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基督教》社论：阿拉巴马选举的最大输家

《今日基督教》社论：阿拉巴马选举的最大输家

不是共和党或民主党，而是基督徒的见证

马克·盖利，2017年12月12日

翻译：吴京宁

（译者注：因原联邦参议员塞申斯被川普总统任命为联邦司法部长，阿拉巴马州在12月12日举行特别选举。本社论发表于选举结果揭晓前夕。）

为了那个众所觊觎的联邦参议员席位，今天阿拉巴马州举行特别选举。但是不论选举结果如何，都早已有一个最大的输家，这就是基督教信仰。在未来一代人的时间里，无论是在生死抉择的关键时刻，还是在内心考量个人委身时，我们所说的话，恐怕别人连一个字也不会再信了。基督教的诚实公正被严重玷污了。

在共和党候选人罗伊·摩尔和民主党候选人道格·琼斯之间进行的这场竞选，不过是给一个酝酿、溃烂已久的问题再加上一个惊叹号。一年半以前，一群保守派基督徒的核心分子，根本不顾唐纳德·川普是否有资格（成为美国总统），就开始高音量地为他摇旗呐喊。而另一群基督徒则将这种支持谴责为不道德之举。对于他的恣意妄为、污言秽语，有些基督徒领袖为他辩解、开脱，或者视而不见。依此看来，人们指责这些领袖假冒为善，也是很有道理的。同时，温和-进步派基督徒如此情愿去中伤他们的保守派弟兄姊妹，也让人们怀疑，我们所声称的“耶稣基督比任何人都更能将各类人等凝聚到一起”是否是真的。

左派的虚伪

从温和-自由派弟兄姊妹那里，保守派受到了迅速而果断的谴责：因为追逐政治权力，他们被称为拜偶像者；因为希望基督徒糕点师能合法地追随自己的良知，他们被称为恐同者；因为要求安全的边界，他们被称为种族主义分子和恐穆分子。这些温和派和开明的福音派基督徒对于保守派弟兄姊妹的政治信念是如此的不安，以致于不愿意再与他们有任何关联。他们似乎把这些主内的弟兄姊妹看成了税吏和罪人。

总的来说，在这些持批评态度的基督徒中，我们很少见到有人会费时间和精力去理解这些同为基督徒的保守派人士的观点，或者深究他们身后的社会、政治现实。而有些世俗的分析家，虽坦承自己的左派立场，却能做到这一点，确实令人敬佩。在《自己土地上的陌生人—美国右派的愤怒与哀恸》中，加大伯克利分校的社会学家 Arlie Russell Hochschild 试图了解路易斯安那州以福音派基督徒为主的茶党拥护者。法学教授 Joan Williams 的《白人劳工阶级—克服对美国阶级的无知》， 则剖析了我们社会政治分野中各阶级的分布状况。此外，还有 Jonathan Haidt 的《理直气壮的心态—为什么好人会被政治和宗教分隔》，展示了左派和右派各自鼓吹的道德立场。没有人会把这些作者错当成保守派，但他们至少是很大度地、公道地，试图理解那些与他们意见相左之人的观点。如果福音派中的某些进步、温和派领袖也能做到这一点该多好。

这并不是要给某些保守派领袖针对同性恋者、穆斯林、墨西哥裔及其他人群所发表的那些声明找借口。那些言论只能被解释为辱骂、诽谤。有些保守派已经恐惧到失去理性了，有些则明显地对政治权力像对耶稣基督一样敬拜。但是，我们经常把某些愚蠢的保守派领袖含糊不清的呻吟，当作是那些投票给川普或摩尔的大批福音派基督徒的实际信仰、行为了。

当你与这些（川普或摩尔的）支持者真正面对面交谈时，往往会发现他们的政治观点也是基于一定的道德原则，经过细密思考，有其合理性。对于此二人的不道德行为和不当言辞，他们也愿意及时进行谴责。从哲学层次上着眼，人们可能会欣赏这些保守主义者的观点：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经过权衡利弊，人们有时不得不把宝押在一个道德上难以接受的候选人身上。有时干脆就是在两个或者三个恶人中间选那个为恶较轻的。我们可以尊重这种这种思路，但依然不同意他们经深思熟虑后做出的某些选择，就像他们不同意我们的想法一样。

这里令我们侧目的，主要是一小批特别喜欢发声的保守派。明显地（也是不公正地），媒体把他们当成所有保守派的发言人了。这群人伪称，他们所选择的诸如摩尔之流代表了最纯正的信仰。对于其景仰的别的领袖人物，他们也拒绝对其不道德行为发出清晰的批评。如果只因为一个政客也倡导你喜欢的政策，就为他们的道德沦丧辩解或者视而不见，那么这可是在往自欺和虚伪的路上走。按照耶稣所说（马太福音23:15），这条路只会通往地狱。

当然，这种对虚伪的指责，可以适用于左右双方，这种事情同样也发生在进步、温和派基督徒身上。在过去，对于自己所支持的自由派候选人在道德上的败坏、破产，他们假装看不见，因为他们觉得，对于掌权者讲真话，最好是用悄悄话的方式，以免使自己支持的候选人或在任官员失去合法性。明显地，有的时候左派因为党派斗争的缘故，无法抵御权力的诱惑，宁可把自己交托给当下的权力政治，而不是“那按公义审判的主”。要知道，在主的面前，“万国都像水桶的一滴，又如天平上的微尘”，他“削减君王归于虚无，使地上的首领无关紧要”。（以赛亚书第四十章15，23节）

右派的虚伪

如上所述，左派和中间派对这些保守派的某些指责，是很难与之争辨的。同样地，别的保守派领袖对于这些人也有相当多的批评。在所有指责中，最突出的就是关于虚伪。

就在2011年，PRRI（即“公共宗教研究所”，一个有关政治、宗教关系的无党派研究、教育和民调机构—译者注）发现，只有30%的白人福音派基督徒相信，“一个在个人生活中有着不道德行为的民选官员仍能符合伦理地行事，并在公众和职业生活中履行其责任”。但到了2016年后半期，在唐纳德·川普竞选总统时，这个数字急剧上升为72%^[1]。他们的这一变化，在各宗教、派别中是最大的。

导致这一意见翻转的原因不难辨别。基督教广播网的记者 David Brody 注意到，大多数保守派基督徒都有一种绝望、紧迫感^[2]。“从福音派基督徒的角度看世界，文化不仅仅是在滑坡，而且是以大写的形式，后面还加上四个惊叹号，是无可避免地滑向灾难。”在这种情况下的逻辑选择是残酷的。“福音派基督徒该怎么办？他们只有一种选择：对于他们以往所遵循的伦理准则，是否要做出一点牺牲，以换取他们所认为的对文化的拯救？”

明显地，答案是肯定的。这就是为什么，当有人对于罗伊·摩尔提出严肃、坚实的性侵指控时，很多人反而加倍支持他。在《华盛顿邮报》推出新闻报道^[3]之后几天内进行的民调表明^[4]，在福音派基督徒中，不仅有57%的人继续支持他，而且还有37%的人说他们现在更会投他的票。

正如有人指出，很多保守派基督徒根本不相信这许多新闻报道，而只是把它们当作针对摩尔的一个世俗的、自由派的民主党阴谋。另外一些人，尽管承认这些指控可能是真的，但认为它们在性质上是小事，或者发生在很久以前，对于当下无关紧要。有些人干脆持马基雅维利主义，说他们不是在选特蕾莎嬷嬷，而是在选一个能照看保守派基督徒利益的人。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别的不说，有一点需要明了：许多保守派基督徒感到被文化边缘化了，缅怀过去那根本不必去解释、捍卫犹太-基督教道德观的日子。他们知道，没有以良好道德支持的异象，一个民族必将沉沦（《箴言》29:18：“没有异象，民就放肆”—译者注）。他们自己不想沉沦。需要肯定的是，他们也不想让这个国家沉沦，他们实在是认为这是一件生死攸关的事情。对他们来说，我们的选择简单而鲜明：邪恶或圣洁。

当然，他们对于美国道德没落的忧虑是正确的。是的，我们可以举出很多例子、细节来反驳这种观点，我们的文化实际上也在倡导很多基于圣经的价值观。最近的 #MeToo 运动（“这也发生在我身上”，即最近由社交媒体发起的反性侵运动—译者注）和反种族主义的斗争就是两例。但毫无疑问的是，从圣经的角度看，我们的国家已经失去了道德上的锚泊点。几乎每个人都在做自己眼中看为正确的事，结果就是在道德、心理和社会各方面遭受痛苦，而这是我们国家史上未有的。贫富差距、堕胎及无父儿童的数目、毒品瘾君子的稳定攀升、对安乐死不断增高的同情率—尽管这只是几例，但都表明有些事情已经非常不对头了。

很多保守派基督徒的问题在于：他们以为可以通过选上某些人使这个国家重新变得虔诚、圣洁，但恰恰是这些候选人的虔诚、圣洁，却正在受到他们想要影响的那些受众严重诟病。

他们忘记了早就有的一个福音主义观点（在这之前是犹太教的观点）：“在法律周围建篱笆”。这是指尽管有些行为本身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做起来，要保证不要给人以做坏事的联想。比如，饮酒本身并非不道德的，但是很多基督徒不喝酒，因为他们认识到，喝酒会影响到他们在某些道德问题上的判断力。在选择领导人和共同塑造我们的生命时，我们一直是遵循圣经上的教导：“远避各种形式的恶事。”（帖撒罗尼迦前书 5:22)

虽然这种态度有时的确滋长了律法主义和自义倾向，但它也帮助我们活出受非信徒们尊敬的生命，即使他们对我们的选择并不赞同。我们一直是非常注重使徒彼得所说的：“你们在外邦人中，应当保持良好的品行，叫那些毁谤你们作恶的，因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在神显现的日子，归荣耀给神。”（彼得前书 2:12）

当一个作为公共人物的基督徒被控告某种不道德行为时，体面而合乎正道的做法，一直是暂时离开公共舞台，直到事情解决。这恰恰是摩尔拒绝去做的，而他自认为是个虔诚而有道德的候选人。

但是，如果这不过是为了阻止某个候选人参与竞选的政治伎俩，如果到头来这一切指控都是谎言，那又该怎样？如果我们虔诚的候选人不过是被（“强大的奥巴马-克林顿政治机器”—摩尔语^[5]）迫害和骚扰，而这些指控更进一步印证了（如摩尔反复声称的^[6])，我们不仅仅是在进行一场政治战斗，而也是在进行一场属灵战斗，我们又该如何？

那么让我们举一个例子，当人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马太福音 5:11）时，圣经上是怎样教导我们进行属灵战斗的呢？

将另一边脸也转过来由他打（马太福音 5:39）。

饶恕七十个七次（马太福音 18:22，和合本作“七十七次”，表示无限的意思—译者注）。

爱我们的仇敌（马太福音 5:43-48）。

如果我们真的急于帮助这个国家变得更敬虔，那么即使在我们觉得受到不公正待遇时，即使在输的风险极高时，我们也必须敬虔地行事：

“但你们若因行善受苦，能忍耐，这在神看是可喜爱的。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行。‘他并没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诡诈。’他被辱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彼得前书 2:20-23）

有人是这样辩解的：对于推翻 Roe v. Wade（即1971年最高法院对于堕胎合法化的裁定—译者注）、保护教会的宗教自由，以及扭转不公正、不道德的法律，这是几十年来我们拥有的最好时机！为了方便讨论，让我们假定这样的政治议程，可以在未来几年内通过前面选择的方式，即选举、支持一些公认的行为不道德的官员来推行。但是我们的政治对头会被我们的道德议程的正义性说服吗？还是他们会认为，我们不过是些伪君子，在用政治权力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别人？他们是会更真诚地尊重我们，还是会更深地反感我们、怀疑我们的信仰？

这些好斗的保守派基督徒，当他们拒绝在公共政治领域里为信仰耐心地受苦，在受到侮辱时进行报复，甚至对克制自己以免显得邪恶都懒得去做时，他们败坏的就不仅是自己的政治事业，而是他们最关心的那个事业：耶稣基督的福音。

拒绝政治生活的诱惑

过去一年半所发生的事件再次表明，当基督徒以基督徒的身份，为了他们所认定的基督教事业，浸淫于政治中，并在公共政治领域里兜售他们版本的圣经道德观时，他们或早或晚（通常是早早地）会在其所倡导的那些原则上开始妥协，而且妥协到了一种地步，变成对他们急于推动的那个信仰的亵渎。最大的渎神之处，则是当我们为了政见而开始相互疏离，因为这是对耶稣合一的祷告的公开弃绝。耶稣说，比其他事情更重要的，是我们在主内的合一让世人知道，“你（天父）差了我来，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约翰福音 17:23）难怪没几个人再把我们所说的当真。

前面的路该怎么走现在并不清楚。在一个民主社会里，爱你的邻居意味着，基督徒必须参与公共政治以寻求共同的利益。我们无法放弃我们的政治责任，但这责任却会把基督徒引向各个方向。问题在于，一旦我们真的参与到政治中，结果常常是，我们所做、所说的，经常让我们听起来、看起来，像是根本不在乎自己所倡导的那些价值。对于左右双方的基督徒，当他们起来推动某一企图时，也许首先要做的是不再说，“主这样说”以及“感谢主让我和那些基督徒不一样”，而是就自己的政治立场这样坦承，“主啊，求你向我这样一个罪人施怜悯。”

马克·盖利（Mark Galli）为《今日基督教》的主编。

原文见：http://www.christianitytoday.com/ct/2017/december-web-only/roy-moore-doug-jones-alabama-editorial.html

参考资料：.

1. “Clinton maintains double-digit (51% vs. 36%) lead over Trump”, PRRI/Brookings Survey, Oct.19, 2016.
2. “You Need to Think About It Like a War”, by McKay Coppins, The Atlantic, Dec. 7, 2017.
3. “Woman says Roy Moore initiated sexual encounter when she was 14, he was 32”, By Stephanie McCrummen, Beth Reinhard and Alice Crites, Washington Post, Nov.9, 2017.
4. “Poll: 37 percent of Alabama evangelicals more likely to vote for Moore after allegations”,
   By Rebecca Savransky, The Hill, Nov. 12, 2017.
5. “Judge Roy Moore for U.S. Senate”, Roy Moore’s U.S. Senate campaign FaceBook page, Dec. 8, 2017.
6. “This is a Spiritual Battle We’re Fighting”，by Eric Velasco, Politico, Nov. 27, 2017.

2018.1.1 于“言语道说” https://mp.weixin.qq.com/s/ZPhvYFdeQ9Ic6zK0QqaHTA

锡安山的基督徒啊，我们是你的朋友吗？

《今日基督教》

锡安山的基督徒啊，我们是你的朋友吗？

美国福音派帮助阿拉伯教会的努力正在受到川普耶路撒冷决定的考验

2017.12.15 Jayson Casper发自开罗

翻译：吴京宁

最近几年美国的福音派在中东重新发现了主内弟兄。阿拉伯之春带来了希望，紧随的却是伊斯兰国的威胁。经历了砍头、牺牲，人们看到的却是宽恕。我们许多人感到，要与那里的弟兄姊妹成为更亲密的朋友，要为这些受迫害的教会在其诞生之地重新兴盛而格外努力。

但是，现在川普总统正式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的首都，使得这一新结的友谊面临严峻考验。中东地区几乎所有的基督教领袖都一致反对这一决定。

Image: Lior Mizrahi / Stringer

在这一决定即将正式公布之际，耶路撒冷的众牧首、教会领袖联合发表声明指出，这一举措将“加剧仇恨、冲突、暴力和苦难”。柯普特正教会对于此举“危险的后果”发出警告。埃及的新教领袖则说，此举不仅有违正义，而且对解决阿以问题一点没有帮助。最强烈的反应则来自约旦。约旦全国福音协会发出恳求，指出这一决定将带来无法估计的风险，很可能将当地的基督徒置于难以控制的危险境地。

尽管有这一片哀求，美国许多保守的福音派基督徒却对川普的声明欢欣鼓舞。对以色列的全力支持，一直是这一社区中多数人的标志性行为。

Joel Rosenberg说，“美国的福音派是不会费多少时间来为阿拉伯基督徒着想的”。作为美以双重公民，他上个月率领一个福音派领袖的友谊促进代表团，访问埃及和约旦。其中不少人是川普的非正式的信仰顾问团队的成员。

“爱耶稣的人一直没有相互交流，这是不应该的。”

但是，与阿拉伯基督徒的交流并未改变美国人的立论要点。

家庭研究会的会长Tony Perkins 如是说，“美国总算是把美国和关键盟友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了。其政策正与圣经的真理相接轨：耶路撒冷是犹太国家永远、不可分割的首都。” 拉美裔援助以色列联盟的 Mario Bramnick 称赞道，“上帝把以色列这块土地，并以耶路撒冷作为它不可分割的首都，赐给了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子孙。” 圣地亚哥天际线教会的主任牧师 Jim Garlow 看来，“这可能是自杜鲁门承认以色列国以来，美国总统所做的关于以色列的最重要的一项宣示。”

但是巴勒斯坦福音派领袖的反应是发自内心的反感。

Mitri Raheb 说，“当地的基督徒成了帝国主义政治祭坛上的牺牲品”。他是福音信义会牧师和伯利恒的Dar al-Kalima 大学-艺术文化学院的校长，他尤其对副总统彭斯的发言表示气愤。“他的上帝和我们的上帝似乎没有任何共同之处。” 他说道，“他崇拜的是武士，而不是那被钉十字架的。”

拿撒勒福音学院的学术院长 Yohanna Katanacho 没有这么愤怒，但是还是非常沮丧。“我们感到困惑。我们必须做什么，才能讨好他们的福音派上帝呢？”他问道，“难道我们应该放弃我们的家园、文化以及历史？应该抛弃我们的民族？他们把我们看作以色列的敌人，因而也就是上帝的敌人。”

因抗议引起的骚乱开始的那天，得克萨斯 Northwood 教会主任牧师 Bob Roberts 正与其他基督徒领袖同在伯利恒。“（巴勒斯坦基督徒）感到被抛弃了”，他同时也提到自己对于这一宣示的复杂情感，”美国福音派在庆祝，而却完全无视巴勒斯坦人如何感觉。在我看来，西方基督徒的傲慢和麻木不仁是完全不可饶恕的。”

Rosenberg 最近与二十五位美国福音派领袖一起成立了耶路撒冷和平联盟，但是在耶城最终地位这个问题上，他并不强烈倾向于任何一方。在这一宣示的时机问题上，他对各方论点都有所同情。为了给基督教锡安主义者和阿拉伯福音派牵线搭桥，他的中东之致力于鼓励对话。

“从来就不容易，也不会变得容易。”他说，“我知道有些事情让他们痛苦，我也不想给他们带来痛苦。但是如果你有个朋友恳求你做什么，你倾听了，但却没有改变你的看法，事情会怎样？是否你们就不再是朋友了？”

对于很多人所习惯的非黑即白的简单二分法思维，Rosenberg 是反对的，他也承认末世神学理论经常导致基督徒分裂。

对于有警告说川普的决定会加剧紧张局势，他是同意的，并特别为约旦担心。但即使这样，他还是希望因着神的怜悯，这一决定能够激发一条通往和平之路。

他也知道代表团的成员同样受自身的经历影响，双方根深蒂固的信念是不会一夜之间就改变的。

“我是从长计议”，他说，“尽管这些会面都很美好，但也不过是一个月之前才发生。我带来的基督徒领袖开始从新的角度来看问题，但我不想夸大目前到底成就了多少。当我的朋友无法观点一致时，我要承受那些失望。”

失望之一，是科普特正教会的教宗 Tawadros 取消了即将举行的与副总统彭斯的会面。会面本来计划在本月晚些时间举行。继埃及的穆斯林最高领袖之后，牧首做出了同样的决定。

有消息说，因为美国的税改努力，彭斯的以色列执行被推迟了。而伯利恒的基督徒市长也拒绝他前去访问。本来此行号称为支持中东基督徒的一次努力，但结果却是后者都要与他保持距离。

Rosenberg 殷切地祈祷，希望这些领袖能重新考虑，并坦率地向副总统直言他们的沮丧。他说，无论如何，这是一次与美国政府最高层接触的机会，而且彭斯也是基督徒，对此事关心。

但在美国，Rosenberg也确实看到此次访问的成果了。在《德莫因记录报》的一篇强烈亲以的专栏文章中，“家庭领袖”会长 Bob Vander Plaats 表示同情阿方。“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的呼召是要对这个地区包括巴勒斯坦人在内的所有人有同情心。”他写道，“耶稣的爱是给所有人的，我们也应该一样。”

川普信仰咨询委员会主席 Johnnie Moore 认为，每个人都可以更好地倾听。他也是 Rosenberg 访问埃及代表团的一员，并因为个人所受的呼召，到世界各地去与当地的基督徒（和穆斯林）交往。他向一位巴勒斯坦高级谈判代表许诺，他会访问拉马拉，最近还陪同一个巴林宗教领袖代表团访问以色列，帮助这个穆斯林国家释放和平的信息。

但是如果认为对方是朋友，还是必须讲实话的。

“阿拉伯基督徒需要自问，他们的观点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了某种轻度反犹主义的影响。”他说道，“目前对巴勒斯坦人来说是展示真相的一刻，他们不能一有不合己意的事情发生，就离开谈判桌。”

他认为，尽管某些被人们强调的字眼，川普的决定并不是反巴勒斯坦的，而中东的现实使那些相信川普的人不敢把想法说出来。

Moore说，“有些阿拉伯基督徒可能寻求中间立场，但却因为他们社会中的微妙而压抑性的氛围，发现根本无法软化他们的姿态。”

但是在约旦，反应是针对川普的福音派支持者的。

约旦福音神学院的院长Imad Shehadeh 说，“西方的福音派发声明，但付出代价的是东方的福音派。”Shehadeh 是出生于约旦的巴勒斯坦人，他认为，美国福音派在发声明支持川普的耶路撒冷决定时，本应更小心地措辞。

不过，他也说，尽管约旦福音协会的声明让基督徒社区松了口气，但它本可以有不同的着重点。当地穆斯林-基督徒之间的关系总体来说是正面的，这一声明可能夸大了眼前的危险。

Shehadeh 说，与同胞立场一致是明智之举，尤其是在公开声明中，老一代更倾向如此。那些在他神学院中受训的年轻一代牧师们则考虑得更细致些。但多数人不想出声，为任何打破宁静现状的举动而哀叹。

作为约旦国王的客人，Rosenberg 请朋友 Shehadeh 组织四十位当地重要的福音派领袖与他的代表团交流。尽管这是一次积极性的会面，还是让一些约旦人不安。

Shehadeh 说，任何政治上关于团结的信息必须还加上基督徒关于恩典的信息。无论在东、西方的语境中，不加智慧、不加小心，恩典的信息很容易被湮没。

他说，“持守你的信念，但是用别的方式表达，以免失去对方的理解。”

那么，下一步该如何行？

“基督教锡安主义领袖们是不能指望了，但是福音派普通会众还有救。”Raheb说，“我建议他们来这里，亲身拜访在以色列占领下受苦的主内弟兄姊妹。这种经历将使他们对圣经会有新鲜的深入了解。”

Katanacho 也发出邀请，但有所不同。“我和许多福音派弟兄姐妹无法达成一致，尤其是在耶路撒冷问题上。”他说，“但是他们也是我的主内家人，我会继续寻找与他们交流的方式。为了神的荣耀，主内关系上的祝福，是要尽力让双方得能力，尽管这意味着自己受苦。”

Katanacho 坦承，尽管美国福音派对于造成这苦难是有份的，但是恩典要求他先反省自己的罪和缺少爱。“爱会打动沉闷中的人，激励他们搭建新桥。”他说道，并强调同理心比共识更重要。“从那一点出发，真正的爱会追求公义，以求建立一个充满美德的社区。”

对于Rosenberg来说，美国的、阿拉伯的福音派社区之间必须谦卑地进行对话。他认为，上帝是要特别使用现代以色列的。他也知道，在这一点上阿拉伯福音派是不能苟同的。但是个人关系并不意味着，不论事情是如何重要，你都要替朋友鼓吹他所相信的一切。

他说，“我们基督徒必须解决好如何进行好这场对话。如果作为万王之王的儿女，我们之间都无法做到这一点，还怎么指望美国总统，或其他人，能做得更好呢？”

原文题目：Friends of Zion’s Christians?

http://www.christianitytoday.com/news/2017/december/friends-of-zion-us-arab-christians-israel-jerusalem-embassy.html

2017.12.19  于“言语道说” https://mp.weixin.qq.com/s/Z3XHBVcH8IkdKAbWsWfflg

谁的耶路撒冷？

十二月六日上午，川普总统宣布，美国政府正式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的首都，并将美国大使馆从特拉维夫迁往耶城。此举一出，而国际上几乎是一面倒的反对之声，而在美国国内则是众说纷纭。他此举的动机和历史背景何在，又会引起怎样的后果呢？

川普此举是有多方面原因的。首先，他个性喜欢冲突，但是并没有严格的是非标准。一切以赢为准，哪面更可能获胜，就站在哪一边，选择支持强势的以色列是理所当然的。更最重要的，这是兑现竞选时对其核心支持者的承诺。川普的支持者是一个五颜六色的大拼盘，其中两股在政治光谱上相距甚远的核心势力是他此举所要讨好的：福音派基督徒 （Evangelical Christians）和极端的亲以色列势力，后者也可以成为右翼犹太复国主义者（Zionists）。无条件支持以色列的一切要求、行动，几乎是这两股势力的唯一交集。当然，川普的支持者也有不少极右的反犹分子，但是这些人对于阿拉伯人、穆斯林更不感冒。实际上，反犹主义（Anti-Semitism）一词的本意就是反对闪族（犹太人、阿拉伯人）。所以而反对此举的，基本都属于他的反方阵营。因此，按照他的政治算盘，这一举措所需耗费的个人政治资本无疑很小的。

右翼犹太复国主义者

对于以色列的支持是美国政坛、民间的共识，但是就像其他方面一样，即使这种支持也有左右之分，但与其他社会、经济问题上的左右划分并不一致。

川普家庭的信仰可谓五色斑斓：他本人出身于长老会家庭，现任太太梅兰妮娅是天主教徒，但他最心爱的女儿伊万卡却嫁给了一个现代正统犹太教徒——库什纳，并皈依了犹太教。在信仰上，正统犹太教徒对于守摩西律法，尤其是守安息日，是非常认真的，因此周六川老爹乱发推、惹是生非，女儿、女婿是不可能在身边及时制止的。正统犹太教徒是强烈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尽管驸马爷库什纳在以前一直是民主党，但却与以色列政坛的右翼人物相交甚厚。因此从家庭角度，他的决定顺理成章。

而川普背后的另一个右翼犹太复国主义者，则是另一个前民主党人，大富翁、共和党大金主阿道森（Sheldon Adelson）。对于多数华人，阿道森的名字似乎不是那么响亮。但是，如果说明他是拉斯维加斯、澳门的威尼斯人大赌场以及新加坡滨海湾金沙综合渡假村（Marina Bay Sands）的大老板，读者就不会觉得陌生了。在2016年的大选中，他盖过Koch兄弟和Mercer家族，成为共和党的最大政治金主，既是川普的最早支持者之一，也是川普就职庆典的最大捐助者。与川普的富二代背景、靠真人秀发财的套路不同，他出身于波士顿一个贫穷的东欧犹太移民家庭，白手起家，成为亿万富豪，在商场上、慈善捐赠等方面都远比川普名声好得多。他在美国国内政治中基本属于共和党中的温和派、建制派，在涉及以色列时，则总是站在以政坛右翼一方。他在金钱上的支持，对于川普最后的获胜是不可或缺，而川的投桃报李自然也是理所当然。

福音派基督徒

川普赢得2016总统大选，除锈带摇摆州倒戈的产业工人立下的汗马功劳外，南方白人福音派基督徒替他稳住了右翼的基本盘，也是功不可没的。在川普与福音派之间牵针引线的，就是现任副总统彭斯。

所谓福音派，从字面上讲，就是对传福音有热情、有负担的基督徒，是对于部分新教基督徒的一个没有严格定义的统称，一般是用来与传统的主线派（Mainline）基督徒相区别。在历史上，主线派各宗派是美国新教徒的主流，但最近几十年在神学上趋向自由主义，成员严重流失，实际上成为少数。与此相应的，是当代福音派的兴起，并取而代之成为主流。当代福音派跨越多个宗派，其中较大的宗派有美南浸信会、神召会等。此外，传统主线宗派（如长老会、循道宗、圣公会等）的部分会众、大量的独立教会以及多数华的人教会，也都可以划入福音派的范畴。福音派的特点包括：宣教、传福音的热情高，强调按字面意思解释圣经，在社会价值上保守，在政治上右倾。由于派系混杂，尽管总体上神学观点相对保守，但某些宗派、教会的神学观点却可能又非常自由（如对成功神学的推崇）。值得一提的是，因为对进化论、科学主义、理性至上的反对，福音派普通会众中存在强烈的反智主义、反理性情绪，尽管其知识层并不是这样。另外，大多数福音派教会互不相属，没有上一级的权威机构，会众中有强烈的民粹主义倾向，即使对于同属福音派的严肃的知识分子、神学家的意见一样罔顾。

在2016的大选中，白人福音派基督徒对川普的支持率高达80%，远高于其他任何人群。即使在一年后，在其他人群对于川普支持率大幅下滑的情况下，他们的支持率依然保持在60%以上。公平地说，多数白人福音派并不认为川是个严肃、虔诚的基督徒，福音派的旗舰刊物《今日基督教》更常有文章痛批川普，甚至直呼其为“异教徒”^[1]，但是普通福音派信徒对他的热爱、崇拜，却远超过对于以往任何一个虔诚的基督徒总统、候选人。这背后的政治、社会原因已有大量的英文、中文分析文章，恕不在本文讨论范围内。

流行于福音派各宗派间的一个神学观点，是所谓“前千禧年主义”（ Premillennialism）、“时代论”（Dispensationalism）。时代论者相信，耶稣基督将亲自降临、统治世界一千年，在末世时将发生大灾变（Tribulation）、哈米吉多顿大战（Armageddon）、教会和信徒被提升。以色列复国和犹太人回归应许之地，就是诸多末世事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值得一提的是，在伊斯兰教义中，同样也有对哈米吉多顿大战的预言。前些时间，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在叙利亚北部建国，即为此战做准备。

“时代论”的观点，导致了在美国福音派中基督教锡安主义（Christian Zionism）的流行，其政治诉求则表现为对现代以色列国家的全力支持。他们根据《历代志下》中所罗门转述上帝的命令，“选择耶路撒冷为我名的居所”，认为耶路撒冷应该是现代以色列的首都。关于基督教锡安主义的历史与现状，读者可参见临风的文章^[2]。

由于福音派会众中普遍的反智倾向，他们对于圣地历史、现状的了解往往很偏狭，很多人简单地将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与穆斯林等同，既不知道当地阿拉伯基督徒的悠久历史，更不关心他们在阿以冲突中的困难处境。有一件事很能说明这种情况：当美国人发现耶路撒冷圣公会主教 Riah Abu El-Assal的巴勒斯坦基督徒身份时，他们好奇的是他是怎样“皈依”基督教的！^[3] 这些人最关心的，是怎样“促成”耶稣的早日再来，川的政令迎合正是这一诉求。

需要指出的是，在整个基督教世界，不论是罗马天主教、东正教、科普特教会，还是其他新教教派，压倒多数的观点是反对川普的这一政令的。可以说，美国福音派对此事的疯狂是基督教世界的一朵奇葩。

耶路撒冷的历史

耶路撒冷作为三大亚伯拉罕宗教（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的共同圣地，有着漫长而复杂的历史。公元70年，在第一次犹太战争中，第二圣殿被毁，耶路撒冷城也被罗马将军提多夷为平地。后来，罗马人在原地重建起希腊-罗马式的新城，而犹太人则在五百多年内被禁止进入耶城，唯一的例外是每年的禁食节（Tesha B’Av）那天。在公元四世纪罗马帝国基督教化后，耶城和巴勒斯坦的居民以基督徒为主，而犹太人口逐渐向世界各地流失。

在公元七世纪初的拜占庭-波斯的拉锯战中，巴勒斯坦的犹太人一度协助波斯人围困、攻陷耶城。但是，只有到了公元638年，等到阿拉伯穆斯林从拜占庭手中夺取了耶路撒冷，犹太人才得以再次进入耶城。从此，耶城就有了一个阿拉伯名字--阿尔库德(Al-Quds)，即“圣城”之意。在整个中世纪，耶城多次在阿拉伯人、突厥人、十字军、鞑靼人之间易手，直到最后为奥斯曼帝国统治（1517）。多数时间里，城中的穆斯林、基督徒、犹太人之间和平共处，几大宗教的信徒都能够自由前去朝圣，耶城统治者也借朝圣客旅获利。但是，由于外来势力对控制权的反复争夺，它的居民经过多次洗牌，其中最大的几次发生在十字军东征前后。

1099年，刚从塞尔柱突厥人手中夺回耶城的法蒂玛哈里发，将城中的土生基督徒全部赶出。不久，十字军攻下耶城，屠杀了城里几乎全部的穆斯林和犹太人，然后从欧洲、非洲、西亚各地输入大量各宗派基督徒，并将这里作为新建立的耶路撒冷王国的首都。1187年，萨拉丁从十字军手里将它夺回后，穆斯林和犹太人才被允许再次返回耶城。城中的东方基督徒被允许留下，西欧来的基督徒则被驱逐。1244年，同为穆斯林的鞑靼人攻入，城中基督徒被灭绝，犹太人被逐出。在1247年鞑靼人被萨拉丁的后人赶走之后，基督徒和犹太人才慢慢返回。

从1492年犹太人被从西班牙逐出后，欧洲的犹太人开始小批地迁往巴勒斯坦定居。但直到十九世纪前期，耶城的居民仍以阿拉伯穆斯林和基督徒为主。犹太人的大量迁入耶路撒冷，开始于十九世纪埃及阿里王朝对于耶城的十年（1831-1840），成规模于1880年代。先是北非的犹太人，后来欧洲（尤其东欧）和世界各地的犹太人接踵而至，开始在老城以外开发新区，犹太人逐渐耶城当地人口的多数。新迁入的犹太人与当地的阿拉伯人（穆斯林和基督徒）的矛盾开始加剧。

1917年是耶城现代史上关键的一年：英军从奥斯曼帝国手中夺取了耶路撒冷和巴勒斯坦，英国政府发表了支持建立犹太人之家的《贝尔福宣言》。此后，耶城人口、面积急剧膨胀，犹太人加速迁入巴勒斯坦，当地的种族冲突也随之加剧，发生了1920和1929年两次阿拉伯人的暴动。

1948年，在以色列建国后爆发的第一次阿以战争中，以色列控制了西耶路撒冷，约旦则控制了包括老城在内的东耶路撒冷，双方分别赶走自己控制区内的阿拉伯人、犹太人居民。以色列宣布耶路撒冷为其首都，约旦则兼并东耶路撒冷，并宣布为第二首都。在1967年的六日战争中，以色列从约旦手中夺取东耶城，对东、西耶路撒冷统一管辖，后来（1980）正式兼并。但是，这一次以色列没有驱逐当地的阿拉伯人，而是给他们予永久居住权，并允许成为以色列公民，这种情况基本保持到今天。

在几十年的阿以冲突中，巴勒斯坦基督徒处于一种受到两面夹击的尴尬处境，占当地人口比例从1922年的9.5%降至如今的1%左右。基于民族认同，由于被以色列从家园赶走，很多基督徒战斗在巴勒斯坦人反抗以色列的第一线，如巴解组织的著名女发言人阿什拉维女士即是一例。但是那些留在以色列境内未被驱逐而成为其公民或永久居民的，却又享受到很好宗教和政治自由。

以色列的两难处境

一个国家选择哪个城市为首都，本来完全是内政问题，但是如果该城市的主权归属未定，这就是国际问题了。

1947年，英国结束对巴勒斯坦的托管，联合国通过巴勒斯坦分治方案，建议将巴勒斯坦一分为三：鉴于耶城特殊的宗教地位，在阿拉伯国、以色列国之外，特设耶路撒冷国际市，受国际监管。但是，随后的阿以战争使这一计划泡汤，耶路撒冷和原划为“阿拉伯国”领土的许多地区都为以色列占领。在1993年的《奥斯陆协议》鉴定后，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作为缩水版的“阿拉伯国”（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合法过渡政府的地位，得到以色列政府的承认，但是以色列依然在军事、经济上控制着巴勒斯坦自治区。因为双方在被占领土犹太人定居点、东耶路撒冷归属的问题上无法达成一致，独立的巴勒斯坦国始终无法建立。

对于阿以冲突，因为利益、立场、看问题的角度不同，得出的结论是会完全不同的。但是即使从偏向以色列的角度看，目前的冲突也没有简单的解决方案。

在被占的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多年建立了大量的犹太人定居点。聚居点间以公路连接，与巴勒斯坦人间以高墙分割。有人形容，被占的约旦河西岸就像一片瑞士奶酪 —— 犹太人定居点得到的是奶酪部分（土地、水源和古迹），被围在高墙内的巴勒斯坦人则只得到空洞。巴勒斯坦自治区无法在经济上自立，人们只能靠去以色列打工来维持生计，对以色列的不满、仇恨只能不断积蓄。对于一个民主国家，这种占领状态是违反其基本理念的，也无法赢得国际社会的认可。

那么，如果以色列将巴勒斯坦全境正式兼并呢？这片土地上的几百万巴勒斯坦人是不可能被驱赶到别的国家的，只能变成以色列的永久居民或公民，那么犹太人、阿拉伯人将各占以色列人口的一半。1967年时，东西耶路撒冷合并时，犹太人口比例为74%，而2010年则降为64%，背后的原因就是生育率的不同。这后面隐含的政治前景是以色列当局所不愿看到的。

以往的美国政府对于以色列的这种两难处境非常清楚，尽管在各方面支持以色列，但是还是认为让巴勒斯坦单独建国是各种选择里最佳的一种，而巴勒斯坦人所蒙昧以求的首都就是东耶路撒冷。

如今，川普政府放弃了中立的调解人的资格，完全站在了以色列一边。下一步会如何发展，没人能够预计。从时间、地理环境和人口来看，长远的优势还是在阿拉伯人一方。尽管由于多方面原因，阿拉伯国家的政府在短期内奈何不得美国和以色列，但是阿拉伯、伊斯兰世界民众对美国的敌对情绪只能不断增长，中东火药桶只会越做越大。阿以冲突将向何处去？让我们拭目以待。

2017.12.16 于“美国华人” http://bit.ly/2ABkIgN

1. http://www.christianitytoday.com/ct/2017/november/trump-stephen-mansfield-why-so-many-conservative-christians.html
2. http://blog.163.com/linfeng_28/blog/static/188018136201501351413381/
3. http://www.middleeasteye.net/news/prophecies-and-politics-how-us-evangelical-christians-pushed-jerusalem-move-2029225819
4. https://www.cbsnews.com/news/christians-of-the-holy-land/

路德会后悔吗？ —— 改教运动五百年随想

1517年的万圣节前夜，一位在威登堡大学教授神学的奥古斯汀会修士，给他的上级美因茨大主教写信，抗议赎罪券的销售，并随信附带了一篇按当时惯用体裁以拉丁文写成的论文，陈述自己的论点。这就是马丁·路德和他的《九十五条论纲》，改教运动的导火索。因着这一事件，继1054年东西方教会的大分裂之后，西欧教会再次分裂为罗马公教和诸多新教教派，而欧洲也从此快速进入近现代社会。

路德重申因信称义、五个“唯独”（唯独圣经、唯独信心、唯独恩典、唯独基督、唯独上帝的荣耀），对于教会回归基督教的正统信仰是功不可没的。在路德的葬礼上（1546），墨兰希顿在将他与历史上的先知、使徒、教父们并列。而世俗社会对于他的历史地位，也是给予同样的高度肯定。但是，我有时却在想：假如路德能亲临今日的世界，他会有一种何种的心情，对于自己发起的改教运动会后悔吗？

乍听起来，这似乎是一个奇怪的想法。但是，如果了解了改教运动的社会背景，再结合五百年来教会发展的历史轨迹，也许这一问题就不再显得奇怪了。

当时，欧洲正在从停滞的中世纪走出，经济、思想日趋活跃。而路德所代表的，是在经济上上升、在知识上渴求、在信仰上虔诚的新兴市民阶层。他有着与中世纪的教士、僧侣不同的眼界，但其教会观却又是秉承传统，相信统一的大公教会。当提出《九十五条论纲》时，他想的依然只是改革教会内部的弊病，而不是革命。当时教会中类似性质的抗议、交流并不少见，因此大主教和教廷并未给予太多重视，只是打算依惯例派人把这个放肆妄言的修士训斥一下。但是，事件的发展却如大大超出双方的预料。

与东方教会相比，西方教会一向有着独立于并超越世俗王权的传统。但是，“权力带来腐败”这一规律对于教会一样也适用。在克吕尼运动全面更新信徒、教会的属灵生活后，教廷在与世俗王权的斗争中占了上风，其权威在十一至十三世纪达到鼎盛。但是此后教皇制逐渐衰微，教廷先后依附、勾结法国国王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为了满足奢华生活和修建罗马的大教堂，教皇们发明了向各国信徒敛财的赎罪券。而这一行为的核心，即在于教皇对信仰的解释权和“因行为称义”的错误信条。同时，教会中圣徒崇拜、圣物崇拜、朝圣、苦修等行为等流行。因信称义并非路德的新发现，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它作为基要信仰的意义却分外凸显出来。

在此前的一百多年里，教廷与皇帝的勾结，曾将威克里夫和胡司的改革之声强行压制下去。但是时代不同了：不久前古滕堡发明的商用活字印刷为路德思想的传播提供了极大的便利，西欧各国逐渐形成的民族意识、活跃的市民阶层以及各有打算的诸侯们更成为路德的坚强后盾。这些信仰之外的因素成为改教的催化剂于是，不仅有路德，更有了慈运理、加尔文。改教运动在中西欧如火如荼地展开，基督教再也不是过去一千五百年中的形式了。

因信称义、五个“唯独”，作为改教运动强调的核心信条，是改教先驱们针对当时教廷的错误教导的归正，其意义在于将基督徒从无谓的苦行、赎罪券以及圣徒、圣物崇拜中解放出来。但是，它们并非基督教信仰的全部。如果将它们片面化、极端化甚至庸俗化，新的谬误就会相应而生。

在某些人看来，既然是因信称义，那么好的行为就是没有必要了，就可以放纵自己了！路德在世时，这一问题即已露端倪，因此才有墨兰希顿在《奥格斯堡认信》中强调，“爱与好的行为必须与信心相伴。”十八世纪敬虔主义运动的兴起，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对于此类谬误的一种纠正。四个世纪后，潘霍华牧师对那种“廉价的恩典”进行了形象的描述：“人们以为只要在知识上接受了这一概念，就足以获得罪的赦免.... ...宣讲饶恕而不需要悔改，受洗礼而不遵守教会的纪律，领圣餐而不必认罪，获得赦免而不需本人亲身忏悔。”时至今日，人们依然在用“信”作为挡箭牌，为淡漠公义的行为辩护，为不择手段的成功神学背书，神的恩典被庸俗化为今生的富足、成功。

路德当年的理想是一个统一在圣经真理之下的教会。但是，活字商业印刷的出现和教育的普及，使得读经不再是少数神职人员的特权，而每个读经者都有自己对圣经的理解，并相信自己的理解才是代表了真理。在这一点，即使路德本人也不能幸免。在他的有生之年，不仅整个西方教会的统一没有实现，甚至改教运动各宗派间也无法统一。在1529年的马尔堡会谈中，路德与慈运理对于十五个神学议题中的十四个达成了一致，但是却由于对圣餐的不同理解而导致会谈破裂。在1541年的雷根斯堡会谈中，墨兰希顿与教皇代表就因信称义达成双方都能认可的声明，但是却同时为路德与教皇否定。在这里，我们看到的已经不再是对于信仰的虔诚，而是人的固执己见和思维的封闭。同样的事情一再在改教运动各派间发生：慈运理对于苏黎世的再洗礼派；加尔文义者对于荷兰的抗辩宗；英国国教与清教徒间。掌权的一方自以为真理在握，对于不论异见还是异端，镇压起来都毫不留情。

最后惨重的，还是百年之后主要在欧洲天主国家与新教国家之间进行的三十年战争（1618-1648）。这场战争以德国为主战场，使其各邦人口剧减25-40%。尽管信仰之争是战争的起因，但​​真正驱动双方相互杀戮的，却是躲在信仰口号后面的那些世俗因素：土地、权力、财富。在战争中，中古时代基于共同信仰的“神圣停战”不再重现，基督的爱荡然无存，连威登堡人口都被消灭四分之三。硝烟落定，改教运动的对立双方终于意识到了，谁也无法战胜对方，而宗教宽容、信仰自由是​​何等可贵。

三十年战争后，统一的基督教国度（Christendom）的理想渐行渐远。曾经为改教运动提供保护的新兴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最终取代了基督教信仰，成为驱动欧洲政治生活的主导因素，甚至成了人们新的信仰，而基督教信仰则慢慢被降格为文化、传统的一部分。对于国家的忠诚即是德国新教教会的一大特点。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欧洲各国的教会已经无论是非，陷入空前的爱国狂热中，各自为自己的军队摇旗呐喊。在纳粹主义兴起的过程中，占德国人口三分之二的新教教会和信徒，除了潘霍华和尼穆勒等少数人，多数成为纳粹暴行的旁观者或同谋，制造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劫难。

改教运动后的五百年中，新教各宗派不断碎片化，从最初的几个宗派，到后来的几十个，如今更是成千上万，而信仰的虔诚度与属灵光景并不见得比天主教、东正教更好，新型“赎罪券”的兜售又在出现同样的，信息技术也像当年的印刷术一样，让人们的生活，思维方式发生了巨变。我要问：新时代的路德、新时代的《九十五条论纲》，你们在哪里？

2017.12.15 于“言语道说”https://mp.weixin.qq.com/s/zm947dAmhdOjgUw9ZFy9pA
《心版》第26期

奔跑，是一种享受

奔跑，是一种享受

下午两点钟，开上89号公路，我踏上了回家的路。望着远方暑气笼罩下蓝色的群山，情绪有点激动。今天我终于完成了第一次正式的全程马拉松， Vermont City Marathon。

这个第一次，既可以说跑的很不好，也可以说很好。说很不好，是因为成绩比以前所谓“艰难”的非正式全程跑还慢七分钟，只有3小时38分 ，没有实现首马BQ（获得波马资格）的初衷。说很好，是因为在这高温的情况下，我的完赛时间扎扎实实落在Preferred Corral（Bib 500以内，报名成绩3:20以内）的正中间，第250名。

对于长跑，我并不是新手，在中学、大学时就参加过五千、一万米的比赛。那时候，竞赛人材都是跑中短跑的。长跑基本是留给傻子们，都是自己瞎跑，没有教练指点。这些年来，跑步并没有完全间断，每周会跑一到三次。但是每次的距离都不长，在体育馆或操场上跑两、三迈而已，连鞋也不讲究。跑多了，脚或膝盖就不舒服了。

让我开始真正考虑长距离路跑的，是因为儿子。儿子上高中后，在课外体育上面临两个选择：网球或者越野跑。两项他都不错，教练都喜欢他。但是我为了省钱，尽力鼓动他选择跑步，他也做出了这个选择。我没有意识到的是，他这样一发而不可收，成绩不断蹿升，居然成了校队的主力和队长。跑步对他的正面影响是不可低估的，锻炼了他的坚韧、团队精神。同时他的训练情况也让我重新思考过去对长跑的认识。他们每天的训练距离在六迈左右，以前这在我看来，已经属于极限了。两年前的夏天，他们队友集体去Vermont乡下露营、训练。他提到，有别人的父亲和他们一起跑半马。我的反应是，那我应该也没问题。没两天，他又将Berkshire越野训练营伙伴送的新跑鞋转送给我。就这样，我踏上了马拉松的征途。

刚开始，我只是强身健体和控制体重，主要是在塑胶跑道上跑。在能轻松完成四迈后，将距离提升到六迈。惊喜地发现，一万米的距离并没有记忆里的那么痛苦。潘澜对我说，你在操场上转圈多烦，为啥不到街上转转，去看美丽的风景呢？加上学校操场总有比赛，于是我转战到小区的街道上。只是白天不是上班，就是割草、收树叶，跑步都只能是半夜，还是看不到风景。在小区里每次四至六迈的距离大概跑了两个月，开始跑出去，向八迈挺进。这几个月里，并不是没有伤痛。但是，通过选择合适的跑鞋，注意、调整跑姿，结合适当休息，这些都被克服了。值得一提的是，原来因滑雪受伤一直未愈 的左膝，随着跑量的增加，疼痛却逐渐稀少。也许是因为周围肌肉增强的缘故。当然，跑步另一个众所周知的效应，就是体重的下降。随着运动量的增加，整个身体被动员起来，多余的脂肪消失了，体重下降近二十磅， BMI从上限落至中值 。

在感恩节前几天，在微雪中终于完成了第一次十迈的路跑。于是，我开始认真考虑参加比赛了，选择是二月份的Hyannis半马。但是，那个冬天并不容易。

从一月开始，连续两个月，创纪录的大雪覆盖了新英格兰的南部，宽阔的小区街道被缩为窄窄的一条，没办法正常室外训练，只能转为室内。情绪已经酝酿好了，到了比赛前一天却接到通知：因街道上雪堆太高，无法保证安全，今年的比赛取消。沮丧实在是难以形容。转念一想，看看别的地方怎么样。这就找到了三周后的 New Bedford 半马。

作为我的第一个半马，New Bedford 的参赛者、地形和观众都是很理想的。跑的过程没有什么好谈的，我只是按着感觉跑，最后1:35’:51” 完成，总算是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成绩了。

完成了半马，面临的选择就是是否要向全马挺进。当时有点冲动，想直接报名5、6月间新英格兰的全马赛事。但是潘澜弟兄及时提醒我：全马需要相应的、充分的准备。考虑再三，我决定暂时停留在半马的程度。现在回想起来，这个决定是正确的。当时如果仓促上阵，不论天气、地形如何，结果都会很惨。成绩是一回事，但肯定会受伤。

在New Bedford半马前不久，我才意识到查尔斯河边是一个绝佳的跑步之处，而办公楼里又有淋浴。于是，我开始了一年的河边漫步。

几年前，我写过一篇小文《在路上》，回顾人生的一段经历。如今，这是另一种“在路上”了。人过中年，要烦心的事情太多。与在沙发上、书桌边的沉思默想相比，跑在河边的小路上，呼吸着新鲜空气，既可以把一身重担放下，什么也不想，也可以让思绪漫游、天马行空。当体力、速度达到一定水准后，这长距离的奔跑不再是痛苦的煎熬，而成为一种愉快的享受。以前听儿子说，在小雨中跑步是一种享受，并送我一件防雨跑步夹克。当时我还将信将疑，等到自己真需要在在雨中跑了，才发现此言甚是。

就这样，跑过了春夏秋冬，赏遍了河边变幻的色彩。其间，我参加了几次半马，成绩有一定的提高，也积攒了不少经验。但是因为时间限制，半马以上距离的训练却始终很少，只有两次达到16迈。潘澜和立新又来鼓动我，“你跑那么多半马，却不跑全马，不有点奇怪吗？”也就是在这时候，一年一度的波马狂欢又悄然来到。我向立新打听赛前模拟跑的情况，混入了犇群的队伍。

犇群是个大家庭，有跑马的前辈、高手，也有初踏赛道的菜鸟。高手提供经验之谈，菜鸟们则互相鼓噪加油。就这样，波马21迈模拟跑、全程模拟跑，我对自己的能力有了个底，并特意跑了几个20迈的长距离训练。于是，我站到了佛蒙特城市马拉松的起跑线前。

尽管真正的准备只有一个月多一点，但赛前的状态很好。揪心的是，比赛前一周得知，这里可能要反常地高温。这一周里，预报温度从70度左向80度逐天慢慢攀升，到了赛前的周六，居然已预报88度了。但既然比赛还照常进行，只能义无反顾了。

起跑时73度，尽管头顶烈日，但有微风，倒也不觉得怎样，一直到第一个大坡，在闹市中9迈左右爬过第一个大坡，速度基本保持在计划内。这时候大概已经有80度左右。到半程时，穿过居民区和公园，开始感到闷热，但配速还算正常。在15-16迈的那个大坡，按照计划，稍微减速，也冲了过去，BQ似乎依然有望，头上刚买的汗带也起了作用。但是，再往下跑，却是最痛苦的一段了。风基本没了，太阳却越来越毒，一点云也没有，水站的警告牌，不知什么时候也变成了红色的“高风险”了。恨不得见到凉水就钻进去。在这时，不知不觉犯了一个错误：往身上浇水降温时，将鞋灌满了水。于是两脚沉重，一只鞋垫还挤到了脚心。更关键的是，感到透不过气了。在20迈时，我知道速度无法保持了，目标改为不中暑，不被抬下场。配速开始下降，23迈时降至10分左右。尽管痛苦，却不能停下来整理一下。因为这时一旦弯下腰，就很久可能站不起来了。到了25迈前后，因为开始有点云彩和荫凉，速度才略有回升。

咬牙一瘸一拐地到了终点，还能站得住。天也开始阴了，但还有88度，而且闷热。二十分钟后，比赛就叫停了，我荣幸地成为完赛的933人中一员。

赛前早上吃饭时，有位跑超马的老者说，“你今天的目标不是争波马资格，而是完赛。只要完赛，就是个人纪录了。”她又呲牙一笑，“否则看到你倒在路上，我们不会理你的。”感谢她的衷告，不知道她是否也在时限内完成了这一艰难的比赛。在回家的路上，我想起了Eric Liddell的名言：“In the dust of defeat as well as the laurels of victory there is a glory to be found if one has done his best.”（”不论是在跌落在失败的尘土中，还是头戴胜利的桂冠，只要尽力而为，你必将得到那一份荣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