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兰德，奥巴马时代，及其他（六）

世界是复杂的，人类社会更是多彩的。但是有人却试图用一个简单的标尺来衡量一切，用黑白分明的简单矛盾对抗来诠释这一切。当这种试图只局限于学术域时，它是健康的。但是如果有人采用通俗文化的形式向大众灌输，鼓吹以某种极端方式将其付诸实践，其潜在后果就可能极其危险的。在近现代历史中，这种凭书斋中推导出的理想公式来改造世界的试验已不止一次了，兰德主义者不过是其中的一例而已。在学术领域，人们对她的客观主义哲学兴趣了了，评价也不高。她的忠实听众大多是哲学思考并不深的普通人。正如许多兰德主义者所承认的，她的书主要是为非知识分子（under-interllectual）写的。普通美国人的传统思维在很多方面与兰德是很一拍即合的：强调个人责任、非黑即白的简单思维、对于英雄的崇拜，等等。如兰德一样，在许多美国人心目中，美国历史上的黄金时代就是十九世纪式的自由资本主义时期，最完美的自由资本主义就应完全基于彻底的自私自利的原则。正因如此，兰德的思想在美国的普通民众中有很强的草根性，尽管她的立论基础与大多数美国人那强烈的基督教信仰相悖。在兰德去世二十年后，在作为她最著名崇拜者之一的格林斯潘都以行动背弃了客观主义经济原则后，随着奥巴马加入选战并最终入主白宫，兰德主义者居然再次兴起。

作为民主党新生代的领军人物，奥巴马的竞选纲领、执政理念，再加上其独特的种族、家庭及民权律师的背景，使他当仁不让地成为包括兰德主义者在内的极右派的痛恨与攻击对象。我那位兰德主义者朋友对论奥巴马的第一句评论就是：＂共产分子！＂在最近的9.12示威中，更有人不知所云地将奥巴马比为纳粹。奥氏有如此福气，居然可以同时戴极左与极右两顶帽子！其实奥氏不过是中间偏左而已，他在兰德所痛恨的传统产业工会分子（也包括警察、教师工会）、蓝领工人中的受支持率远低于希拉里。在对于奥巴马的攻击中，很大一部分是源于人们头脑中根深蒂固的种族偏见（在种族、文化偏见方面，兰德是不输他人的），以及近年来激剧恶化的党派对立。这些是既无需批驳，也无法辩出是非的，不值得浪费笔墨去讨论其源由。但是在所有反对声浪中，有两点却还是有一定根据的，即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以及对弱势群体的扶持。

正如兰德主义者所指出的，政府对市场、经济的干预的结果经常与预期相距甚远，甚至相反。但是，全球的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已经发展到了一种与政府行为难分难解的地步。在空前的经济危机面前，如果政府放任不管，那么后果大概会比三十年代的大萧条还要严重。这可能的混乱、崩溃与饥馑的危胁是任何一个现代民主政体所不能容忍的。市场经济的生命力是旺盛的，但战争、强权的生命力更旺。在市场完成自身调整之前，世界很可能已经陷入了另一次大战的泥潭。更具讽刺意味的是，这次大危机的最直接推手就是格林斯潘为了维持虚假繁荣而长期所推行的利率政策。当这种政府干预给“兰德”主义者带来滚滚财源时，他们是无暇抗议的，什么自由市场规律不过是可有可无的。但是当吞噬一切的危机来到时，当大家都面临恐荒时，纾解恐慌的政府干预行为却在他们眼里成为一种罪恶。如此门徒，不知兰德女士是否要在坟墓中打滚了。其实，奥氏政府对付金融危机的政策与布什政府政策的应急措施并无本质区别，最多是五十步与七十步的差别。问题的关键在于，奥氏政府是否会将其一系列应急措施推广到危机过后。在这方面，由于其左派背景，奥巴马无疑是有这种倾向的。但是，如果反对派只是对其所有政策一概反对，恐怕只能适得其反。

正是因为兰德在立论基础上的偏颇，尽管她尽情为自由资本主义讴歌，她的所鼓吹的原则、行动却实际上与现代资本主义格格不入。在小说《阿特拉斯耸耸肩》中，兰德让高特成功地说服了世界上的顶尖资本家们以集体罢工来对抗盛行的集体主义思潮。同为古典自由主义者的经济学家斯库森（Mark Skousen）指出，这一情节本身违反了商业运作中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即在体制内寻找机会以获取最大利润。现实中的商人更关心的是妥协与成交，而不是意识形态领域中的对抗。可以说，一个真正的商人是即使在绞刑架下也会把绞索卖个好价钱的。

兰德主义者将自己视为可以主宰命运的超人，藐视任何弱势群体，鼓吹社会达尔文主义。与之相反，现代自由派则以帮助弱者为己任，热衷于为保守派人士所诟病的Affirmative Action 政策。奥巴马是民权律师、社区组织者出身，似乎更有当代图希先生之嫌，尽管在这方面他的实际作为远不及参议院肯尼迪的十分之一。令人略感欣慰的是，当奥巴马谈到黑人家庭的普遍问题时，他更强调的是父亲的责任，而不是一味强调社会的歧视。

面对上帝，一个人一方面应该对自己的行为、选择负全责，另一方面，也必须承认自己的有限、渺小，作为社会的有机一份子，每个人对于社会也有自己应尽的一份责任。这既是神的要求，也是人的本能的一方面，而不是简单的利他主义。这两份责任都不是契约性或是双向的，而应是无条件的、单向的。任何一个政府，应有立法规定个人最低责任的权利和义务，却无法、也无权作为一个有效的强制执行者。这是线性思维的兰德主义者所不能理解的，也是现代自由派所不同意的。关于利己主义与利他主义之间的关系、以及其各自在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这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有一点每个人都可以自问：如果你和周围人的关系完全是维系在商品等价交换价值上，那么你希望有什么样的家庭、朋友，这样的社会会持续发展吗？

兰德主义是一面镜子，当你用他来照近处的自己的时候，它是积极的。而当你试图用它来指责远处的他人时，结果就未尝可知了。我尊崇那天才的建筑师洛克，但是又有哪个兰德主义者，包括兰德本人，对人、对己能如洛克一样呢。（完）

安•兰德，奥巴马时代，及其他（五）

在资本主义、个人主义与共产主义、集体主义的激烈思想交锋中，这部小说对于个人自由及自由市场经济的不遗余力的宣扬，无疑为西方阵营赢得冷战立下了汗马功劳。大概也是由于这个原因，在1991年的一份民意调查中，这本书被美国人列为影响力仅次于《圣经》的一本书，但真正完整读过它的大概不多。原因很简单，与其说它是本小说，不如说是篇超长的哲学独白。小说长达一千二百页，但情节简单重复，人物脸谱化，语言口号化。在看完头一、二百页后，读者对故事的轮廓和结局基本就已经有数了。即使是很多兰德主义者，也认为压缩到三百页就足矣。

与《源泉》相似，《阿特拉斯耸耸肩》面世后，也很快就成为畅销书。在这五十年里，它始终高居畅销榜前列，而去年开始的经济危机更进一步提高了它的销售量。与它的商业成功相反，知识界对两本书的反应、评价却一直以负面居多。有趣的是，尽管她攻击的对象是共产主义和左翼思想，对她最有力的反击却来自于社会的右翼。在小说面世不久，创刊不久的新保守派旗舰《全国评论》（National Review）发表了钱伯斯（Whittaker Chambers）的著名书评《老大姐在看护着你》。

如钱伯斯所指出，这本书算不上严格意义的小说，所谓的故事情节不过是作者用于演讲的肥皂箱。真正重要的是作者想传达的信息。为使读者信服，兰德采用非黑即白的手法，将故事写成了一场光明之子与黑暗之子间的战争。光明之子（实业家、金融家、工程师）都是完美的天才，财富、智力、相貌无可匹敌。每个人都是惊人的高大、俊美，有晒成古铜色的白皮肤、富有雅利安人棱角的面孔、绿宝石般的眼睛。也如马克吐温所言，＂骑士、公主终结百年之好＂，只是这爱情没有任何结晶 ---- 孩子。相形之下，黑暗之子＂掠夺者＂们（劫富济贫的罗宾汉、自由左派、罗斯福新政分子、蓝领工人、世界大同者、慈善家等等）则是丑陋、下流、嫉妒、贪婪、软弱的。并且最重要的是，他们在任何事情上都是无能的，包括在给英雄高特上刑这样一件事上。既然力量对比如此悬殊，最后英雄们自然轻而易举地赢得了胜利。既然社会主义者、集体主义者、利他主义者，尤其是作者所鄙视的芸芸大众是如此黑暗、令人憎恶，读者自然也就该无保留地接受她的结论了。只是，我们知道世界并不是这样的。

作为一个从美共队伍中倒戈过来的保守派作家，钱伯斯在兰德的信息中明显嗅到了马克思的气息。在她看来，人生的好坏应完全以其创造的交换价值来衡量，只有通过追求赤裸裸的个人利益来打碎宗教、婚姻的羁绊，才能实现现代工业文明呼风唤雨的奇迹。这俨然是《共产党宣言》的翻版。如同任何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一样，兰德拒绝上帝、宗教与原罪，而将她理想的人摆到这个无神世界的中心。而这个理想之人的唯一人生目标就是不断追求自我快乐幸福，没有牺牲、奉献，没有家庭、社会，只有赤裸裸的个体。既然拒绝了社会，又拒绝了上帝，为将她的英雄从沦为最贪婪的高级动物的命运中摆脱出来，她就必须让他们垄断最崇高的道德标准。天生具备她的这些条件，自然是那进行创造性生产活动的社会技术精英阶层 ---- 金融家、实业家、工程师。在兰德的眼中，他们代表着先进的生产力、他们的劳动支撑起整个世界，只有他们能应负现代社会瞬息万变的挑战，他们自然也就是最高道德标准的化身，而这世界上余下的绝大多数人不过是需人操纵的机器，或是寄生虫。机器或寄生虫是不必也不该有发言权的。他们要么对于精英们俯首听命，要么就是灭亡。这是什么？技术精英阶层的独裁、寡头政治。极左与极右唯物论的理论基础是如此的相同，不同的只是一个问题：谁掌权对生产力发展更有效率？工人阶级专政还是精英寡头政治。在拒绝了斯大林的老大哥的同时，兰德给人们的选择是一个老大姐。

《阿特拉斯耸耸肩》中最令人窒息的无疑是兰德对于所谓非“创造者”的普通人的态度。在小说中有两个非“创造者”的正面人物：黛格尼的高级助手埃迪（Eddie Willers），黛格尼的嫂子谢瑞尔（Cherryl Brooks）。埃迪是大多数普通人的代表，他们一家为泰格家族服务了几辈子，尽管自己并非“创造者”，但他尊敬“创造者”们及其发明。他对黛格尼绝对忠诚，兢兢业业地维持铁路系统的运转，同时努力地将“创造者”的发明应用到实际中，但拒绝参加“罢工者”的行列。当黛格尼已将精力集中到援救英雄高特的时候，他依然在为铁路的正常运营而苦斗。在小说结尾，在罢工者高举美元标志走出落基山的同时，他却为两方所抛弃，在亚利桑那的沙漠中独自守护着瘫痪的彗星号列车，如同一个老船长伴着即将下沉的船只，迎接死亡。谢瑞尔本出身贫民窟，是个勤劳的商店售货员，有着和周管子工一样的劫贫济富的理想。她邂逅黛格尼的哥哥、泰格铁路公司总裁、“掠夺者”的代表吉姆，将黛格尼创造的伟业张冠李戴到他头上，并嫁给了他。在婚后发现真相后，她感到理想破灭了，在社会上没有她的位置了，最后以自杀结束了自己的痛苦。也正如钱伯斯所指出的，对于任何与“罢工者”，亦即兰德，持相左的意见的人，通篇你只会听到一个声音：“进毒气室去！”

安•兰德，奥巴马时代，及其他（四）

在《源泉》发表十四年后，在冷战的高潮中，兰德发表了她的最后一部，也是最充分反映她的客观主义哲学思想及经济理论的小说--《阿特拉斯耸耸肩》（Atlas Shrugged）。尽管人们对于《源泉》的文学、思想价值颇有争议，但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它歌颂创造与生命力，如同当初西进的拓荒者，富有美国式的乐观与朝气。但《阿特拉斯耸耸肩》则不同，它是一本死亡、毁灭之书，讲述的是一个失堕之邦（dystopia）的故事。

故事发生的具体年代并不确定。这是一个虚拟的集体主义思想盛行、政府的经济干预行为走向极端的时代。尽管小说中从未提到苏联，但是人民之邦已在世界各地纷纷成立。在美国，似乎民主政体依然保持着，但民意支持的政客们对企业经营横加干涉，运行的是一种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混合体制，兰德所向往的十九世纪黄金时代的自由资本主义已随风逝去。集体主义与利他主义思维钳制着企业的经济活动，追求利润与发财致富在大众眼中成为一种不光彩的行为，社会上各种产品的供应出现严重短缺。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美丽、富有、天生营运天才的女继承人、泰格铁路公司的副总裁黛格尼（Dagny Taggart），与冷峻正直、白手起家的钢铁业大亨兼发明家瑞尔墩（Hank Rearden）一见钟情，并要联手起来，拯救美国的经济，将其从毁灭的边缘拉回来。但是他们发现，一方面，那些平庸的企业家、碌碌大众勾结政客（即掠夺者， looters）以人民的名义对他们的经营进行政府干预，另一方面，社会上有创造力的企业家纷纷关闭或荒弃其企业，神秘地从人间蒸发。人们对于无奈现实的一句口头禅就是：“Who is John Galt?” 同时，黛格尼的初恋情人、颇具经营天才的铜业大亨丹考尼亚（Francisco d'Anconia）也莫名其妙地变成了个挥霍祖传基业及股东投资的花花公子，似乎在有意扰乱已奄奄一息的经济秩序。黛格尼感觉到有一个神秘的力量似乎意欲摧毁这个世界。

黛格尼与瑞尔墩无意中在一间废弃的工厂里发现了一台神奇发电机的雏型机 -- 一台可以将空气中的静电转化为可用能源的永动机！在寻找神奇电机发明者、追踪神秘的毁灭者的过程中，黛格尼无意驾机闯入了落基山中的一个世外桃源 -- 亚特兰蒂斯，见到了电机的发明人高特（John Galt）。高特是个天才的发明家、工程师，一个彻底的自我主义者：“我以我的生命和我对它的挚爱发誓，我永远不会为了他人的缘故而活，也永不要求别人为我而活。”(I swear, by my life and my love of it, that I will never live for the sake of another man, nor ask another man to live for mine.) 当他工作的工厂在老板的带领下试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工人自治时，他独自挺身抗议、辞职，宣布在智力、创造力上罢工，拒绝为社会做出任何创造性的贡献。他的行动得到了一位大银行家马立根的支持。在随后的十年中，他一面隐名埋姓在泰格特铁路公司做个只出苦力的蓝领工人，一方面四处游说工业界各行当的杰出企业家们加入到他发起的罢工行动。这些人在马立根的私人领地上建立起了这个使用金本位货币、一切基于公平交易、自给自足的自由市场经济乌托邦，丹考尼亚也是其中一员。他们罢工的目的就是要向世界证明他们的价值。在所有的真正工业界领袖中，只有黛格尼和瑞尔墩还未加入他们的行列，高特向她（他们）发出邀请。尽管黛格尼深深爱上了高特，也为他的气概所折服，但她仍拒绝加入他们的行列。她要拯救这世界。

回到了外边世界的黛格尼发现，在她缺席的短暂时间里，整个社会进一步滑向饥寒交迫的崩溃边缘，而政客应对危机的手段就是进一步加强对硕果仅存的几个兴旺企业的控制，这也包括瑞尔墩公司。在黛格尼进行着无望的拯救行动的同时，政府对瑞尔墩企业的控制、逼迫也在变本加厉，以致威胁到他的生命。终于瑞尔墩也离去了，黛格尼成了最后的莫希干人。这时，大众及政客们也认识到，托起地球的巨人离去了，地球要沉陷了，整个社会陷入恐慌的状态。这时，潜伏在泰格铁路公司纽约总部的高特借无线电广播，向全国发表了一篇冗长的演说，阐明自己的自我主义价值观，申明罢工者的要求：掠夺者必须放弃对经济、政治的控制、发言权，否则就是自行毁灭。不久，不甘失败的掠夺者政府跟踪、逮捕了高特，并试图用电刑逼高特与他们合作，作经济上的傀儡领导。高特拒绝了。山里来的小分队随即将其毫发无损地解救出来。随着掠夺者政府的自行垮台，城市之光的熄灭，在遍地瓦砾、饿殍中，罢工者们扛着他们的标识符--巨大的美元符号，昂首走出落基山，接管并将重建这个世界。

安•兰德，奥巴马时代，及其他（三）

为鼓吹个人主义，兰德将个人与社会、群体彻底对立起来，认定社会只是人类自由思想的羁绊，在两者的关系中，社会只能是被动的受益者、主动的迫害者。她所谓的个人成就，主要的是对自然的征服、技术的进步以及在艺术上对客观现实的表述。她尤其借洛克之口否认人与人之间合作的必要。对于一个建筑师，这是一个再荒谬不过的声明了。不论是现代，还是以往，建筑师的主要责任是设计的组织者、施工的监督者，一方面要负责各行参与者（工程、施工）之间的协调，另一方面又要建筑师内部各分支间的协调。洛克那种一人通吃各行的天才，也只有兰德能想象出来。说得简单点，建筑师责任的大头是在管人。由于各行当有自己的侧重点，比如暖通设计的愿望通常是和建筑及结构的完全相悖的。任何一个完成的达到设计目标的建筑都是各方面妥协的结果，最好的设计就是找到了最佳平衡（妥协）点的设计。有位朋友开玩笑说，似乎每个建筑系的毕业生都读过《源泉》，在刚开始建筑师生涯时，都将洛克奉为楷模。只是几年下来，被工程设计中的实际问题搞得焦头烂额之后，才发现她害人不浅。

在兰德的作品中，凡是为他人着想的、爱惜弱者的都是伪君子，爱人与爱己是不能共存的。喜欢强调客观真理的她似乎忘记了，或者根本就不知道，引力与斥力是万物间相互作用不可或缺的一对。记得当奥巴马在竞选演说中提到“你们要爱自己的邻里”时，兰德主义者以及某些基督徒的第一反应就是：＂共产分子!＂只是他们故意忘记了这句话直接引自于《马太福音》，最终的来源则是旧约律法。在旧约的摩西五经中，上帝不厌其烦地为以色列人设置了安息年、禧年，并规定了田里遗落的禾苗、土产当留给寡妇、孤儿。这一系列的规定，目的在于使弱者，包括战士遗孤，也能得存活，以维系以色列民族的凝聚力，协力对付四面的强敌，而并不是、也不可能让弱者骑在强壮者的头上。当然，作为一个凭自己家庭力量冲出隔离区的自由派犹太人的后代，兰德无需时常品尝哥萨克骑兵的马刀，也无暇去读老祖宗的律法。作为一个自认的强者，她是不会在意其背后的积极意义。

兰德对现代科技的理解还停留在十九世纪末及牛顿力学的时代，充满了那个时代的人定胜天的乐观与信心。在核子时代、太空时代和信息时代已经到来的1957年，她笔下的现代文明的最高成就居然还只是摩天大楼、炼钢炉、林立的烟囱、内燃机车。同样，她全然不知测不准原理、波粒二象性，更不知观测结果是依赖于观测者的。尽管她的眼光是如此狭窄，她却认为自己已洞察了世界的本质。她有句名言，＂A is A." 她对是非、对人的意识的判断是如此简单：任何一件事情，要么是对的、好的，要么是错的、恶的，折中是不可能的，中庸、妥协是邪恶的。那么，是非善恶的评判标准是什么？在她看来，标准自然是西方的，尤其是美国的现代文明，而归根结底，就是兰德自己的好恶了。我有时想，如果把中国的臭豆腐与法国的臭奶酪放在一起，客观主义者如何评论高低呢？大概还是现代文明的法国占上风吧，中国的臭豆腐只能是绝对的邪恶了。

兰德是自由市场经济最坚定的鼓吹者，但她笔下的理想主人公却完全是这一理念的反讽。市场经济信奉顾客是上帝、市场至上的准则，而洛克奉行的是设计师（卖方）至上的信条。这让我想起文革时期中国的副食店了。只是在市场经济中，任何公司、建筑师如果也摆出这份派头来，不出两个月就得关门。应该说，洛克是个不需要市场的建筑艺术家， 或是建筑哲学家，而绝对不是个建筑师。在成名之后，她想请洛克的原型、她所倾慕的建筑大师赖特为电影《源泉》设计一个建筑模型。但是，赖特高昂的设计费把她吓住了。她没有像小说中的富豪们写一张空白支票，而是转身请电影厂的设计师做了一个她并不满意的模型。看来小说中写的也只是给别人看的。在《阿特拉斯耸耸肩》中，兰德理想中的伟大企业家、钢铁大王瑞尔墩（Hank Rearden）则声称，对于他的发明，15%的利润他就满足了。读到这里我不禁又笑了。尽管15%的利润率是让一个很多人羡慕的数字，但如果只想挣15%，那他大概不会是个真正的企业家或是商人。

兰德哲学的最大问题还是在于她对于人的地位的界定，她的立论基础。她将人放在世界上的最高地位，认为人凭感知和理性能够穷尽客观真理，人的能力可以完全征服世界，人更无所谓的原罪。她所描绘的英雄，都是尼采哲学中的超人。既然是超人，自然是永远掌握着真理、知识，既不需要他人、更不需要神，他们自己就已经将世间万物都打点了。这让我想起了初到美国时，一位穆斯林同学对中国人的评论：＂你们不是不信神，而是把党、共产主义教条或是自己当成了神。＂兰德即是如此，她小说的所有正面人物也无一例外都有强烈的自恋、自义倾向。如前所述，兰德对客观世界的看法基本和马克思的一样，甚至在对资本家的发财欲望对经济发展的推动力方面看法也是几乎一致的。不同的是，兰德认为放任自流的资本主义会使社会经济不断由繁荣走向繁荣，而马克思则认为其将导致繁荣与危机的不断循环以及大众的苦难。由于对前景的不同预测，解决方式自然也是不同的。兰德认为泰坦巨人阿特拉斯（资本家）已经举起了地球，马克思则决定要让无数个普通劳动者推动地球转动。虽是两个极端，但都认为人是万能的，理想之人（们）掌握宇宙万物的真理，是永远正义、永远正确的化身，是当顶礼膜拜的。于是在兰德，便有了以人为神的斯多达圣殿。

安•兰德，奥巴马时代，及其他（二）

《源泉》讲述的是一个天才建筑师洛克（Howard Roark）的故事，故事的背景是二十世纪的二、三十年代。才华横溢、特立独行的的建筑系三年级学生洛克，强调建筑形式应与当代材料及功能紧密相结合，鼓吹摒弃无实用价值的伪古典建筑，因而成为某些因循守旧的教授们的眼中刺，被学校以“极端”为名开除了。对此，洛克不屑一顾，声明要为自己的、而不是他人的建筑理念而设计（"I don't intend to build in order to serve or help anyone. I don't intend to build in order to have clients. I intend to have clients in order to build."）。在开始建筑师生涯后，他持守这一信条，拒绝向客户的庸俗审美品味妥协。即使在生计成了问题之时，他宁可选择去采石场当一个采石工，也不在建筑理念上向所谓的二手汉们（Second-hander）低头。他坚信，一个人首先应对自己负责，而不是为他人而活，更不应以他人的好恶为自己的是非标准。他既拒绝他人、社会对于他个人自由在任何方面的控制、影响，也拒绝对于他人，包括心爱的女人，施加任何形式的控制。

贯穿整个小说的主线是天才的洛克与平庸的大众，尤其是其代表人物， 邪恶的社会主义者、建筑评论家图希（Ellsworth Toohey）的斗争。图希热衷于救助弱者、穷人，鼓吹集体主义、利他主义，吹捧建筑思想上的平庸，通过长期的舆论工作潜移默化地影响大众思想，并借组织各种工会、行业协会，对社会形成一种无形的控制力。尽管两人很少直接照面，他们却先后两次激烈交手。第一次是斯多达圣殿案，一个图希精心设下的、试图用来毁掉崭露头角的洛克前途的圈套，也是一场涉及建筑理念的民事诉讼。在法庭上，洛克对于同业二手汉们的指责，以藐视相对，甚至拒绝为自己辩护。他败诉了。但他耸耸肩，接着走自己的路。第二次是考特兰工程案，一个由政府赞助的面向穷人的廉租房工程。在二手汉们一愁莫展的情况下，洛克匿名拿出了一个经济可行的设计方案。但他的设计又被窃名盗誉的二手汉们篡改得面目全非。为维护自己的建筑理念，洛克亲手将已建成的一期工程炸掉。面对强大的社会抗议声潮，在法庭上，洛克为个人主义、为创造者的开拓精神侃侃而辩，对于虚伪的利他主义、集体主义及二手汉们的无耻剽窃行为进行了鞭笞。与这一主线相平行的，是洛克与多米尼克（Dominique Francon）的爱情故事。作为洛克的知音和最理想的情人，多米尼克崇拜他的天才和独立的人格，鄙视奉庸俗为高尚的普罗大众，却对他的未来充满悲观，先后嫁给了两个她并不爱的人。洛克顽强的抗争和其考特兰案的最后胜诉，使她对那庸俗的社会终于不再恐惧，并回到了洛克的怀抱。

掩卷沉思，心中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好似品尝一道从未见识过的佳肴，却同时又注意到盘中明显混入了某种倒胃的异物。

小说的标题来自于兰德的一句名言：＂人的自我意识是人类进步的源泉。＂（Man's ego is the fountainhead of human progress.）应该说，在中西方的近现代文学史上，似乎没有人比她更大胆、更理直气壮地为个人主义、自我意识辩护的。尽管我们的老祖宗也说：＂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但自私这个词不论是在东方，还是在西方，似乎一直都不是个褒义词。在这里，兰德提出了所谓的＂合理的自私＂的概念，为个人主义及自我意识正名。她通过主人公之口宣称，对个人幸福的不断追求，而非对他人及社会的爱，才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根本动力。每个人都首先应爱自己、对自己负责，而不是首先去爱他人、为他人而活。为他人而活是虚假、徒劳无益的。

为他人而活有不同的形式：有的人是事事以迎合大众口味、讨好他人为首要，有的人则是以控制、操纵他人为奋斗目标。对于兰德来说，一个人对万事应有自己的独立见解，既拒绝迎合他人的意见，也拒绝操纵、控制他人的思想。除图希以外，小说中另有两个重要人物与洛克相对照：建筑师基廷(Peter Keating)与报业大亨维南（Gail Wynand）。 基廷是 洛克的校友，天资平庸但擅长人际关系，善于抄袭前人、他人的设计，尤其是借助洛克在设计上的帮助，他很快成了建筑界的“明星”。但由于设计上没有自己的创意，只会一味抄袭、迎合，不久他就开始走下坡路。在考特兰工程中，他再次在设计上求助洛克的帮助，却无法控制其它二手汉们的篡改行径。当实情暴露后，他的职业生涯彻底毁掉了。维南与洛克类似，凭借自己超人的天才建立起庞大的商业帝国。不同的是，他毕生追求的是对社会舆论的操纵。在与洛克相识后，成为其挚友。在考特兰工程案中，他一改其报纸的风格，倾力支持洛克，却发现失去了自己以往对着社会舆论的操纵力，最后不得不向图希及其代表的庸俗大众屈服。作者试图指出，当一个人试图操纵他人、社会时，实际上必须违心地改变自己以迎合他人、大众。当我们审视自己以及周遭的芸芸众生，这种为他人而活的又何在少数，有几人能免俗呢？

洛克在考特兰案的法庭自辩演说无疑是故事的高潮，但小说中另有两处点睛之笔，都与斯多达圣殿案有关。一是当控方的大批“专家”证人对洛克的设计进行了轮番诋毁之后，他只是简单地将十张圣殿的照片摆到法官面前，宣布：“辩方没有要说的。”（The defense rests.）另一处发生在洛克败诉后，他在斯多达圣殿附近邂逅图希。图希急切想知道洛克对他的想法。洛克的回答是：“我根本就没有想过你。” (But I don’t think of you.)

洛克是兰德按其客观主义哲学所塑造的理想人物。兰德的客观主义哲学理论大致可以表述如下：现实世界是独立于人的意识而独立存在的，人可以通过接触感知及理性推理获得客观的知识；一个人最合理的人生道德目标就是追求个人幸福及合理的个人利益；只有完全尊重个人权利的社会制度才是合理的社会制度。在社会现实生活，客观主义哲学即意味着放任自流的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Laissez-faire Capitalism）。兰德声称， 她的哲学的本质就在将人本身视为最崇高的生命，以追求个人的幸福为人生的精神目标，以创造性的成就为最高贵的行动，以理性作为人生的绝对终极。（My philosophy, in essence, is the concept of man as a heroic being, with his own happiness as the moral purpose of his life, with productive achievement as his noblest activity, and reason as his only absolute.）

从真理向前多迈一步就是谬误，这条经验之谈应用到兰德的哲学思想真是再恰当没有了。可以说，从文学角度看，《源泉》是一部很成功的文学作品。但它的缺点也是明显的。借用一位读者的话，它最适合的读者群是处于青春期末期的自义少年。在他（她）们到了二十五岁后，就会已经觉得某些内容很荒唐了。有意思的是，她在经济方面鼓吹的是自由资本主义，在人与自然的关系及人的意识方面却是典型的马恩辩证唯物主义，在社会关系上则更接近社会达尔文主义或法西斯主义。

安•兰德，奥巴马时代，及其他(一）

几个月前，总统选战正酣之际，在下班的路上，同行的朋友在津津有味地看一本书。一问，居然是本关于建筑师的，据说是美国历史上最畅销的小说之一。书的名字是《源泉》（The Fountainhead）。说来也巧，在接下来的周末，在书店中徜徉之际，又不经意看到墙上一幅巨大的招贴画：一个孔武有力的巨人双肩负起地球 — “Atlas Shrugged”（《阿特拉斯耸耸肩》）。更有甚者，当我在书架前徘徊之际，一位老者居然特意走来指着书架上那本书，很严肃地对我说：“这是本好书。这才是解决当前问题的良方。”这两本书的作者就是安•兰德（Ayn Rand)。前者是她的成名作，后者则是其客观主义哲学的完整表述。尽管她并非经济学家，但却是极端自由资本主义经济的最热情的鼓吹者。也许由于意识形态的缘故，我以及周遭的大陆来的朋友都从未提听说过她。但在美国，她却是个家喻户晓的争议性人物。其两本代表作深刻影响了二战后西方、尤其是美国的几代人的思想。与六、七十年代流行的左翼现代自由主义(Liberalism）或八、九十年代鼎盛的右翼新保守主义（Neo-Conservatism）思潮不同，她的思想主要是基于古典自由主义（Libertarianism 或 Classical Liberalism），以反对集权主义、反对政府干涉任何个人及经济事物为己任。在最近反奥巴马政府的所谓＂茶会＂游行中，众人高呼的＂Go Galt!" 即源于她的小说。

安•兰德，本名爱莉莎•罗森堡，是圣彼得堡一个富裕的非正统型犹太人药剂师的女儿。与其小说中的主人公类似，她的父亲通过努力工作， 得到居住在犹太隔离区以外的权力，拥有了自己的药房。用当今的用语，即是已经进入了主流社会。她的青少年时期，正是俄国风云动荡的十年。在此期间，她经历了二月革命、十月革命、克里米亚逃亡、药房国有化等一系列历史性事件。在彼得格勒大学读教育学学位时，她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尼采等人的哲学思想颇感兴趣，其中尤其是尼采的超人哲学。在新经济政策的尾声、斯大林的铁腕统治即将开始之际，她获签证来到美国。初到美国，二十一岁的她即认定，美国社会浓厚的个人主义及古典自由主义传统与她的个人信念相符，美国就是她选择的理想国。在这之后的年月里，她一方面在好莱坞以写剧本为生，一方面从事小说写作。在《源泉》之前，她已发表了两本小说和若干剧本，但影响都不大。真正给她带来世界声誉的，是1943年小说《源泉》的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