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的症结

奥巴马总统上任伊始，面临着内政外交困难重重。就紧迫感来说，与经济复苏、阿富汗战争相比，医疗保障体系的改革无疑是排在最末位的，但其潜在的历史意义却是不容低估的。也就是它，当年给了初入白宫的希拉里一个下马威。十多年过去了，也许奥巴马认为在这个问题上左右最容易达成共识，因此选择它作为施政上的一个突破口。但几个月下来，他大概也在重新审视这个问题。

与＂社会主义＂的欧洲和加拿大相比，美国人更崇尚个人选择的自由、相信自由市场，对于任何政府权威有着根深蒂固的戒备心理。因此，与多数发达国家不同，美国人的医疗保险多是通过雇主提供的，对于老年人及特低收入阶层则有政府的Medicare和Medicaid。根据民意调查，大多数美国人对于自己的医疗保险是满意的。但是，在这一＂满意＂的表象下，实际却暗藏着严重的危机。在美国依然有大量人口没有任何医疗保险的的前提下，就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而言，美国人的医疗消费是其他发达国家平均数的近两倍，但其实际回报—人均寿命—却远不及后者。更有甚者，这一费用还在不断上涨。依目前趋势，在不久的将来这一比例将从目前的16%上涨到近30%。

在这个问题上，奥巴马的着眼点是基于传统左派的观点，即社会上每个人都应有享受医疗的权力，而不论其收入多少；在个人没有能力的情况下，政府必须提供这项服务。而传统右派则认为，医疗服务也是一种商品，每个人是否享受应该由个人意愿及自由市场决定，政府没有义务、也没有权力干涉。尽管双方的观点针锋相对，但是却也在两个基本点上有共识：对希波克拉底誓言的恪守与对野马脱缰般的医疗开支的恐惧。对于当代美国社会来说，这两点却似乎是一对互相矛盾的死结。

前几天在NPR中听到基于雇主的医疗保险体系的历史，心中豁然开朗：这一体系竟是基于二、三十年代的经济、医疗水平而设计的！当蓝十字-蓝盾开始兜售他们的保险计划时，人均的年医疗消费不过五美元，比化妆品的开支还低。由于大多数情况下，没有合适的药品、器材让医生有效救人，也就没有天文数字般的费用，于是医疗保险和人寿保险只是可有可无的点缀。后来由于二战时配给制的实施，医疗保险成了雇主手中不多的吸引工人的手段之一，于是这一体系才流行起来。七、八十年过去了，医疗水平以及费用都变了，这古董体系却似乎并没有大的变化。

现代医疗技术的发展为社会健康保障体系提出了一个绝好的悖论。一方面，医药、技术的进步使人们的寿命大幅度延长，许多所谓不治之症已成为历史。另一方面，医药、医师都不是免费的，大夫们医术的提高是基于昂贵的医科教育、药品器械。对于其它商品的生产、消费，技术越进步，意味着未来的成本越低。医疗服务则不同。较好的医疗条件意味着较长的寿命，但再好的医疗也不能保证一个人无疾而终，长寿也就意味着更多的医疗投入。在社会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从长远角度看，政府对于每个社会成员健康医疗的完全承诺，从经济角度看是不可能的。在反对医疗改革人群中，有一类人非左非右，那就是Medicare的享受者。因为他们明白，政府无法向每个人提供类似优厚的福利性医疗，实行全民医疗保险将损害他们的利益。

与左派相反，右派所坚持的医疗消费完全商品化则无视这一服务的独特属性，从长远看只能导致越来越多中低收入阶层失去医疗保障。当无钱看病的重病人出现在医院的急诊室时，救人的任务在于大夫、医院，但那最终的帐单却是整个社会来承担，希波克拉底誓言无可避免地将变成政府、社会的誓言。右派的政策同样面临着与左派一样的经济难题。

在二十本世纪以前，与充足的食物供应一样，享受医疗还仅仅是富裕阶层的一种特权。随着科技的进步，社会财富的增加，在发达国家中，免受饥饿已经成为社会成员的一项基本权利，成为衡量一个社会制度是否合理的基本砝码、维系社会存在的道德底线，成为国家、政府责无旁贷的任务。与此一理，享受基本医疗也应是一个成熟现代社会的基本人权。就像政府需要提供警察维护社会治安一样，政府也应提供基本的医疗保障，使人们不因经济原因遭受无谓病痛的折磨。

但是，就如盛宴佳肴、私人保镖是奢侈消费一样，那种包治百病的医疗也只能是个人的选择。在本世纪之前，无论贫富，在很多致命疾病面前基本是人人平等的，人们更相信生死有时、掌握在天。二十世纪医疗技术的进步，使人们似乎看到了战胜各种疾病的曙光，觉得终于能够彻底掌握自己的命运了。在大量耗费社会财富的前提下，人们用人工手段“完美”着自己的身体，争取多一天两天的生命。盖茨基金会提出的几十年内征服世上主要疾病的雄伟计划，则更是这一心态的体现。但是，近年来肺结核、疟疾等传统疾病的复苏以及艾滋病、肥胖症等新型病症的兴起，无情地嘲弄了人们能力的局限。对于医疗所追求的目标，也到了一个需要重新审视的时候了。

奥巴马的雄心是值得赞扬的，但是实现雄心还需脚踏实地的真知灼见。当选民、政客们为一己的小利所局限，当没有完全理解问题的症结时，国会所能通过的任何法案也只能是治标不治本的狗皮膏药。

回家（旧文重贴）

回家

那天傍晚，在办公室里和大家一一道别后，便急急地汇入东去的车流。到了休息区，我忽然意识到：刚才过于兴奋，过桥时竟然没有回一下头，再望一眼这座生活了多年的城市和那亭亭玉立的城标。兴奋是必然的，因为要回家了。

小时候，一年到头总是四处游荡，首都、县城、渔村、山乡，去过不少地方，但在哪儿都呆不长。诸处之中，印象最深的自然还是小镇上那个被称为家的小屋和屋门口的那条石板路。夏日的黄昏，在河边的大堤上、芦苇荡里玩耍了一天后，小伙伴们早已散去。我望着街里升起的袅袅炊烟，估计母亲已下班了，也慢慢地往回家的方向蹭去。夕照下，原本静寂的小街又充满了生机。家家灶间的门都是敞开的。望进去，炉火随着风匣跳跃，照着汉子满是汗渍的脸膛；大锅里冒出缕缕蒸汽，笼着女人炉台间忙碌的背影。空气里没有煎炒的油烟，而是弥漫着烧劈柴、玉米秸的气息和饭香。小街上有时会走来担水的姑娘，锌皮水桶在扁担尖一颤一颤的，身后的石板路上留下两条长长的湿迹。许多人家把炕桌摆在门前，二丫、铁蛋们都已团团坐定，两眼直勾勾地等着端上来的海碗，幻想着美味的出现。但一日三餐不变的玉米粥、饼子加上大葱、咸菜、大酱，一样能犒劳众人的碌碌饥肠。

虽然也是一样的饥饿，我的脚步却并不匆忙。天暖和时，家里那口大锅一周生不了两次火，幽暗的屋子里只有煤油炉那蓝蓝的火苗伴着母亲和妹妹，等我回家。屋子很小，一盘小炕几乎就是全部。穿呢子大衣的伟大领袖在糊墙纸上接见年轻的水兵，也日日看着饭桌上、被窝里的我。家里总是静悄悄的，没有收音机，更不用说电视了。唯一能给家里带来生气的，就每年大年三十下午父亲风尘仆仆的归来脚步。夏日里每日吃完晚饭，便是陪母亲到门口乘凉，在白莲花般的云朵下，听隔壁大娘、大大谈狐说鬼；冬夜里，妈妈则会在炕头上搂着妹妹，给我们讲一些穿了革命外衣的封资修老故事。生活是清苦的，但不是物质上的。我家里还有父亲扛回来的板油及饼干、糖果。邻居家里人口多的，有时却连大葱、大酱也不能保证。邻居大大家的饼子常常就来自于我家多余的口粮。那时的我，一方面羡慕邻家的热闹，另一方面却为父亲在那个人人向往的大都市里工作在人前骄傲。渐渐长大后，才明白母亲多年一人独力拉扯两个孩子的苦楚，和漫漫长夜里的无奈；才知道父亲是宁可放弃远方的工作调回小镇的。当时周氏的路线是，党叫干啥就干啥，天伦之乐莫论。农民想进城不易，老九想返乡也不易，除非犯点政治错误。

那时阶级斗争是要天天讲的。只要钱广们一天不放弃复辟阴谋，无产阶级就一天也不可放松警惕。母亲常常在厂里开会、学习到深夜，于是我便名正言顺地混到隔壁的大大家，享受新出锅的饼子，尝尝他家二哥偶尔从海边猎回的野味，在舒畅的热炕上和姐姐们一起打滚，享受一下邻家八口之家的天伦之乐。在母亲实在太忙时，也会被送去千里外，挤一两个月爸爸的集体宿舍，或者去亲戚家放几天羊、喂两天猪。小小的年纪，从海轮、火车，到马车、驴车，几乎样样乘了个遍，顺便也尝一下陈三两的厉害和满身虱子的滋味。

既然没人管，我就昏天黑地地玩着，上山、下海、钻苇荡、爬厂房天窗，以至为了看电影而逃学。直到有一天，父亲在并非过年的日子回来了，说：“爸爸不回去了，咱们要搬家。”搬家，还是去大城市，对于我是个值得兴奋的新鲜事。只是要和喜欢打屁股的爸爸总住一起似乎不太舒服。但是，妈妈既然那么高兴，我也就将就了。于是单位里的一辆大解放载着全部家当（三口柜子，一捆桦木和两个铺盖卷儿）颠簸一天，我们的家就升级了。

升级了，才发现同学们几乎都有类似经历。回城的、对调的，四五口之家挤满了那苏式的集体宿舍，也挤满了临近的日式小楼和中式平房。每到傍晚，楼道里就回荡着锅碗瓢盆交响曲和刘兰芳那底气十足的大嗓门。煤油炉、蜂窝煤、液化气，各显神通；沪、鲁、川，油烟代替了炊烟；吴侬软语，大碴子味，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远远盖过了海蛎子腔。虽然在两口子间、父子间、邻里间，不时会传来些不协调的变奏，但欢乐始终是楼道里的主旋律。最欢乐的自然是晚上七点钟。宿舍的阳台上摆满了小板凳，几十人一同看小方盒子的新闻、故事片。大人们摇着蒲扇，小孩子则在背后的水塔架子窜上窜下。电视里的电影就像戏院里的京戏，大家都已熟悉得可以背出台词了，但依然乐此不疲。牛郎织女多年的糟糠夫妻，终于耳鬓厮守，意气融融。当然，也有比较固执的上海人，为了家人宝贵的户口，宁可学苏武寄书鸿雁，北国独守空房。但那毕竟是少数，随着他们的最终离去，随着新住宅楼的不断拔地而起，欢乐的集体宿舍完成了其历史使命，“两地分居”这个词也从家常词汇中逐渐淡出。

时光荏苒，三十年弹指一挥间，文革中爬树上房、调皮捣蛋的一代也都成家立业了。甚者如我辈，干脆飘洋过海，扎根异国他乡。与父辈类似，我们也常常面临两地分居的选择；与父辈不同的是，这一选择基本不是因为制度原因，而更多是基于经济上、事业上的考虑。好在时代变了，分离不再以年计算。

求学、生子、购房，我们在中部小城里安下了家。每个周末，将小院修整一遍之后，坐在明亮的餐厅里，傍着夕阳，品一口啤酒，尝口太太的手艺，看着孩子们嬉闹，心里有一种莫名的满足。人都是有所追求的，事业、金钱、名誉，感官刺激、名山大川。这当中，有的是可求亦可及的，有的是可求却不可及的；有的是生活的必需，有的只是对奢华的贪求。一场音乐会听下来，我会兴奋一两个小时；出外度假归来，在同事面前话匣子会大开一两天；买辆新车，更会有一两个月的新鲜。相形之下，一个温馨的家则给人以持久的成就感。当看到儿女那健壮的身影，灿烂、明媚的眼神，那种满足与陶醉却是没有任何他事可以替代、想比的。早上分别时，神气十足："See you later, alligator." 下午见面时，张开小手，"Hi, Daddy．＂　到了晚上，"Sweet Dream." 每天的模式是相同的，但每次的感觉都是清新、甜蜜的。

中部的生活压力较小，民风醇厚。同事、邻居中有孩子的，往往是两三个以上，甚者有六七个。于是我们也打起生老三的念头。可生活就像一条河，层流少，紊流多，一个小小的浪花就把我们的小家轻轻抛起，甩离了中部，家庭球队的长远计划也泡了汤。由于工作的缘故，家人先行，我断后，开始了并不长的两地分居。与十年前的两地分居不同，那时的牵挂是一份，如今却是三份，并且每一份都厚重于当初的那一份。每次“回”家或是通电话，那稚嫩的声音总会问：“爸爸什么时候才会和我们在一起不走呢？”我的回答总是：“快了，快了。”

时近深夜，下了大路，转过一个个山弯，家近了。在一片幽黑的林地边，有一栋房屋灯火通明，那是家人在等着我。

2007.4 发表于CND

海上札记（旧文重贴）

海上札记

轻轻的匡当一声，船离了码头。从圆圆的舷窗望出去，高高的龙门吊在一步步后退。码头上没有送行的人群，只有三三两两的工人在忙碌著。防波堤内灰绿的海水漾着微波，海鸥在自由地翱翔。在一个小时之内，青翠的群山将消失在天边，视野里只留下泛着波纹的无尽碧水和随船寻食嬉戏的海鸟。又要回学校了！就像放假返乡时一样，心里有种莫名的兴奋与躁动。每次的返校之旅都是这样开始的。

一个人旅行是乏味的，即使是海上也是这样。不幸的是我似乎总是孤身一人。

将目光收回舱室，打量一下同室的旅客，乏味的两天就此开始。同舱的有出差的、旅游的、跑小买卖的，男男女女，形形色色，但是大家的脸上却是清一色的没有表情，似乎国人天生缺少幽默、友善的基因。通常在启航后的半天里，大家都处于桔色警戒的阶段。只有在采购员先生摆上酒盅、熟肉，并灌下两盅之后，舱里的气氛才会略微活络起来。而那要等他饿了才行。

幸运的是我还有读不完的书和看不尽海上的风景。两天下来可以看完半本英文小说。最无聊的一次是背了半本俞敏宏的ＧＲＥ单词。但记忆最深的却是“上帝掷骰子吗？”。舱里的灯光昏暗，于是只有到明亮的大厅里或是甲板上。偶尔抬头，发觉只有自己在读书，颇有异类的感觉。但这种感觉不正是自己所喜欢的嘛？

看累了，就会把目光移向海上。启航时站在船首是颇威风的，但旅途中后甲板的风景却是最美的。这里的航风较柔，即使是冬天也不会像侧舷那样寒风刺骨，陆上的大衣就足够了。初秋的海上是心旷神怡的。在蔚蓝的天空下，一条宽宽的白色航迹泼泼洒洒地伸向天边，随行的海鸟在船尾的浪花里欢快地跳跃，两边那碧绿得诱人的海水在和风中泛着粼光。周围的一切使人产生一种错觉，似乎这船就是世界的中心。实际上，对于肉眼，这何尝不是呢。我常常坐在甲板上长久地遐想。幻想那海边悬崖上法国中尉的女人，幻想鲍小姐或是苏小姐款款走来。但现实可没有如此浪漫，船上有美女出现的概率一般比船边出现鲨鱼的概率还小。偶尔出现一位年轻女郎，往往就像在粮店里刚洗过脸，粉粉白白，煞是有趣。我始终不明白：始、终两地均是美女如云，为何在这一线之上却是如此稀罕。

白天看完了浪花，黄昏再赏落日。赏完了落日，晚上再接着数星星、看月亮。周围的人越来越少，最后只剩下了孤家寡人，却还是依然痴痴地拿着望远镜向天上望。在无月的夜晚，密密的繁星是诱人的。但更美的则是皎洁月色下的大海。水中那摇曳的月光，伴着哗哗的海浪声，圣洁、静谧，诱人神往。更可贵的是，整个甲板上多数时间只有我一人在欣赏这无边的月光。

舷外的风景只限于旅程的头一半。在山东半岛以北，幽蓝的海水如故乡少女的明眸。碧海、蓝天，再点缀着白云、海鸥，让人心胸开朗。随着行程渐南，进入吕四洋，醉人的清澈已变成京城少妇饱经世事般的混浊。逼人的雾气和窒闷的阴云将我那想象的翅膀一点点推回舷内。与舷外的世界相比，舷内的世界更代表着物质与存在。船上依例前有图书室，后有餐厅。但那图书室在我识字之后似乎就再也没有书了，早已变成加铺的地方。而餐厅却名归实至，白天录像、晚上舞厅，连轴提供着精神食粮，间或再照顾一下胃肠的生理需要。门口小黑板上令人心跳的片名、小卖部窗口的法制文学封面在加上旁边的乘警办公室及墙上的治安流动红旗，似乎构成一种奇妙的和谐。

一艘船是一个典型的等级世界，而我则有幸在每个等级都混过。二等舱是船上的贵族，高高居于上层甲板上，紧靠贵宾室和船长室，视野宽敞，空气清新，卫生设施良好。但代价是高处的颠簸和冬日里刺骨的寒风。一觉醒来，似乎茶杯里的水都结了层薄冰。五等舱是平民百姓的大杂院，位于底层甲板，冬夏常春。每个大舱里上百口人，有如车马大店，熙熙攘攘，人们的脸上笑意也与温度成正比，让我想起了庄公的一句话：“大隧之下，其乐也融融。”

每当旅程将近结束，人们的脸上也多了些笑容，话语里少了些提防。于是大家变得无话不谈，唯一的禁忌是谈论海难。据说海船是各种交通工具里最安全的，上海、大连的轮船公司都曾三十多年无大小事故。五千吨的大船即使是七级风浪也没有危险。但我的心却是渴望惊险。在别人晕头转向之时，我却学着朱赫来的熊步，前后甲板到处乱窜。终于有一次遇上小小的惊险。那是在黄岛海面，另一艘同线的客轮主机失灵，泊于海上，我轮奉命救援。由于对方失去动力，海上靠帮极其危险，四五百米的距离居然小心翼翼地挪了四个小时，结果当然是有惊无险。但多年后看“泰坦尼克”时却惊异地发现，泰坦尼克沉没前的灯火通明与那晚对面的景象是何其相像。

似乎从那时其海难就开始进入我的记忆，因为半年后刚上船就听说另一艘长字号客轮刚沉于黄浦江。当我们驶进灯火通明的黄浦江，水手指着江水里一根黑乎乎东西说，那就是她的桅杆。众人立即鸦雀无声。

如今已离开大海多年。几年前听到“大舜号”的悲剧，与妻皆神黯然。“如果不是出国了，你我说不定也会在那条船上。”转念又一想，“我们还未曾同船过呢。”是啊，什么时候我们能一起共享海上的那皎洁的月光？

2004.3 发表于CND

在秋日的阳光下

在秋日的阳光下

正午的阳光是和暖的。蓝天白云下，广袤的水草地平展展地向天边蔓延过去，平静纤细的北河从远山婉转而来，再与南河一起汇入大洋。再过几个小时，当潮水涨起，这里将变成烟波一片，只有那一串锚泊的游艇标识着河道的走向。北河两岸处处静谧秀丽，但此桥处左接开阔的河口三角洲，右依起伏的山林，又有与他处不同的韵味。几年来常常驱车从桥上驶过，偶尔也会停车在桥头徜徉片刻。但在天高云淡的秋日里，悠闲地骑车到此，今天却是第一次。

时光在每日的忙忙碌碌中悄然而逝。不经意的，已到了不惑之年，失业也已有三个多月了。记得看过一部电影《沙滩上 》(On the Beach)，讲述的是核战争幸存者的故事。在电影中，核大战留下的核烟雾已经吞噬了整个北半球，并在一步步向南半球逼近。无助的人群为了躲避那致命的核辐射，纷纷逃向澳大利亚的最南端。在影片的结尾，主人公坐在海边悬崖上，望着天边火红的晚霞，平静而又无奈地等待着最后日子的到来。在公司的最后几个月里，面对一轮又一轮的裁员、减薪，绝望地等待市场复苏的奇迹，那心情正如这主人公一样。待至公司总务主任那温柔的声音在电话里终于响起，心里却有了悬石落地般的平安。

当真正忙碌时，是无暇去多愁善感的。在这三个多月里，除了回国探亲和投递简历外，大部分的时间都化在了积欠已久的室内外维护、装修上。当站在高高的梯子上，汗流满面地舞动凿锯清理陈年朽木时，那些发出去后石沉大海的简历就暂时被置于脑后了。当看着修缮一新的窗户、浴室，闻着车道上散发出的新铺沥青的气味，心里则有种成就感油然而生。待至尘埃落定，时光早已跨越了赤日炎炎的盛夏，进入了萧瑟的秋日。

北河的潮水涨落有定时，人生、事业的起伏却远难预测。人总是希望、甚至相信，可以为自己建造一个能够抗拒任何冲击的安全堡垒。可是，在自然及社会的潮起潮落面前，个人实在是微不足道了。两年前我已预感到本行业的市场将面临一段严重的危机时期，于是使尽全身解数以求找到一个相对安全的避风港。但是这次危机的深重程度却是我以及大多数人所始料未及的。一年多忙碌下来，依然未逃脱失业的命运。

潮起潮落，沧海桑田。面前平静蜿蜒的北河似乎就是一个隐喻。几百年前，这里本是原木参天、水草丰盛的印第安人渔猎之地。欧洲移民来到之后，那似乎采之不尽的参天古木支撑起两岸大大小小的造船场，森林在采伐一净之后成为开阔的牧场、农田。丰美的盐水草则被收获，装上平地船运至四方，作为牛羊的饲料。这样田园诗般的采伐、建造、收割持续了两百年。在内战前后，随着原木采尽、新型蒸汽船的兴起，此地造船业走向最终衰落。四十年后， 一场著名的波特兰风暴，在吞噬了无数生命的同时，也将远处第三、四峭壁之间的海岸摧毁，北河、南河的入海口从第四峭壁以南改道至此。入海口的洞开，使三角洲地带河水含盐度骤然大幅度提升，盐水草的采集业也就此消亡。再过几十年，随着中西部大农、牧场的发展，两岸的农牧业近一步凋敝。在废弃的农田上，高大的松树、橡树渐渐长出，浓郁的森林再次覆盖了北河两岸。潮起潮落，水落石出，大自然完成了一个循环，螺旋般的循环。森林尽管浓郁，却早已不是当初的原始森林，居民也从当初的印第安人、清教徒为主，演化为今天的一位论派居少数、天主教徒居多。有破产、消亡，有兴起、迁入，河水依然重复着往复的潮汐。逝者如斯夫。

我是从来不信所谓正面思维之类的无稽之谈的，发生了的危机就是不折不扣的灾难。所谓机会，实际什么时候都有，一般并非灾难带来的，更没有人喜欢失业。但是在危机面前，别无他法，只有更积极地寻找新的出路，否则等待的就是消亡。潮潮起潮落，大自然为北河打开新的出口，也封上了旧的。 同样，人生的一扇门关掉了，也必有另一扇门打开。只是我们经常不知道这门是在哪里，更宽、还是更窄，以及在那门后是否是一番新天新地。在这些日子里，我一方面试着将搁置多年的研究工作拾起，一方面花更多的时间到所谓的副业、爱好上，同时试探各种新的方向。在这风暴中，我只能如圣经上所说的，刚强壮胆，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也许将伤痕遍体，但风暴过后，天地将再次充满生机，就如这北河两岸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