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而不折》：记忆的万花筒和哈哈镜（完）

书读完了，网络上关于作者的争议却还在发酵。每当这件事似乎要在人们记忆里淡去的时候，或者批评者又挖掘出了新材料，或者是某位大牌支持者发表一番自己不知所云的高论。网络上就会热闹一番，正反两方随之又进行新一轮的拉锯战。批评者一如既往是网上愤怒的草根阶层，和一些不太著名的记者、作家、博主。这一方的成份缤纷多彩，既有温文尔雅、有理有据的论证者，也有过激、粗俗的人身攻击的无耻之徒。某些抨击言语的激烈，确实是可以用“语言暴力”来形容。而支持者却是非常单一，基本上是赫赫有名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以及著名媒体的记者，这包括了大名鼎鼎的记者Harold Evans爵士和《纽约时报》专栏作家Joe Nocera，几位著名电视主持人，如John Batchelor, D. G. Martin等，当然，还有美国的图书馆协会。
 

在支持者看来，既然批评者当中有那么多的丑恶言语，那么所有的批评就都是邪恶的，反对这部回忆录，就是反对反思文革、支持不人道的计划生育政策，就是对中共统治的支持，因此必定统统是中共收买的网上"水军"。对于此类人，不论身在中国，还是在新大陆，其意见都可以用鼠标轻点忽略。作为自由世界和人类良心的代言人，他们自然应该站到文革、中共统治“受害者”的一方了，站到道德的“高地”上。

但是，这本书真的是对文革记忆的回忆与控诉吗？如果真正读过这本书，而不只是读书摘的话，回答会是：“非也。”

尽管此书对于中国生活的描述占了一半左右的篇幅，但其中真正属于文革“苦难”经历的描述，仅集中于作者从上海回到南京的最初阶段，包括烧日记、吃忆苦饭、抢洋娃娃、挨批斗坐喷气式和后面提到的轮奸事件。尽管氛围被描述渲染得非常恐怖，但除了轮奸事件外，几乎提到的每个“痛苦”经历都缺乏可信的、合乎逻辑的细节描述，自相矛盾，后续发展又都是那么微不足道，似乎转眼就由地狱进入天堂了。比如，一方面，作者被红卫兵警告不许乱说乱动，似乎是在集中营或者监狱；另一方面，却又可以自由地四处游荡、玩耍，甚至在回南京后不太久，就可以随着串联的人群乘火车去上海。一方面，自称是受迫害者；另一方面，却又能当班长领导去那“迫害者”。一方面，五年里没有任何大人管、没有任何经济来源；另一方面，却每天有神秘食物在门前出现，不愁衣物，还会管理家里的（不知从何而来的）收入、消费。对于文革后七、八年生活的描述，则干脆连象征性的迫害都没有了，几乎就是《祖国的花朵》或者《幸福生活》的翻版。记述的只有《列宁在一九一八》和“牛奶会有的，面包也会有的”，而没有《山楂树》下的情歌。这就是这本书的怪异之处。

不可否认，作者所记述的很多事情都或多或少有真实的个人经历或者历史大事件在背后。书中某些荒腔走板的描写，比如上海六月需要穿毛衣、红卫兵富裕得可以把毛衣随便赠人、多次对于军靴的描述，等等，都可以归咎于不谙中国国情的代笔者自由发挥。也许，就如作者后来所声称的，她只是向代笔者交代了一个大致的故事框架，剩下的就由代笔者到网上搜寻细节来填充。但重要的是，此书以自传的形式，最终展现的却完全是一段被扭曲的历史。这有点像文革前后流行的两样东西：万花筒和哈哈镜。将一两小片彩纸放进去，看到的是五色斑斓的世界；走进哈哈镜室，胖子变成瘦子，矮子成巨人。对于这种笔法，英文中的spin一词，也许是最恰当的描述。
 

为何要如此写自传？作者是不会正面回答的。当文革发生时，作者只有八岁，最＂惨痛＂的文革经历基本是在八岁到十岁这个阶段。孩子的记忆是有选择性、易夸张的，细节或者遗失，或者被想象扭曲。而这一记忆则又经过了领导才能训练班的心理催眠诱导和代笔者的生花之笔，结果可想而知。但这是自传，不是小说，没有思绪天马行空的自由。另一方面，在书中，作者多次提到她的化解危机之道：在强者面前，展现自己女性弱者的软弱的一面。这个策略，既应用在文革中，也用在了后来的商场中。无疑，也用在了现在知名度的推销上。
 

作为不了解中国那段痛苦历史的西方读者，在读了这样的描述后，很可能感到文革是多么的罗曼蒂克，就如“五月风暴”中法国红卫兵的想法一样。照此逻辑，如果一个人没有作者那特殊的被轮奸的经历，那十年的洗脑教育和对人性、心理的摧残似乎也微不足道，自由世界的一线曙光就可以让它们的后遗症如晨霜般消散。对于迷恋于异国情调奇闻轶事的读者，真实与否是不重要的。许多支持者声称，不论内容真实与否，它是一本“励志（inspirational）的好书”。也就是说，只要政治正确、鼓励人向上，其他就可以不必计较了。对于那些中共的真正支持者，当他们读完这本书后，也许会和作者的支持者一样殊途同归，得出这样的结论：既然文革之路如此＂撒满玫瑰＂，那么即使有刺，多走几次又何妨？对于那些真正经历过文革，而不是“青春无悔”的人们，这是一种何等的嘲弄。
 

当然，这本书只是一本个人的回忆录。在一个自由的社会，只要不违反法律，每个人都有受宪法保护的言论自由。尤其是对个人的生活经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叙事权。一个普通的华人没有在中国文革问题上教育、启蒙西方读者的义务，每个西方读者也有选择是否相信、阅读的自由。书看到一半，我自问，如果是偶然接触到这本书，我会是怎样一种反应呢？大概在翻了几页后，我会摇摇头，将书扔到一边，一笑了之。但这次不同了，因为主流媒体参与了进来，并在不明就里的情况下，主动站到了争论的一方。对于批评者们的刨根溯源的求真行为和“语言暴力”，我也认为实在过分。但当掌握话语权的作者、主流媒体的一副不屑一顾的面孔前，在这个网络评论昌盛的时代，我们还能期望感到被嘲弄的人们给出另一种反应吗？
 

我第一次听说此书此人，是在风雪交加的下班路上。NPR新闻节目特意强调作者“从未接受任何教育”和在文革中的＂悲惨＂经历，和与之相对照的在美国的IT行业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并大力向听众推荐此书。当时即惊讶于作者经历的特殊。再读传统中文媒体的报道，标题已然是“从女劳改犯到奥巴马的白宫顾问”。在随之而来的诸多电视、电台采访中，作者的文革经历、大学时关于虐杀女婴的研究、以及后来的成功，无疑是故事的三大卖点。这个故事非常符合当代西方的 rag-to-success （从贫困中成功）的口味，用某些读者、书评家的话，就是最好地体现了一个人经历苦难后的强大恢复力（human resilience）。没有那些苦难，成功的故事也就没有那么大的吸引力了。因此，在所有釆访中，话题都是先集中作者在文革中的痛苦经历，尽管许多事情在原书中只是短短一句带过。其实，在某些电视采访中，主持人对于作者故事的前两部分也表示出某种程度的难以置信，这包括了哈罗德爵士和 D.G. Martin，但是他们最终还是决定相信，将故事变为信仰，成为作者的坚定支持者。
 

关于文革亲身经历的记述，在美国出版了很多，最出名的无疑是郑念的《上海生死劫》（Life and Death in Shanghai），记述了郑念在文革十年的经历，包括女儿梅平的被迫害致死。尽管也会有人对郑念回忆录中某些细节的准确性提出疑问，但其总体的真实性却是不容置疑的。因为《屈》的缘故，我将《上海生死劫》的英文版原书找来仔细地读了一遍。与读《屈》书时的笑口常开成对照，我的眼里时常充满了眼泪。在郑念的身上，我看到的是真正的生命力，在逆境下的顽强挣扎，对强权的藐视，对中共统治的透彻分析。但是，尽管真实得撼动人心，它缺少的是在新大陆的成功故事，对于这个连教会都讲求成功神学的高度商业化社会，似乎眼泪太多了。于是，渴望成功与励志的人士们，宁可去看那万花筒、哈哈镜。（完）

 

 

《屈而不折》：记忆的万花筒和哈哈镜（三）

来到新大陆，她的经历和很留学生类似：求学、餐馆打工、就业、成家。在留学生活的第一站 -- 新墨哥大学学习了一段时间后，为了日后的生存，也为了更好体验美国本科生的生活，她放弃了那里即将拿到的硕士学位，转入加大（UCSD）的计算机本科，同时在一家小公司打工。加大本科毕业后，她拒绝了那家小公司老板的盛情股权挽留，进入了世界著名的贝尔实验室，进行计算机科学方面的研究，并同时在夜校学习。在那里，她终于遇见了自己的白马王子--一个年轻的奥地利数学天才、UIUC的计算机教授，并最终喜结良缘。后来，她和丈夫一起创业，创立了魔杰软件公司。再后来，又在公司面临破产的情况下独自力挽狂澜，使之最终成为三维打印行业的佼佼者，并荣任奥巴马政府在某个领域顾问团的一员。

尽管作者起家于软件业，成功于计算机三维图形、图像处理，但她个人的特长并不在于技术，而应是在经营、管理方面。书中谈到技术细节的地方并不多，但有一个小花絮却是很真实的。在创业之初，作为魔杰公司的CEO，有一次她亲自出马去波音公司推销三维图形软件。在她展示了用其软件所建立的复杂三维飞机零件模型后，波音的一位老工程师出了道貌似简单的题目：将一个由几个坐标参数表达的简单几何体--一个带圆柱形孔的立方体，用她的软件展示出来。她手忙脚乱了好几个小时，屏幕上仍然是一团糟，只好打电话问自己的程序员。那边一听就笑了。其实原因很简单，他们的软件是基于大量的三维扫描（离散）数据，而这个问题是基于解析表达，他们的软件是专对前者的。任何一个干过一点计算机图形学的人，对于两者的区别都是非常清楚的。对于以搞技术见长的留美华人，自然会因此而瞧不起她。但这一类的轶事实在不应是讨论的重点。书中关于创业经历的描述，是非常吻合当前社会上流行的“创业指南”的套路的，是真是假，只有作者自己知道。

当然，书中也记载了许多常人没有的特殊经历，为质疑者所诟病。比如，下飞机的第一天就被一个越南裔华人骗到Albuquerque市中心一栋苏俄式钢筋混凝土结构的济贫房内看孩子，在饭馆打工时和无数名人相遇，读本科时打工一年就能挣八万，领导了编写Mosiac的Marc Andreessen，等等。另外，当初作为一个外国留学生，在找工作时，她无需为移民身份操心，这在同时代的留学生中也是少见的。

仅就此书所展现而言，作者绝不是一个传统中文语义上的“反华”人士，甚至连反共、民主人士都不沾边。比如，她在书中评论到，尽管中国人受了共产党多年的洗脑教育，但由于见识黑暗面多了，因而在意识形态、政治思维上更客观，不易被宣传蒙蔽；而西方人由于盲目相信自己制度和媒体的优越性，在对待包括中国事物在内的许多事情上往往态度偏颇、幼稚，西方民主制度也有很大缺陷，云云。在美的这近三十年中，她似乎并未参加任何海外民运活动，书中也没提到她对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和遣弃女婴现像再有任何兴趣。相反，她倒是为中国的飞速发展感到欣慰、自豪。中国以及文革中不幸的经历，似乎都已经成为遥远、模糊的记忆，藏在某个不起眼的角落里，直到二零零五年的一天。那一次，为了处理公司的经营危机而精疲力竭的她，参加了北卡的一个Leadership Training。在讲员的类似于催眠术的诱导下，她记忆的闸门突然放开，过去经历的流血、死亡、轮奸，清晰地浮现，像潮水一样涌来，让她不能自已。而这些突然涌现的记忆，就构成了这本书关于中国经历的主体。

《屈而不折》：记忆的万花筒和哈哈镜（二）

在最初的惊心动魄之后，似乎南航那个宿舍楼里以及她那个“学习班”里的一切都走上了正轨。在学习班上，傅因为善于写学习总结，为老师所器重，成为班长，领导包括张姓“红卫兵”在内的全班。同时，她和同学们一起参加了军事训练。为此，每人发了一套带红星军帽的军装、军靴。在训练中，由于她的黑分子身份，一般人不搭理她、甚至欺负她，她的脚被不合脚的军靴磨破也不敢出声。这时候，是一个工农家庭出身的李姓同学向她伸出援手，成为她多年的知心朋友和保护伞。在家里，她又当姐姐又当妈妈，将家里管治得井井有条。但对于楼里的邻居只有一两处提到。其中有一处，是在一个台风天，妹妹和邻家女孩在楼道里疯跑，不小心撞翻了炉子上的开水壶，两人都被烫伤。为了救她们，她在暴风雨之夜，背着两个小孩子，最后是爬着进了学校医务室。当邻家妈妈回来听说后，感激地给她跪下了。

在她大约十一二岁的时候，亦即六九年前后、母亲归来之前，一个对她人生成长至关重要的人物，出现在她们那间南航宿舍的门口。他手拿上海妈妈的介绍信，是来自天津的一位远房万叔叔（舅舅），简称W叔叔。他一只眼失明，背着个旅行袋，利用年假到南方旅行。在南京期间，他就在她们那间宿舍里打地铺借宿。这每年一次的拜访，后来就成为一个惯例，一直持续到文革结束。W叔叔是个知识渊博的人，对各种事情有敏锐的判断。他每次来，旅行袋里都会装满各种禁书，主要是美国小说，如《飘》、《红字》等。当W叔叔听到她对一两年前那次暴力事件的描述，告诉她那是强奸。W叔叔成为两个孩子漫漫长夜中的一盏明灯。来访时他们会一起在郊外散步长谈，过后会在晚上打着手电，一个月几封地给他写信，述说成长中的烦恼，而不是向已经归来的母亲请教。可以说，W叔叔对她成长的影响远超过其亲生父母。从那些小说里，作者接触到自由、平等，以及西方工人福利的概念。在读了《红字》后，联想自己的境遇，她将自己军帽上的红星扯下，换上红A字，为此遭到母亲的臭骂。

在W叔叔首次来访大约两年后，离别五年的亲生母亲突然回来了，住进了她们那件宿舍。但是母女的关系却是冷若冰霜。母亲基本不理家务，家里的一切都交给作者。为了和厂领导拉关系，她在家里请客吃饭，由作者主厨，并强迫她把自己养的心爱的母鸡杀了做鸡汤。为此，作者心里对母亲残余的一点温存情感也一扫而光。

尽管还是文革，情况似乎在不断好转。除了作者说自己因为出身不好而被受冷眼外，并无任何歧视、迫害的事例。书中附录了那个时期的许多照片，那田园诗般的环境和人们脸上恬静的笑容，让我多少想起了电影《祖国的花朵》。除了那张著名的古塔青松下的“红卫兵团”集体照和姐妹俩手持红宝书、戴主席像的合影外外，还有作者和小李等几个朋友在农舍外、和母亲在公园湖畔，以及和妹妹在宿舍里灯下读书的合影。这最后一张照片，据脚注是七三年上海哥哥来访时给她们在家里拍的。

在军训（文中称为服役）结束后，学农的经历似乎很简短，书中讲述的主要是她因出身不好而被学习班安排去当工人的经历。在工厂的经历一直持续到文革结束。她似乎在几个工厂干过，因为一开始的描述明显是重工业厂房，而后来的则是制造电子设备的工厂。她安装过收音机，给钢板平整、抛光，还吊在空中给新建的整栋厂房的电路布线。在厂里，她与工人们亲密相处，和带她的王师傅成为至交，干出的活儿为他所欣赏。当每次完成任务后，两个人的习惯就是Hi Five（击掌）庆祝。在这里，她提到自己家里有收音机，但是却从来没有镜子，因为党和国家的政策不允许。她只是在平整、抛光好的钢板前，才第一次看到自己的形象。另外，由于家里没有镜子，她会花好多时间在车间的厕所里用那里的镜子梳妆。

对自己文革十年的经历，作者的定位就是黑五类学习班与强迫劳动、军训。书中后来写到，在二〇〇六，一个早已移民加拿大的红二代同学Winston打电话来约她回国参加中学同学会，她的反应是，＂你把那个叫中学？＂Winston 笑了，＂那你管它叫什么呢？＂这个＂学习班＂的正名是光华门中学。

一九七六年是中国命运的一个转折点，作者的生活即将翻开新的一章。

这年的十月，她向厂子里请了一个月的假，到上海游玩，就住在上海妈妈家里。就是在这里，她听到了打倒四人帮和文革结束的消息。上海爸爸立即预言，大学要重新开门、招生了。作为上海最早的华资银行家，作者的家族是非常重视教育的。据说，当上海爸爸和妈妈结婚时，所有来宾被告知，新人只接受现金彩礼，因为所有彩礼将被用于建一所新学校。回到南京家中，作者立刻投入到紧张的高考复习当中。社会上各种补习班突然间雨后春笋般地遍地开花，她也如饥似渴地学习，被父母称为＂永不关灯的女孩＂。这时，作者的亲生父亲也从遥远的黑龙江畔的林场归来。经过一番苦读，她终于成为时代的佼佼者，在七八年终于考上了位于苏州的江苏师范学院中文系。按照书中的说法，由于政府的指定，她没能如愿读自己向往的工程专业。但是，大学的校门，毕竟向她敞开了一片新天地。在大家为她考上大学而庆祝的时候，她发现了一个多年困扰她的秘密：文革中那每天早上出现在宿舍门口的神秘饭菜，原来来自邻居小方（冯）家。文革前，方家和傅家是好朋友，两家父母还开玩笑要结儿女亲家。大概三岁的时候，两个小孩子在众人眼前瞎闹，脱掉了上衣。因此，作者从此有了轻浮的名声，在文革中更由于那起轮奸案，沾上了＂作风不好＂的名声。再加上，傅家由于出身原因被迫害，成了不可接触的人，多年来两人在学习班上（学校）也不敢来往、说话。如今，作者成为天子骄子的大学生，小方则只是南航校园门口卖饺子、馄饨的小贩，只能避开祝贺的众人，再次暗地里送来一份饭菜。

与文革中所经历的相比，大学生活无疑是美好充实的。美中不足的是，文革的遗毒依然存在：在每个课堂上，都会有一个党员坐在第一排，监视大家的课堂发言。但是学生们也都学会了忽视这些告密者的存在，追求的自己的理想。作者是个勤勤恳恳、循规蹈矩的学生，本应与政治无缘，但在度过了一段幸福时光后，却不小心两次触雷。第一次是参加红枫社、主编《吴钩》，因为上面刊登的别人所写的《一个共产党员的自白》触怒了当时中国的最高领导者邓小平，受到校方迫害、处分（坦白、反省）。

在这次事件后，她小心谨慎地夹起尾巴做人，专注于学习，以免再惹麻烦。但命运之神并不轻易放过她。她一不小心，选了中国农村计划生育政策下的强制堕胎、虐杀女婴问题作为自己的毕业论文课题，结果捅了更大的娄子。按照她当时和出国后听到的，由于她的研究成果被发表在党报上，引起全国轰动，并惊动了海外媒体和联合国，导致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制裁，使中共领导人感到颜面全无。于是有一天，当她在江苏师范学院校园里行走时，突然被头上套上黑麻袋，塞进汽车，绑架到一个没有窗户的秘密拘留所，没吃没喝地度过了三四天。在告知其所犯严重错误后，公安将她送回南京家中，并要求她马上悄悄地离开中国，否则后果自负。为了让她出国，作者的亲生父母动用了他们的海外关系，帮她拿到了美国新墨哥州立大学的录取通知。又在一位有同情心的女民警帮助下，將有处分记录的个人档案调开，使其政审合格，顺利拿到护照。于是，她自我放逐、前往美国，中国生活的一页就此合上，这才出现了本书开场白中飞机上的一幕。
 

《屈而不折》：记忆的万花筒与哈哈镜（一）

《屈而不折》：记忆的万花筒与哈哈镜

等了两个多月，都几乎把它忘记了，图书馆却通知我书到了。

要读这本书，不是因为其文学或史学价值，而是因为它是一件网上争论的焦点。这场争论的一方是书的作者及其美国朋友和主流媒体，另一方是在美的有大陆背景的华人以及有美国背景的海归。

事情的起因很简单：年初的时候，在黄金时段里，NPR多次介绍了一位华裔移民的实现美国梦的故事，以及其新出版的回忆录《屈而不折—横跨两个世界的人生》，并特意强调“她一天正规教育也没受过”的经历。与之同时，其他媒体的宣传也紧跟而上，并迅速反馈到中国大陆。其实， NPR在六七年前就对作者傅苹做过介绍，但是并没人注意。但这次不同，因为位著名的“打假斗士”方舟子参与进来了。事情迅速发酵，很快地，华人对于作者的质疑，已不限于其讲述的在中国的故事，而扩展至其来美后的生活、创业经历，批评也基本变成网上群殴。如今几个月过去了，依然余波未平。对于作者讲述的故事，多数华人听众、读者的共同反应是“不可信”，而普通非华裔美国人的反应则似乎是“一个真实的、鼓舞人心的故事”。如此截然相反的意见，倒是激起了我的好奇心。

看过全书之后，总的印象可以概括如下：人们对于书中涉及中国以及留美早期经历的质疑，总体上是合理的。另一方面，书中关于其在美创业、成功经历的描述，似乎并无可厚非。批评风暴骤起，自然是源自涉及中国的部分严重失实，另一方面更由于主流媒体根深蒂固的偏见和作者弄巧成拙的公关宣传。

平心而论，在辩论白热化的日子里，就华人而言，绝大多数的批评者和支持者都没有完整地看过全书。批评的依据主要来自于网上的免费节选和各大媒体的介绍、采访，而支持者则往往是基于政治理念。如果再加上个人背景的差异，辩论中就不免出现鸡同鸭讲的情况，这反映在对几个细节的追究上。比如，在书的开头提到作者童年经常在一个废弃的飞机场玩。于是质疑者想当然地认为说的是上海。其实看到后文，就会知道说的是南航的明故宫机场。另一个例子是指责她买M&M糖来哄同学代她编程序。书中说法的是，完成课程设计后同学们一起庆祝，她为大家买的是M&M。此外，当书中谈到Marc  Andreessen开发Mosaic的过程，基本很客观，并没有抬高自己的作用。而她对于自身经历的夸大、吹嘘，基本发生在她接受的那些电视、电台采访中。当批评、辩护偏离正确的目标时，结果必然适得其反，而真正的问题却被忽略了。为其辩护的华人，基本持这样一种信念：凡是贬斥中共政权的，不论是否属实，都是对的。相形之下，站在辩论双方的美国人，即使看过那本书，但由于普遍缺乏对中国的常识，实在无法理解华人的愤怒。

故事开始于作者三十年前在来美的航班上对自己对文革经历的回忆，在每一章，都以一种对照、闪回的方式，并行叙述了自己在中、美两个世界、两个时代的生活。而问题就出在作者对中国故事的记忆上，因为故事似曾相识，却又离奇、别扭。从故事的开场白乍一看，似乎她要讲一个中国版的“砸碎玻璃窗之夜”。等到进入细节了，却是一部粉红色的少年记忆。

那是六六年的六月份，文革风暴乍起，八岁的傅正在上海上小学一年级。因为资本家（在书中，红卫兵误称为“修正主义份子”）背景，家庭受到红卫兵冲击。她这才发现所谓的父母实际上姨妈、姨父。于是，红卫兵们按着“本乡本土”的户籍规定，把她遣送回南京的亲生父母的家中。在接下来的五年里，她和妹妹在没有大人监护的情况下在一间宿舍里相依为命，直到一九七一年亲生母亲归来。而在整个文革十年期间，她的教育就是参加学习班、服兵役、学农、当工人，直到文革结束、高考恢复后她考上了大学。用美国中英文媒体的词汇来表述，她文革期间，“没有受过一天正式教育”，“全在劳改营中度过”。

她的故事是这样开始的：

在盛夏六月的上海，一群头顶红星帽的红卫兵闯进她的家中，用专车把她押送到开往南京的旅客列车上，让她独自回家。火车开动之际，其中一位好心的红卫兵，将身上的羊毛衫脱下，给她穿上避寒，因为“六月的上海，就如旧金山一样寒凉”。到了南京，在满街轰鸣的坦克车队和不绝于耳的枪声中，几个南京的红卫兵用一辆专车将她从火车站接（押）到南航。下车伊始，在目睹了母亲在枪托击打下被押上遣送外地的卡车后，她被红卫兵安置到一间除满地纸屑外几乎空无一物的集体宿舍里，并被红卫兵告知，不许乱说乱动。在那里，她发现自己的亲生妹妹在独自哭泣。 除纸屑外，这个房间有的是一个水龙头和一盒洗衣粉，可以用来吹肥皂泡来哄妹妹。向𥦬外望去，院子里的晾衣绳上挂满了人们的尼龙内衣。

于是，姐妹两人在光秃的水泥地板上度过了第一夜。第二天，她在角落的碎纸堆中发现了一罐米，并在门口找到个炉子为自己和妹妹做了第一顿饭。当天，她用废纸堆里的纸头给上海妈妈写信，在身无分文的情况下，将信寄出，并很快受到了上海回信，被告知兄姊们已经上山下乡了。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在没有任何经济来源和大人帮助的情况下，两个小姑娘在这间宿舍里顽强地生存下来了。每天早晨，总有神秘的现成饭菜出现在门口。她们在校园里采野菜，还养鸡，来补充那神秘的饭菜。在家具方面，她们从学校的垃圾堆里捡到床垫、椅桌，还用捡来的五颜六色的碎布头编成窗帘、做成桌布，将屋子装饰起来。

作者在文革中最惨痛的经历基本发生在初到南航的这段日子里。她用碎纸头写的日记被红卫兵发现。为此，他们特意在校园中点起篝火，来焚烧她的日记。她列席斗争教授、大学生的批斗会，同时自己也成为批斗对像，被挂上用铁丝吊住的大牌子，并坐了＂喷气式＂。她也亲眼目睹了一个老师被四马分尸、另一个被头朝下被活生生投入井中。她被强迫参加“黑帮子弟”学习班，吃用泥土和畜粪和成的忆苦饭。迫害她的人，主要是一个姓张的小＂红卫兵＂，一个和她年龄差不多、没文化的政工干部的女儿。迫害行为主要有二：强迫傅吃忆苦饭；玩从傅家抄去的从香港买来的洋娃娃。这个＂红卫兵＂和傅上同一个学习班，也要写同样要求的思想汇报、学习总结，因为文化水平太差写不出来被老师训斥。看到这种情况，傅自告奋勇代笔，用生花之笔使之每每得以过关。于是，她成为傅某种意义上的朋友，迫害行为也遂告中止。当然，最大的灾难是六八年左右的那次轮奸事件。她为保护妹妹，被校园里的几个半大小子（应该是小流氓，并非红卫兵）在宿舍楼门口截住，拉到附近足球场上，皮带抽、拳打、脚踢，昏厥过去。后来她在南航的医务室醒来，缝了几十针。当时她并不知道那就是强奸。“破鞋”的外号，就是这次事件之后被叫起来的。

在这段日子里，她有无人身自由？作者并没有交代。但她确实每天都会跑到校园旁的明故宫机场，在那废弃的飞机上玩耍、遐想。在一九六七年，她还免费搭火车，回上海看望了一下上海妈妈。至于从六六年到七一年南京妈妈归来这五年时间里，她的生活来源是什么，作者只提到神秘的饭菜和采野菜、养鸡两样。但是她在这段时间里，明显是学得了一手好厨艺。因为妈妈归来时，她的厨艺已经可以待客了，管账也胜过当会计的妈妈。

 

在路上

透过清晨的雨雾，城市的轮廓正在天际渐渐浮现。距上次乘通勤轮渡进城，大约已有两年多。这期间，我经历了失业、求职、长途通勤。在西郊上班的最后一段日子里，凯鲁亚克的《在路上》伴我驶过了漫长的通勤之路。尽管萨尔和迪恩的经历和冲动离我实在遥远，但有一点却是相通的：我们都是在路上。

萨尔般的浪迹天涯是很多人在摇椅里梦想的“革命之路”。记得大学毕业纪念册上，对于理想的职业，好几个同学填的是“流浪”、“间谍”。几十年过去了，国安部密探可能会出一两个，但像萨尔般地潇洒走四方恐怕没有。激情是美酒、甜点，平淡、稳定却是生活的正餐。只是，在现代社会这部飞速旋转的大机器中，早已没有稳定可言。与萨尔不同，我们的在路上经常是身不由己。

自从搬到波士顿，五年里换了六次工作，但冲击最大的还是前年那次。那一阵子，望着窗外的森林，夏天、秋天似乎转瞬即逝，寒冬就在眼前。远在早春之时，敏夫兄曾夸张地跟我描述上次经济衰退时业内的惨状：＂尸横遍野＂。几个月过去，他的描述不幸再次成为现实，而他和我也均被裹胁其中。于是，那一天当里卡多问我能否愿去纽约短期帮忙时，我的心简直要跳出来了：终于又要去工作了。那感觉大约像范进中举一样。想当年，不愿频繁到纽约出差是我离开那家公司的原因之一，但此时我却已没有别的选择了。我于是告别家人，把家事的烦恼留给妻子，上了开往纽约的大巴。

纽约的工作是纯粹临时性的。一开始是说只干三个月，以后每一两个月合同续签一次。续来续去，等到我最后辞职时，居然已干了八个月。由于在纽约、波士顿间来来回回，这八个月里，装随身用品的手提箱有一大半时间是放在办公桌下面。当朋友问我晚上睡哪儿时，我开玩笑说：“中央公园的长椅上！”中央公园是句玩笑，但确实有好多次是在长途车上过的夜，到了纽约已是凌晨，地铁上过夜的流浪汉们还正在酣睡。车上的乘客形形色色，华人、白人、黑人、犹太人、印度人，各色齐全；有游客、学生，有餐馆的打工仔、小老板，还有前去应聘的程序员。一天，在等大巴的队伍里居然碰上了前同事。原来他在随后一波的裁员中失业了，和我一样加入到去纽约打工的队伍。

长途车上的五六个小时是乏味枯燥的。除了蠕动的无际车流外，高速公路上没有什么风景可看。不过，与晚上的一人独处一样，这却是读书的好时间。

那段日子，读经又翻到了《摩西五经》，尤其以色列人在西奈旷野的漂流经历。作为耶和华神的选民，以色列人在摩西的带领下，出埃及、过红海，“流奶与蜜”的应许之地就在眼前，却转回身，在旷野中又整整漂流了四十年，直到老一辈人几近全部消去，才得以进入迦南地。这当中到底发生了什么？最表面的原因是以色列人初对迦南强悍的原住民时害怕、气馁，而更深层的原因则是要求不该求的、当做的却不做，同时也还没有做好承受地土的心理准备。记述这段故事的《民数记》希伯来文原名是《在旷野》，因为行文起始是“在旷野... ...”。这旷野是以色列民反省、思过之处，也是他们清点军力、预备领受祝福的地方。相对于水草丰美的埃及歌珊城，西奈旷野是干旱、贫瘠的，人烟稀少，生活条件是严酷的。但是对于浩浩荡荡的以色列之众，因为有天降的吗那、岩石里流出的泉水，基本的食物、饮水并不缺乏。这四十年的漂泊，没有使他们精疲力尽或是衣不遮体。相反的，倒是磨去了在埃及四百年里养成的奴性，练就了人人的钢筋铁骨，在迦南列国面前不再发抖。

“旷野”是旧约、新约中反复出现的一个主题。人们进入旷野，有的是主动的，有的则是被逼迫。以利亚前去躲藏的是具体的的旷野，巴比伦之囚则是抽象意义上的旷野。但无论何种情况，这旷野都是那永远的奔走之路上重要的中继站。在旷野中，是反思、选择和准备。旷野不是乐园，其中的寻找、等待是痛苦的，但是在旷野的尽头就是希望。当我把要去纽约的消息告诉老同学时，他送来一句话是：“冬天已经来临，春天还会远吗？”

纽约是繁华、喧闹的，办公室干所在的SoHo，据说是波希米亚式生活的中心，再往前走则是美食林立的唐人街。工作之余，还可以跑到林肯中心，买张站票看演出。但是，对于一个迫于生计而离家到此的人来说，这大都市与旷野并无太大区别。没有时间顾家、没有办法接送孩子参加课外活动自不必说，随着天气一天天变冷，我更担心暴风雪可能给家人带来的不便。幸运的是，那个冬天雪出奇的少，路上的辛苦也远少于预期。渐渐地，我习惯了每周来回的奔波，以及那随身拖来拖去的小旅行箱。走在熙熙攘攘的上班族中，似乎自己也快成了纽约的一部分。早春时节，纽约城里有一个申请了很久的正式职位向我招手，工作也是我最喜欢的那一类。面谈之后，我意识到我面临着一个选择：真打算长久留在纽约吗？没有太多考虑，我决定放弃这个机会。

终于，当盛夏即将结束时，我告别纽约、回到了波士顿，开始了我另一段在路上的经历。公司在西郊，离家六十英里，通勤路线贯穿整个都市区。路上的时间是漫长、无聊的。方向盘后，不能读，也不能写，只有听和想。NPR的早间新闻节目本是我最喜欢的，但是当每天早上要重复听三次，再好的节目也要觉得无法忍受。于是听书成了一个不错的替代。当入冬第一场雪飘落时，我开始听凯鲁亚克的《在路上》。

尽管名为“垮掉的一代”，萨尔和迪恩的身上似乎并无多少“垮掉”（beaten）的痕迹。相反，字里行间传达出的倒是勃勃的心跳（heart beat）。他们拒绝传统道德的约束，拒绝责任，追寻的是“在路上”的那种感觉，一个没有终点的归宿。与同样在西行路上的Okie们不同，他们的漂泊并非为生计或环境所迫，而是出于自己的选择。当然，纽约、波士顿的流浪汉那些以地铁、涵洞为家，有很多也是出于自己对生活方式的选择，不过却不会有这等风雅。在农场的帐篷中，萨尔心中曾涌出一种崇高的使命感，要为苔瑞和其他的“小人物”们做点什么。但他到底还是知道自己能做些什么、哪里是自己的归属，最终独自踏上了东归之路。但迪恩呢？这萨尔眼中曾经的“圣人”，似乎最终却是要告别那充满心跳的漂泊之路，寻一个宁静的港湾，归入前者眼中乏味的芸芸众生。

这让我想起了同样行在路上的另一类客旅。《希伯来书》是这样描述的：他们离开自己的本乡本土，长途跋涉、辗转漂泊，寻找一个更美的、天上的家园，而认为自己在世上不过是寄居者，是天路客(Pilgrims)。亚伯拉罕、摩西追求的是这样的家园。四百年前，五月花号上的乘客，从英国到荷兰、再到新大陆，面对寒冬、饥饿、死亡，始终所持的也是这样一个信念，相信一个应许。

从公司到家门口，基本就是听完一张光盘的时间。日复一日，行驶在滚滚的车流中，望着周围白色的群山、森林，听着萨尔兴奋地叙述着他的历险，想象着中西部原野公路上癫狂的一群，虽然身上疲乏，自己倒也不觉得。当没有暴风雪时，这每天路上的近三个小时，也是我的思想云游四方的时候。唯一遗憾的是没法用笔将不时冒出来的各种念头记录下来。终于，萨尔的故事要结束了，暴风雪也愈加频繁了，几乎一周两三次，同时我的老本田也开始不断地出问题。路上的近三个小时逐渐变为四个小时，这通勤之路变得越发艰辛。

农历新年的头一天，天上飘着小雪。天不亮我就开着租来的车去上班。在路上，我出来清理雨刷上的冰，却被自动锁在了车外的雪地里。当我把问题解决、赶到办公室时，五个小时已经过去了。那天下午，当我恢复了气力，坐在桌前准备开始工作时，手机响了。这是新年的一个惊喜，精疲力竭后的惊喜。于是，我告别了西郊，到了现在这个工作。

历时近一年多的长途通勤终于结束了，我又坐在了这轮渡的上面，看到了一张张熟悉的面孔。走进新的办公室，我注意到超过三分之一的工作台依然空着。这是否会是一个真正长久的工作？我无法预测，也无必要多想。无论如何，我都依然是在路上。

当集结号响起

下午，在明媚的阳光里驱车回家，收音机里则在直播胡德堡的追悼仪式。那些致辞、祷告无疑是感人的，但是最打动我的却是沉重的集结号后的点名仪式（roll call）。当值军官呼唤着一个个死难士兵的名字，旷野中回应的只有风声。按照传统，激战之后，长官集结下属部队，以点名的形式清点伤亡，决定下一步的部署、走向。而今天的点名，不应仅仅是一个向逝者致敬的悼念仪式。

对于出生于六七十年代中国的我们这一代，军人无疑曾是最神往的职业。甚至在大学实习时，当住进了前日本炮兵的营房，大家还莫名其妙地兴奋了一回。即使后来对中国军人的角色有了更深的了解，这种情结却始终没有消除。到了美国之后，有一段时间就生活在军事基地旁。耳濡目染，对美国军队及军人的作用、地位有了更深刻的了解，也知道了大洋这边子弟兵的含义。

美国的政治、法律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罗马共和国的体系。在很长时间内，美国的军事体系也与罗马共和国有某种类似，尤其是公民士兵的概念，实行的是征兵制。但是，越南战争的失利和反战情绪的高涨导致了征兵制的结束和募兵制的实行。从单纯技术角度看，一支全职业化的军队无疑是更适应现代军事技术的发展，保持军队战斗力的稳定。但是，从政治角度看，这一变化却未必明智。举一个相似的例子。当年，艾森豪威尔总统所倡导的洲际高速公路系统，确实大幅度提高了人们的出行效率，但是同时也几乎完全摧毁了美国的传统城市体系，造成前所未有的资源浪费与环境污染，这是短视的决策者始料不及的。

由于在很多方面的相似性，罗马共和国/帝国的经验教训很可能就是今天美国要汲取的。在罗马共和国的早期，军队是类似民兵性质的。每个有产者有义务连续十六年（步兵）或十年（骑兵）服役出征。当兵是义务，也是地位的象征。后来，随着开疆扩土、战线拉长，兵员短缺，服役年限要求被降低，无产者也允许当兵。由于国家支付的薪水很少，这些半职业化军人的生活完全靠战利品来维持，能带来丰厚战利品的将军就会赢得效忠，国家的军队逐渐变成私家军。于是，凯撒由平民大众支持，成为了独裁者。而屋大维干脆就结束共和，建立帝制。军队的进一步职业化，带来了国力的鼎盛（Pax Romana， 或是Roman Peace），但也为大厦倾覆埋下了祸根。慢慢地，罗马公民们失去了勃勃向上的尚武精神，成了不思牺牲，只思享受的吟诗弄赋的公子哥，公民士兵则演化为日尔曼雇佣军。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诚然，美国的情况与罗马不同，今天人们的自由民主意识也与两千年前的不同。但是，当一个国家将保卫国家的责任推给少数人的时候，当大多数人的义务变成仅仅是纳税人、拉拉队时，那么一场战争所能带来的后果怎能够为每一个公民体会，他们选票的分量又有多重呢？这也就出现了逃避兵役的人却成了咄咄逼人的鹰派的怪事，因为他在拿别人的生命作自己的政治资本、显示自己的英武。同样，新任总统由于没有没有军旅服役的经历，在向军队发号施令时就缺乏应有的底气 。而所谓精英们可以在凭借在华尔街舞拳头、在好莱坞轻歌曼舞、在法庭上巧言令色，就变成人上人，私下傲视那些流血牺牲的士兵。没有血肉的牺牲、生与死的考验，何来的负责公民精神和对自由的珍惜。

由于募兵制的实行和战争的拖长，兵员严重不足，军队开出重奖招募新兵。参军往往成为某些贫家子弟、新移民接受教育资助的途径，而不是出于为国效力、保卫自由的责任、义务。从报道看，这次的杀手哈桑少校就是借参军来获得免费的医学教育。这样的士兵，谈何为国效力，谈何责任。当然，即使征兵制并不能完全避免哈桑事件的发生，但是至少会增加兵源，减少了这类人参军的鼓励因素。同时，由于人人有份，当政客们做出战争的决定时，他们会更多地考虑自己与家人可能面对的牺牲，决策更谨慎、更实际，很多不应发生的问题也就杜绝在萌芽阶段。

尽管并非美国公民，但当我听到点名仪式上那声声呼唤，我流泪了。因为这是对代表义务与权力的公民士兵精神的呼唤，也是对真正美国精神的呼唤。

勉强的爱国者

勉强的爱国者

钱学森去世了。有人将他颂扬为一位冲破阻碍回国效力的杰出科学家，有人则将他贬为学术、人格一文不值的小人。在我眼中，他实在只是一位聪明的工程师、一位勉强的爱国者。

钱是幸运的。他出身名门，负笈名校，主攻的又是当时世界上最尖端的火箭技术，并成为此行中的佼佼者。和那个时代的大多数中国知识青年一样，他也多少有些左倾，对共产党颇有好感。于是，在来到美国若干年之后，他犯下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与同事中的美共分子过从甚密，参加其聚会，甚至考虑参加美共。当参与那些聚会时，他可能没有意识到，对于一个美国人，这种思想倾向也许只是个红字，但对于一个移民，却将是一生的咒诅。

当国共内斗正酣时，钱最多不过是个共产党的同情者。而当毛泽东在天安门上站起来时，他可能对新政权已经有了某种莫名的保留、恐惧。否则，他就不会在此时，在许多留美学生纷纷回国的情况下，申请加入美国国籍了。凭其在工程、学术界已有的成就，他在美国的锦绣前程似乎已经注定。但也就在这时，朝鲜战争爆发了，中美成了敌对方，麦卡锡参议员也开始了他的非美活动调查。于是，钱成了被调查的对象，参与机密工作的许可被取消。而这一切，皆源于十年前的那一错误。这之后，钱突然变成了坚定的爱国者，也就有了那段国人皆知的爱国传奇。

每当听到某些人为麦卡锡的白色恐怖百般辩护时，我实在感到百思不解。正如海军次长金贝尔所说：＂他本不是共产党，是我们把他逼成了共产党。＂当一个政府、国家对其公民以及移民采用以思想、而不是以行为定罪时，它是否把自己降到了与那些专制暴君一样的档次呢？这种手段到底要达到一种什么目的呢？

钱是极为聪明的。我想他是热爱美国的自由、民主的政治环境的，但他更注重的是个人利益的得失。在我看来，他明确意识到，留在美国，这一红字将是他一生的桎梏。在联调局找上门的那一刻，他的命运已经决定。按当时的法律规定，共产同情分子的那段历史已经足以使他被递解出境。即使留下，他也将成为永远的贱民。于是，他选择了离去。而在与中共代表一番讨价还价后，艾森豪威尔总统也竟然恩准。不论艾氏如何想法，在我看来，这实在是一场双重的错误，美国的悲剧。当然，钱回国之后的亲身所历、亲耳所闻是否又让他后悔，这就无人可知了。

钱的故事让我想起了两千多年前的另一位著名人物--亚西比德（Alcibiades）。亚西比德出身于雅典名门，以杰出的雄辩与军事才能及俊美的相貌著称于世。他是苏格拉底的学生，并与老师在战场上互有救命之恩。在雅典与斯巴达争霸希腊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中，他是中后期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作为远征西西里叙拉古的鼓吹者以及远征军的统帅，他深受士兵爱戴，但也为政敌所痛恨。刚到达西西里前线，他即被后方的政敌陷害，要其回雅典受审。由于惧怕不公审判，他叛逃斯巴达，为雅典的对头出谋划策。他在斯巴达军中的活动，不仅导致雅典远征军的全军覆灭，也导致了雅典的长期被围困和几近投降。亚西比德因此被雅典公民大会缺席判处死刑。

但故事并未止于此。亚西比德后来又与斯巴达不和，再奔波斯。再后来，他在危难之际受命，被赦免召回领导雅典海军。他的一系列胜利，使雅典免于毁灭。但是，他的政敌们不甘寂寞，再次对他及其盟友发起攻击，使得他只好为避祸自我放逐于海外。没有了亚西比德及其战友，雅典不久即战败投降，结束了其古典黄金时期。而流落异乡的他，不久也为斯巴达刺杀。

钱、亚两人的故事有许多的不同，但却有两点共同之处：他们的最终选择都对他们本欲服务的国家的利益造成了严重损害，两这一选择的导火索又都是个人与国家间相互信任的丧失。由于亚西比德对祖国雅典的一度背叛，他在史学家眼中是个颇多争议的人物。而钱当初的选择，也令中国的自由派知识分子痛心疾首，认为他是助纣为虐。相形之下，美国人对钱的行为倒是更能理解。在西方人眼中，个人与国家、政府间互有义务，但更多是一种社会合同关系。个人的选择最终决定于个人利益，而没有以天下为己任的义务。当个人行使选择权时，别人、政府则没有多少指责的权力，但是个人也应该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当时钱既不是美国公民，也失去了作美国公民的资格，在相互信任全然丧失的情况下，当归胡不归？

只是，在民主社会中，个人对国家及政府的忠诚是基于相互信任与自由选择的基础上。当一个人不满意的时候，他有修改自己效忠对象的权力和能力。而在专制社会中，这种忠诚则更多是基于权威及暴力。当钱一旦归国，他的忠诚便无法更改了。无论他再有什么想法，他也只能是一个＂坚定的爱国者＂了！

当我读到人们对他截然相反的评论时，我既看到他对中国航天技术所做出的贡献，也看到那亩产万斤粮的豆腐干文章。我看到的不是豪情万丈的英雄，也不是唯唯诺诺的小人， 而是更像一出身不由己的悲剧。这既是美国的悲剧，中国的悲剧，也是钱氏自己的悲剧，只是不知钱老意识到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