万圣节前夜，一位在威登堡大学教授神学的奥古斯汀会修士，给他的上级美因茨大主教写信，抗议赎罪券的销售，并随信附带了一篇按当时惯用体裁以拉丁文写成的论文，陈述自己的论点。这就是马丁·路德和他的《九十五条论纲》，改教运动的导火索。因着这一事件，继1054年东西方教会的大分裂之后，西欧教会再次分裂为罗马公教和诸多新教教派，而欧洲也从此快速进入近现代社会。

路德重申因信称义、五个“唯独”（唯独圣经、唯独信心、唯独恩典、唯独基督、唯独上帝的荣耀），对于教会回归基督教的正统信仰是功不可没的。在路德的葬礼上（1546），墨兰希顿在将他与历史上的先知、使徒、教父们并列。而世俗社会对于他的历史地位，也是给予同样的高度肯定。但是，我有时却在想：假如路德能亲临今日的世界，他会有一种何种的心情，对于自己发起的改教运动会后悔吗？

乍听起来，这似乎是一个奇怪的想法。但是，如果了解了改教运动的社会背景，再结合五百年来教会发展的历史轨迹，也许这一问题就不再显得奇怪了。

当时，欧洲正在从停滞的中世纪走出，经济、思想日趋活跃。而路德所代表的，是在经济上上升、在知识上渴求、在信仰上虔诚的新兴市民阶层。他有着与中世纪的教士、僧侣不同的眼界，但其教会观却又是秉承传统，相信统一的大公教会。当提出《九十五条论纲》时，他想的依然只是改革教会内部的弊病，而不是革命。当时教会中类似性质的抗议、交流并不少见，因此大主教和教廷并未给予太多重视，只是打算依惯例派人把这个放肆妄言的修士训斥一下。但是，事件的发展却如大大超出双方的预料。

与东方教会相比，西方教会一向有着独立于并超越世俗王权的传统。但是，“权力带来腐败”这一规律对于教会一样也适用。在克吕尼运动全面更新信徒、教会的属灵生活后，教廷在与世俗王权的斗争中占了上风，其权威在十一至十三世纪达到鼎盛。但是此后教皇制逐渐衰微，教廷先后依附、勾结法国国王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为了满足奢华生活和修建罗马的大教堂，教皇们发明了向各国信徒敛财的赎罪券。而这一行为的核心，即在于教皇对信仰的解释权和“因行为称义”的错误信条。同时，教会中圣徒崇拜、圣物崇拜、朝圣、苦修等行为等流行。因信称义并非路德的新发现，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它作为基要信仰的意义却分外凸显出来。

在此前的一百多年里，教廷与皇帝的勾结，曾将威克里夫和胡司的改革之声强行压制下去。但是时代不同了：不久前古滕堡发明的商用活字印刷为路德思想的传播提供了极大的便利，西欧各国逐渐形成的民族意识、活跃的市民阶层以及各有打算的诸侯们更成为路德的坚强后盾。这些信仰之外的因素成为改教的催化剂于是，不仅有路德，更有了慈运理、加尔文。改教运动在中西欧如火如荼地展开，基督教再也不是过去一千五百年中的形式了。

因信称义、五个“唯独”，作为改教运动强调的核心信条，是改教先驱们针对当时教廷的错误教导的归正，其意义在于将基督徒从无谓的苦行、赎罪券以及圣徒、圣物崇拜中解放出来。但是，它们并非基督教信仰的全部。如果将它们片面化、极端化甚至庸俗化，新的谬误就会相应而生。

在某些人看来，既然是因信称义，那么好的行为就是没有必要了，就可以放纵自己了！路德在世时，这一问题即已露端倪，因此才有墨兰希顿在《奥格斯堡认信》中强调，“爱与好的行为必须与信心相伴。”十八世纪敬虔主义运动的兴起，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对于此类谬误的一种纠正。四个世纪后，潘霍华牧师对那种“廉价的恩典”进行了形象的描述：“人们以为只要在知识上接受了这一概念，就足以获得罪的赦免.... ...宣讲饶恕而不需要悔改，受洗礼而不遵守教会的纪律，领圣餐而不必认罪，获得赦免而不需本人亲身忏悔。”时至今日，人们依然在用“信”作为挡箭牌，为淡漠公义的行为辩护，为不择手段的成功神学背书，神的恩典被庸俗化为今生的富足、成功。

路德当年的理想是一个统一在圣经真理之下的教会。但是，活字商业印刷的出现和教育的普及，使得读经不再是少数神职人员的特权，而每个读经者都有自己对圣经的理解，并相信自己的理解才是代表了真理。在这一点，即使路德本人也不能幸免。在他的有生之年，不仅整个西方教会的统一没有实现，甚至改教运动各宗派间也无法统一。在1529年的马尔堡会谈中，路德与慈运理对于十五个神学议题中的十四个达成了一致，但是却由于对圣餐的不同理解而导致会谈破裂。在1541年的雷根斯堡会谈中，墨兰希顿与教皇代表就因信称义达成双方都能认可的声明，但是却同时为路德与教皇否定。在这里，我们看到的已经不再是对于信仰的虔诚，而是人的固执己见和思维的封闭。同样的事情一再在改教运动各派间发生：慈运理对于苏黎世的再洗礼派；加尔文义者对于荷兰的抗辩宗；英国国教与清教徒间。掌权的一方自以为真理在握，对于不论异见还是异端，镇压起来都毫不留情。

最后惨重的，还是百年之后主要在欧洲天主国家与新教国家之间进行的三十年战争（1618-1648）。这场战争以德国为主战场，使其各邦人口剧减25-40%。尽管信仰之争是战争的起因，但​​真正驱动双方相互杀戮的，却是躲在信仰口号后面的那些世俗因素：土地、权力、财富。在战争中，中古时代基于共同信仰的“神圣停战”不再重现，基督的爱荡然无存，连威登堡人口都被消灭四分之三。硝烟落定，改教运动的对立双方终于意识到了，谁也无法战胜对方，而宗教宽容、信仰自由是​​何等可贵。

三十年战争后，统一的基督教国度（Christendom）的理想渐行渐远。曾经为改教运动提供保护的新兴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最终取代了基督教信仰，成为驱动欧洲政治生活的主导因素，甚至成了人们新的信仰，而基督教信仰则慢慢被降格为文化、传统的一部分。对于国家的忠诚即是德国新教教会的一大特点。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欧洲各国的教会已经无论是非，陷入空前的爱国狂热中，各自为自己的军队摇旗呐喊。在纳粹主义兴起的过程中，占德国人口三分之二的新教教会和信徒，除了潘霍华和尼穆勒等少数人，多数成为纳粹暴行的旁观者或同谋，制造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劫难。

改教运动后的五百年中，新教各宗派不断碎片化，从最初的几个宗派，到后来的几十个，如今更是成千上万，而信仰的虔诚度与属灵光景并不见得比天主教、东正教更好，新型“赎罪券”的兜售又在出现同样的，信息技术也像当年的印刷术一样，让人们的生活，思维方式发生了巨变。我要问：新时代的路德、新时代的《九十五条论纲》，你们在哪里？

2017.12.15 于“言语道说”https://mp.weixin.qq.com/s/zm947dAmhdOjgUw9ZFy9pA
《心版》第26期

奔跑，是一种享受

奔跑，是一种享受

下午两点钟，开上89号公路，我踏上了回家的路。望着远方暑气笼罩下蓝色的群山，情绪有点激动。今天我终于完成了第一次正式的全程马拉松， Vermont City Marathon。

这个第一次，既可以说跑的很不好，也可以说很好。说很不好，是因为成绩比以前所谓“艰难”的非正式全程跑还慢七分钟，只有3小时38分 ，没有实现首马BQ（获得波马资格）的初衷。说很好，是因为在这高温的情况下，我的完赛时间扎扎实实落在Preferred Corral（Bib 500以内，报名成绩3:20以内）的正中间，第250名。

对于长跑，我并不是新手，在中学、大学时就参加过五千、一万米的比赛。那时候，竞赛人材都是跑中短跑的。长跑基本是留给傻子们，都是自己瞎跑，没有教练指点。这些年来，跑步并没有完全间断，每周会跑一到三次。但是每次的距离都不长，在体育馆或操场上跑两、三迈而已，连鞋也不讲究。跑多了，脚或膝盖就不舒服了。

让我开始真正考虑长距离路跑的，是因为儿子。儿子上高中后，在课外体育上面临两个选择：网球或者越野跑。两项他都不错，教练都喜欢他。但是我为了省钱，尽力鼓动他选择跑步，他也做出了这个选择。我没有意识到的是，他这样一发而不可收，成绩不断蹿升，居然成了校队的主力和队长。跑步对他的正面影响是不可低估的，锻炼了他的坚韧、团队精神。同时他的训练情况也让我重新思考过去对长跑的认识。他们每天的训练距离在六迈左右，以前这在我看来，已经属于极限了。两年前的夏天，他们队友集体去Vermont乡下露营、训练。他提到，有别人的父亲和他们一起跑半马。我的反应是，那我应该也没问题。没两天，他又将Berkshire越野训练营伙伴送的新跑鞋转送给我。就这样，我踏上了马拉松的征途。

刚开始，我只是强身健体和控制体重，主要是在塑胶跑道上跑。在能轻松完成四迈后，将距离提升到六迈。惊喜地发现，一万米的距离并没有记忆里的那么痛苦。潘澜对我说，你在操场上转圈多烦，为啥不到街上转转，去看美丽的风景呢？加上学校操场总有比赛，于是我转战到小区的街道上。只是白天不是上班，就是割草、收树叶，跑步都只能是半夜，还是看不到风景。在小区里每次四至六迈的距离大概跑了两个月，开始跑出去，向八迈挺进。这几个月里，并不是没有伤痛。但是，通过选择合适的跑鞋，注意、调整跑姿，结合适当休息，这些都被克服了。值得一提的是，原来因滑雪受伤一直未愈 的左膝，随着跑量的增加，疼痛却逐渐稀少。也许是因为周围肌肉增强的缘故。当然，跑步另一个众所周知的效应，就是体重的下降。随着运动量的增加，整个身体被动员起来，多余的脂肪消失了，体重下降近二十磅， BMI从上限落至中值 。

在感恩节前几天，在微雪中终于完成了第一次十迈的路跑。于是，我开始认真考虑参加比赛了，选择是二月份的Hyannis半马。但是，那个冬天并不容易。

从一月开始，连续两个月，创纪录的大雪覆盖了新英格兰的南部，宽阔的小区街道被缩为窄窄的一条，没办法正常室外训练，只能转为室内。情绪已经酝酿好了，到了比赛前一天却接到通知：因街道上雪堆太高，无法保证安全，今年的比赛取消。沮丧实在是难以形容。转念一想，看看别的地方怎么样。这就找到了三周后的 New Bedford 半马。

作为我的第一个半马，New Bedford 的参赛者、地形和观众都是很理想的。跑的过程没有什么好谈的，我只是按着感觉跑，最后1:35’:51” 完成，总算是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成绩了。

完成了半马，面临的选择就是是否要向全马挺进。当时有点冲动，想直接报名5、6月间新英格兰的全马赛事。但是潘澜弟兄及时提醒我：全马需要相应的、充分的准备。考虑再三，我决定暂时停留在半马的程度。现在回想起来，这个决定是正确的。当时如果仓促上阵，不论天气、地形如何，结果都会很惨。成绩是一回事，但肯定会受伤。

在New Bedford半马前不久，我才意识到查尔斯河边是一个绝佳的跑步之处，而办公楼里又有淋浴。于是，我开始了一年的河边漫步。

几年前，我写过一篇小文《在路上》，回顾人生的一段经历。如今，这是另一种“在路上”了。人过中年，要烦心的事情太多。与在沙发上、书桌边的沉思默想相比，跑在河边的小路上，呼吸着新鲜空气，既可以把一身重担放下，什么也不想，也可以让思绪漫游、天马行空。当体力、速度达到一定水准后，这长距离的奔跑不再是痛苦的煎熬，而成为一种愉快的享受。以前听儿子说，在小雨中跑步是一种享受，并送我一件防雨跑步夹克。当时我还将信将疑，等到自己真需要在在雨中跑了，才发现此言甚是。

就这样，跑过了春夏秋冬，赏遍了河边变幻的色彩。其间，我参加了几次半马，成绩有一定的提高，也积攒了不少经验。但是因为时间限制，半马以上距离的训练却始终很少，只有两次达到16迈。潘澜和立新又来鼓动我，“你跑那么多半马，却不跑全马，不有点奇怪吗？”也就是在这时候，一年一度的波马狂欢又悄然来到。我向立新打听赛前模拟跑的情况，混入了犇群的队伍。

犇群是个大家庭，有跑马的前辈、高手，也有初踏赛道的菜鸟。高手提供经验之谈，菜鸟们则互相鼓噪加油。就这样，波马21迈模拟跑、全程模拟跑，我对自己的能力有了个底，并特意跑了几个20迈的长距离训练。于是，我站到了佛蒙特城市马拉松的起跑线前。

尽管真正的准备只有一个月多一点，但赛前的状态很好。揪心的是，比赛前一周得知，这里可能要反常地高温。这一周里，预报温度从70度左向80度逐天慢慢攀升，到了赛前的周六，居然已预报88度了。但既然比赛还照常进行，只能义无反顾了。

起跑时73度，尽管头顶烈日，但有微风，倒也不觉得怎样，一直到第一个大坡，在闹市中9迈左右爬过第一个大坡，速度基本保持在计划内。这时候大概已经有80度左右。到半程时，穿过居民区和公园，开始感到闷热，但配速还算正常。在15-16迈的那个大坡，按照计划，稍微减速，也冲了过去，BQ似乎依然有望，头上刚买的汗带也起了作用。但是，再往下跑，却是最痛苦的一段了。风基本没了，太阳却越来越毒，一点云也没有，水站的警告牌，不知什么时候也变成了红色的“高风险”了。恨不得见到凉水就钻进去。在这时，不知不觉犯了一个错误：往身上浇水降温时，将鞋灌满了水。于是两脚沉重，一只鞋垫还挤到了脚心。更关键的是，感到透不过气了。在20迈时，我知道速度无法保持了，目标改为不中暑，不被抬下场。配速开始下降，23迈时降至10分左右。尽管痛苦，却不能停下来整理一下。因为这时一旦弯下腰，就很久可能站不起来了。到了25迈前后，因为开始有点云彩和荫凉，速度才略有回升。

咬牙一瘸一拐地到了终点，还能站得住。天也开始阴了，但还有88度，而且闷热。二十分钟后，比赛就叫停了，我荣幸地成为完赛的933人中一员。

赛前早上吃饭时，有位跑超马的老者说，“你今天的目标不是争波马资格，而是完赛。只要完赛，就是个人纪录了。”她又呲牙一笑，“否则看到你倒在路上，我们不会理你的。”感谢她的衷告，不知道她是否也在时限内完成了这一艰难的比赛。在回家的路上，我想起了Eric Liddell的名言：“In the dust of defeat as well as the laurels of victory there is a glory to be found if one has done his best.”（”不论是在跌落在失败的尘土中，还是头戴胜利的桂冠，只要尽力而为，你必将得到那一份荣光。”)

你往何处去？ —写在11.13巴黎恐怖袭击后

十一月十三日，周五的傍晚，是人们该轻松一下的时刻。手机上却不断闪出滚动新闻：巴黎的多处同时遭到恐怖份子袭击！音乐厅、咖啡馆、餐馆、足球场，浪漫之都的夜晚，顷刻淹没在血光之中。不久，恐怖组织伊斯兰国（ISIS）声明袭击为其所为。

从十多年前的“911”，伦敦地铁爆炸案，三年前的马拉松爆炸案，到如今的巴黎被袭，西方社会引以为傲的开放、宽容与自由，不断受到伊斯兰极端份子的挑战、蚕食。尽管土耳其、黎巴嫩、伊拉克最近也都发生了类似的恐怖袭击事件，但这欧洲的心脏地带的爆炸声，却是真正再次触动了人们的神经。在大洋的此岸，不论是网上普通人的反应，还是广播、电视上政客的声明、公共安全专家的评论，我们总是从中能读到两个字：恐惧。人们在问：这世界还安全吗？我的家人、孩子会不会受到恐怖份子的伤害？在这一片询问的嘈杂声中，我似乎听到了一个声音：“你往何处去？”

“你往何处去？”（Quo Vadis）是波兰作家显克维支（Henryk Adam Aleksander Pius Sienkiewicz，1846－1916）的名著，讲述的是古罗马暴君尼禄王时代，基督徒被逼迫的故事。书名来自于次经《彼得行传》的一段记述：在罗马城大火后，为逃避尼禄对基督徒的大逼迫，使徒彼得逃离罗马城。在城外的阿皮亚大道上，他碰上了背着十字架迎面而行的耶稣基督。彼得问，“主啊，你往何处去？”（拉丁语：Domine, quo vadis）基督回答道，“我要去罗马再上十字架。”听得此言，彼得想起自己三次不认主和临危逃跑经历，幡然醒悟：他险些再一次犯了同样的错误。这时，他不再有恐惧，回转身再入罗马，在十字架上为主殉道。

在彼得惶惶逃出罗马之时，他的心里充满了什么？也许是疲惫，也许是恐惧，还有对身后众的挂念。他为传播耶稣基督的福音，已经奔走了三十多年，从遥远的加利利，一直来到帝国的中心，经历了无数艰辛，领无数人归主。但是，在面临尼禄王的大逼迫时，面临十字架和竞技场中的猛兽，他依然有一时的软弱。在此时，彼得的问题，“你往何处去？”，既是主耶稣的，也是问自己的。与三十多年前不同的是，在阿皮亚大道上，信心和恩典使他战胜了恐惧。他不必再痛哭流涕了。

当年，在暴君的残酷逼迫下，彼得他们每个人面对的都是迫在眉睫的生与死、信靠与背弃的选择。他们的回答是果断决绝的。今日，我们依然面临同样的问题：该往何处去？只是这个问题如今却有着更多方面的含义。

我们是否该害怕，或者说，我们该怕什么？

在当今的世界，美欧世界无论在军事、经济，还是文化、制度上，都具有绝对的优势。 ISIS也知道，无论靠软、硬实力的较量，它都是无法取胜的。但是，散布恐怖却是不需要多少实力的。对于生活在西方的绝大多数人来说，亲身经历恐怖分子袭击，毕竟还是一件很小机率的事。可以说，我们死于交通事故的可能性要比这个高出一两个量级。即使算上"9.11"，在最近的十多年里，在美欧，死于恐怖袭击的人数远远少于其他非正常死亡人口。我们会因为车祸的可能性就寝食不安，或不敢出门、开车吗？当然不会。但是，巴黎的袭击，再加上加州圣伯纳蒂诺的枪击，却让美国的民众一时陷入了极度的恐慌，甚至达到了歇斯底里的程度。而这民众里，有很大的比例是我们基督徒。姑且不论信仰，作为本能的反应，恐惧是自然的。但是，如果让我们的心灵长久地为恐慌所胁持，我们是否还有信、望、爱，是否还能将自己的一切交托在那永生的主的手中？如果那样，恐怖份子真就是得胜了。实际上，主耶稣早就告诫我们，必将有这些灾难，"不要惊慌"（可：13:7）。

从另一角度看，这一系列事件所折射出的一个社会现象，却是真正值得每一个自认为基督徒的人所深思、忧心的。这就是，在富裕、安逸的西方社会，尤其是在欧洲，真正持守基督信仰的人在逐渐减少。即使在基督徒中，将安逸、财富远置于"信望爱"之上的，并不在少数。

在一个电视时评节目中，几位中国背景的嘉宾就巴黎恐袭事件侃侃而谈。他们对于基督教文化的积极作用赞誉有加，认为欧洲伊斯兰极端主义的肆虐的原因之一，在于基督教力量的式微和大量穆斯林移民的涌入。这论观点无疑有一定道理，但值得深思的是，几位嘉宾却都非基督徒，他们的兴趣不在于认罪悔改、接受基督耶稣，而仅在于基督教义的道德规范约束，以及所伴生的现代文明。实际上，这种态度恰恰是现代欧洲、西方世界的通病。

在整个中世纪和近代，欧洲都是基督信仰的堡垒。源源不断流出的生命活水，滋养了哲学、科学、艺术的发展，构筑了近现代的经济、政治、法律体系，催生了现代文明，现代大学的雏形，最早就是在围绕着巴黎的修道院产生的。但是，现在欧洲的基督徒还有多少呢？

因为丰衣足食、安全无虞，因为对理性的过度推崇，人们对于信仰的热情几近消失，在欧洲的很多国家里，基督教已经不是信仰，而只是一个传统。如果说信仰是一棵扎根于地的大树，那么传统则只是从树上砍下的枝子，不再有养分供应。刚砍下来的时候，也许会光鲜一时。但随着时光流逝，那上面的叶子必将干枯，也不会再开花结果。于是我们看到了欧洲的教堂空空如也。

今日欧洲所面临的困局，无疑有政治、经济、种族等诸多原因，但基督信仰的丧失、式微，却实在最根本的原因之一。试想，如果西欧社会依然秉承坚定的基督教信仰，有着无数热心于福音的基督徒，宣扬耶稣的大爱，再凭借其强大的文化、经济优势，移民必将为主流社会吸收、融合，伊斯兰极端主义也不会有多少滋生的土壤。

一千七百年前，当蛮族入侵将西罗马帝国陷入一片火海、血海之时，是罗马的宣教士将福音传给他们。尽管帝国灭亡了，基督教的影响却远远跨出了原来帝国的疆界。二百多年后，在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两大世界的碰撞中，正是这些皈依主耶稣名下的蛮族勇士（法兰克人），在铁锤查理（Charles Martel, 约680–741）带领下，在图尔之战中（Battle of Tours，732）以非凡的勇气和热血，挡住了哈里发军队前进的脚步，拯救了基督教世界。如今，对于伊斯兰极端分子的袭击，《查理周刊》给出的答案却是依然纵酒狂欢--漫画上，一个巴黎人满身枪眼，却依然举杯狂饮香槟。对于基督徒来说，可怕的不是异教的刀剑，或者恐怖分子的子弹、炸弹，而是信仰的丧失和随之而来的颓废。今日的铁锤查理在哪里？还有那引领罗马人归主、引领蛮族归主的宣教勇士又在哪里？

实在是巧合，巴黎受到袭击的那个周五之夜，也正是我们教会差传年会的开始。我们寻求的答案，就在车大光牧师[注一]的故事中－－"不要怕"，"以爱战胜恐惧"，将福音传到穆斯林当中去，这既包括中亚、中东、东南亚等地的穆斯林国家，也包括来到北美的穆斯林移民、难民。这铁锤查理和宣教勇士，是车牧师一家，也应是你我。

注一：波士顿郊区华人圣经教会2015年度的差传/社会关怀联合年会在11月11日至11月13日举行，主题为“普世宣教：以爱战胜恐怖”。特邀讲员车大光牧师携家人曾在中亚穆斯林国家宣教十年，各堂讲座的题目分别为：“末世宣教：不要怕”，“派去回教徒中的耶稣基督大大使”，“走进生命之河”。

道德与罪的困境 --读回忆录《山东集中营》

当现有的社会框架被突然打破，一群地位、背景各异的男男女女，突然被投入一个狭小、缺乏的，但依然有一定自由度的空间，他们之间会如何相处、共同生存？兰登·吉尔基（Langdon Brown Gilkey, 1919-2004）的回忆录《山东集中营--重压下的男男女女》（Shantung Compound - Story of Men and Women Under Pressure, NY: HarperCollins出版, 1966），讲述的就是这样一个故事。

1943年3月，太平洋战争已经进行了一年多。随着日本占领当局的一纸通知，年方二十四岁在燕京大学任教的吉尔基和他的美、英同事，以及其他散布华北各地的同盟国侨民，带着少量的随身行李，被集中在一起，押解到位于山东潍县的一座前美国长老会传教站。在那里，这一群男女老幼两千多人度过了两年多的拘留营生活。这就是著名的潍县集中营（Weihsien Internment Camp）。

既然是身陷战时敌国的集中营，生活必然是艰苦的。但是，与同时的欧亚各地德、日管理的其他战俘、平民集中营相比，这里的艰苦似乎又是那么的不值一提：虽然一样也是食物匮乏，但是远没到闹饥荒的地步；虽然被高墙、铁丝网、机枪和哨兵与外界隔绝，每天还有例行点名，但日本人对于集中营的日常生活基本不予干涉，更没有看守虐囚、强迫劳动之类的事情。日本当局将营内的管理，几乎完全交给被囚者自己推选的代表和委员会，于是营内开始形成一个特殊的自治小社会。他们所面对的挑战、危机，更多的是来源于自身的行为。在这里，年轻的吉尔基对于同营难友的行为做了细致的观察，陷入了关于罪与救赎的深刻思考，经历了信仰上的两次转变。

吉尔基出身于芝加哥的上层中产阶级家庭，父亲(Charles Whitney Gilkey)是自由派基督教神学家，母亲(Geraldine Gunsaulus Brown)则是著名女权主义者和基督教女青年联合会（YWCA）的领导人，本人则是哈佛名校(AB degree in Philosophy, magna cum laude, from Harvard, 1939)哲学专业毕业。在二战之前，和二十世纪初许多自由派知识分子一样，他颀赏基督教的伦理观点和道德标准，而对其核心信仰及神学思想却逐渐远离，更崇尚启蒙、知识、技术以及人的理性的力量，是自然主义、和平主义的鼓吹者，相信技术的进步和理性思维必将自然地带来一个日趋完美的世界。但是，希特勒的崛起、二战的爆发、战争与和平的悖论，让他对这一信念产生了怀疑。他拿起了久违的《圣经》，开始思考人的原罪问题，开始从理论上探讨基督教信仰。

初入集中营，面对铁丝网、哨兵和机枪，人们是惶惶不安，对前景充满了恐惧。这些人里包括了当时租界内的各种阶层、背景的西方人，有神父、牧师、传教士等神职人员，有商人、律师、工程师、医生，有夜总会的歌手、舞女和巡回演出团，也有流氓无赖、江湖骗子。在华欧洲人社区的两个特点也体现在这里：宣教士占很大比例；基本没有从事体力劳动的蓝领阶层。但是一旦入营，苦力、仆人没有了，原有身份、财富的界限被打破，为了营内共同的生存，多数人都放下身架，操起自己所不熟悉的“下贱”行当，成为搬运工、泥瓦匠、清洁工、厨师、伙夫，等等。他们因陋就简，在与外界隔绝的情况下，将原宣教站的被废弃、损毁的医院修复，使营内的给排水、卫生系统恢复、运行，烤出了华北地区最好的面包，甚至在各自宿舍门前种花草、搭凉棚，享受一点闲情逸致。同时，通过自荐、协调，甚至民主选举，而形成的各自治机构也开始运行。

惶恐似乎消失了。人们在恶劣的环境面前，显示出了惊人的创造力和适应性，波涛中的安稳方舟似乎已经建成。对于刚拾起的《圣经》和基督教信仰，吉尔基失去了热情，再次崇尚起理性主义，相信人性的善、理性和创造力了，必将带来一个更美好的明天。在他看来，对于营中之囚，关键的是如何吃饱、穿暖有个安身之地，宗教信仰似乎无关紧要。而牧师的牧养，也确实不被营中的劳工委员会认可为一样必要的工作岗位。

但是，在这一片自信、乐观之中，危机正在浮现，其严重程度甚至到了要使这个小社会陷入瘫痪崩溃的地步。吉尔基必须再次考虑他的信仰了。

空间拥挤和食品、物资短缺，是这个小社会在物质层面上的两大问题。在人们的内心，则是深深的恐惧感和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人紧紧抓住自己得到的每一片利益。毎当涉及这两个问题，富裕中产阶级通常所显示的乐善好施的情怀荡然无存。这一问题，不仅表现在不信神的所谓“俗人”，如商人、律师身上，也表现在许多宣教士、牧师身上。而使问题无解的是，作为管理者的各自治机构，却没有任何强制执行其仲裁结果的机制，只能依赖于各人自觉和公众舆论。但是，人能自救吗？

首先爆发的，是单身宿舍中争夺个人空间的偷袭。接着，是同一宿舍中职业女性和女宣教士为不同的作息习惯而上演的全武行。更大的一个问题是，初入营之时的仓促安排，导致了宿舍分配的严重不均衡。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单身和家庭宿舍必须进行重调整。作为住房委员会主要成员的吉尔基，为此伤透了脑筋。协调的结果，是为了达到和平、安静，往往只能让较合作、谦恭的人吃亏。

在调解过程中，吉尔基曾乐观地寄希望于人们的理性和对公平的认同。但是，现实却给他上了一课：公平在各人的眼中都是以自己的利益为基准的。甚至在似乎显而易见的问题上，人们也无法就公平的定义达到一致，德高望重的名流一样也成了斤斤计较的小人。自觉利益将要“受损”的既得利益者，或者直接了当地说“不”，或者找出各种冠冕堂皇的理由：某著名自由派牧师的太太强调的是家庭价值观；商人坚持的是自己的财产权；而另一位谦和的牧师强调的是，他需要一点个人空间好准备讲道！在服务于住房委员会的整整六个月中，只有一次他的希望没有落空：一间已很拥挤的、住满了男传教士的单身宿舍，敞开胸怀，接纳了一个逃避家暴的少年。而更多的情况下，他们不得不求助于日本管理当局。而对于日本人的一纸命令，人们倒是欣然执行。

随着战争的深入，日本当局对集中营的食品、燃料等必需品的供应在不断减少，人们开​​始面临饥肠碌碌，每人所得食物也仅仅是能维持生存。

这时候，一批红十字会包裹的到达，却将营中的美国人与其他同舟共济的难友置于了势不两立的地步。这批包裹里面有大量营养丰富的食品，但却有一个小小问题：发送方美国红十字会没有附加任何分配说明。于是，在营中本早已模糊了两年的国籍差别突然凸显出来了。在占总人口七分之一的美国人中，大多数认为包裹只应分给美国人；其他人，包括吉尔基在内，则认为其他难友也应有份。日本司令官试图调解双方冲突，提出折衷分配方案，但却被多数美国人拒绝。那些美国商人、律师们是从财产权的角度来看问题，而一位著名的保守派美国传教士则是从道德的角度来强调美国人独享包裹的合理性：只有当美国人独自占有时，自愿与难友分享才是一种美德；任何由敌（日）方指令的与难友共享食物，意味着美国人无法展示美德。他关心的不是邻居是否能少挨饿，而是美国人是否有行善事、成“圣”的机会！

吉尔基无语了，他想起了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 1898－1956）写下的一句著名台词：“吃不上通常的晚餐，圣徒也会举止像个罪人。”

问题的最终解决是颇具讽刺性的。在大家仇视、苦等了几天之后，东京的帝国最高当局亲自做出仲裁：营中不分国籍，每个被囚者一个包裹，余下的送给别的集中营。原来敌人倒是最公平的。在具体分发包裹时，他们又有惊奇的发现：里面还混有二百双来自南非红十字会的靴子，而营中却只有两个南非人！

与此同时，偷窃、怠工，在营中像瘟疫一样流行。从已短缺的食物供应中偷窃，威胁到每个人生存，而多数人却拒绝对偷窃者实施严格的惩罚措施，因为要为自己可能进行的偷窃留下条后路。另一方面，一些人拒绝参加维持营区运作的基本劳动。道德、自律、公众舆论的压力，对于多数人已经行不通。因为与外界的隔绝，加上营中生活的临时性，对多数人来说，在那里工作、声誉的好坏，对于个人未来在外面世界的前景并无直接联系，更何况他们曾经生活的那个殖民地世界，必将随着战争的结束而永远逝去。人们失去了工作的动力，甚至连各委员会的主席职位最后都无人感兴趣。至此，这个小社会面临崩溃的危险。在临解放的最后几个月里，它的运转，完全维系于少数诚实正直而又勤劳坚韧之人的身上。这既包括有名的宣教士、燕京大学教授Lucy Burtt，也包括几位平凡的家庭主妇，甚至在某些人眼中有道德“污点”（如生活放荡、酗酒等）的难友。营中充满青春期躁动、反叛的少年们，则由作者眼中的“圣人”李爱锐（Eric Liddell, 1902-1945）等宣教士尽心教育、呵护。

入营之初，吉尔基曾认为宗教信仰无甚大用。如今他意识到，如果没有内在的力量、正直，那些外在的技能在这时也根本无法力挽狂澜。营中生活向他明白地展示了似乎是相互矛盾的两点：任何一个人类社区，如果想要有生命力，其中的人们必须有道德感，对自己也对​​邻里的福祉有责任心、有关怀；另一方面，大多数人又很难超越自身利益去关怀他人，这也包括了上面描述的某些牧师、传教士。这似乎是个困境、悖论，但却也是现实。在书中，他并未试图给出一个完整的答案。但是他指出，人的生活、存在，是可以有一个在自我之外并联系自我与他人的新中心的。这个中心是什么呢？答案其实是明显的。而这个答案也体现在那些负担起这个小社会存活的那些人身上。

两年的营中生活，让吉尔基近距离集中接触了大量不同宗派的宣教士。总体来说，这一群体的道德标准要远高于其他群体，尽管他们一样会在不同的事情上有不同的弱点。但是，正如作者引用神学家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 1892-1971) 所说的，宗教（基督教）信仰并不是使人的自我中心问题自动得到解决，而是一个人的骄傲与神的恩典角力的地方。只有当人的自我、骄傲匍伏在神的恩典之下，一个人的信仰才会真正为走出那困境提供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