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集结号响起

下午，在明媚的阳光里驱车回家，收音机里则在直播胡德堡的追悼仪式。那些致辞、祷告无疑是感人的，但是最打动我的却是沉重的集结号后的点名仪式（roll call）。当值军官呼唤着一个个死难士兵的名字，旷野中回应的只有风声。按照传统，激战之后，长官集结下属部队，以点名的形式清点伤亡，决定下一步的部署、走向。而今天的点名，不应仅仅是一个向逝者致敬的悼念仪式。

对于出生于六七十年代中国的我们这一代，军人无疑曾是最神往的职业。甚至在大学实习时，当住进了前日本炮兵的营房，大家还莫名其妙地兴奋了一回。即使后来对中国军人的角色有了更深的了解，这种情结却始终没有消除。到了美国之后，有一段时间就生活在军事基地旁。耳濡目染，对美国军队及军人的作用、地位有了更深刻的了解，也知道了大洋这边子弟兵的含义。

美国的政治、法律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罗马共和国的体系。在很长时间内，美国的军事体系也与罗马共和国有某种类似，尤其是公民士兵的概念，实行的是征兵制。但是，越南战争的失利和反战情绪的高涨导致了征兵制的结束和募兵制的实行。从单纯技术角度看，一支全职业化的军队无疑是更适应现代军事技术的发展，保持军队战斗力的稳定。但是，从政治角度看，这一变化却未必明智。举一个相似的例子。当年，艾森豪威尔总统所倡导的洲际高速公路系统，确实大幅度提高了人们的出行效率，但是同时也几乎完全摧毁了美国的传统城市体系，造成前所未有的资源浪费与环境污染，这是短视的决策者始料不及的。

由于在很多方面的相似性，罗马共和国/帝国的经验教训很可能就是今天美国要汲取的。在罗马共和国的早期，军队是类似民兵性质的。每个有产者有义务连续十六年（步兵）或十年（骑兵）服役出征。当兵是义务，也是地位的象征。后来，随着开疆扩土、战线拉长，兵员短缺，服役年限要求被降低，无产者也允许当兵。由于国家支付的薪水很少，这些半职业化军人的生活完全靠战利品来维持，能带来丰厚战利品的将军就会赢得效忠，国家的军队逐渐变成私家军。于是，凯撒由平民大众支持，成为了独裁者。而屋大维干脆就结束共和，建立帝制。军队的进一步职业化，带来了国力的鼎盛（Pax Romana， 或是Roman Peace），但也为大厦倾覆埋下了祸根。慢慢地，罗马公民们失去了勃勃向上的尚武精神，成了不思牺牲，只思享受的吟诗弄赋的公子哥，公民士兵则演化为日尔曼雇佣军。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诚然，美国的情况与罗马不同，今天人们的自由民主意识也与两千年前的不同。但是，当一个国家将保卫国家的责任推给少数人的时候，当大多数人的义务变成仅仅是纳税人、拉拉队时，那么一场战争所能带来的后果怎能够为每一个公民体会，他们选票的分量又有多重呢？这也就出现了逃避兵役的人却成了咄咄逼人的鹰派的怪事，因为他在拿别人的生命作自己的政治资本、显示自己的英武。同样，新任总统由于没有没有军旅服役的经历，在向军队发号施令时就缺乏应有的底气 。而所谓精英们可以在凭借在华尔街舞拳头、在好莱坞轻歌曼舞、在法庭上巧言令色，就变成人上人，私下傲视那些流血牺牲的士兵。没有血肉的牺牲、生与死的考验，何来的负责公民精神和对自由的珍惜。

由于募兵制的实行和战争的拖长，兵员严重不足，军队开出重奖招募新兵。参军往往成为某些贫家子弟、新移民接受教育资助的途径，而不是出于为国效力、保卫自由的责任、义务。从报道看，这次的杀手哈桑少校就是借参军来获得免费的医学教育。这样的士兵，谈何为国效力，谈何责任。当然，即使征兵制并不能完全避免哈桑事件的发生，但是至少会增加兵源，减少了这类人参军的鼓励因素。同时，由于人人有份，当政客们做出战争的决定时，他们会更多地考虑自己与家人可能面对的牺牲，决策更谨慎、更实际，很多不应发生的问题也就杜绝在萌芽阶段。

尽管并非美国公民，但当我听到点名仪式上那声声呼唤，我流泪了。因为这是对代表义务与权力的公民士兵精神的呼唤，也是对真正美国精神的呼唤。

勉强的爱国者

勉强的爱国者

钱学森去世了。有人将他颂扬为一位冲破阻碍回国效力的杰出科学家，有人则将他贬为学术、人格一文不值的小人。在我眼中，他实在只是一位聪明的工程师、一位勉强的爱国者。

钱是幸运的。他出身名门，负笈名校，主攻的又是当时世界上最尖端的火箭技术，并成为此行中的佼佼者。和那个时代的大多数中国知识青年一样，他也多少有些左倾，对共产党颇有好感。于是，在来到美国若干年之后，他犯下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与同事中的美共分子过从甚密，参加其聚会，甚至考虑参加美共。当参与那些聚会时，他可能没有意识到，对于一个美国人，这种思想倾向也许只是个红字，但对于一个移民，却将是一生的咒诅。

当国共内斗正酣时，钱最多不过是个共产党的同情者。而当毛泽东在天安门上站起来时，他可能对新政权已经有了某种莫名的保留、恐惧。否则，他就不会在此时，在许多留美学生纷纷回国的情况下，申请加入美国国籍了。凭其在工程、学术界已有的成就，他在美国的锦绣前程似乎已经注定。但也就在这时，朝鲜战争爆发了，中美成了敌对方，麦卡锡参议员也开始了他的非美活动调查。于是，钱成了被调查的对象，参与机密工作的许可被取消。而这一切，皆源于十年前的那一错误。这之后，钱突然变成了坚定的爱国者，也就有了那段国人皆知的爱国传奇。

每当听到某些人为麦卡锡的白色恐怖百般辩护时，我实在感到百思不解。正如海军次长金贝尔所说：＂他本不是共产党，是我们把他逼成了共产党。＂当一个政府、国家对其公民以及移民采用以思想、而不是以行为定罪时，它是否把自己降到了与那些专制暴君一样的档次呢？这种手段到底要达到一种什么目的呢？

钱是极为聪明的。我想他是热爱美国的自由、民主的政治环境的，但他更注重的是个人利益的得失。在我看来，他明确意识到，留在美国，这一红字将是他一生的桎梏。在联调局找上门的那一刻，他的命运已经决定。按当时的法律规定，共产同情分子的那段历史已经足以使他被递解出境。即使留下，他也将成为永远的贱民。于是，他选择了离去。而在与中共代表一番讨价还价后，艾森豪威尔总统也竟然恩准。不论艾氏如何想法，在我看来，这实在是一场双重的错误，美国的悲剧。当然，钱回国之后的亲身所历、亲耳所闻是否又让他后悔，这就无人可知了。

钱的故事让我想起了两千多年前的另一位著名人物--亚西比德（Alcibiades）。亚西比德出身于雅典名门，以杰出的雄辩与军事才能及俊美的相貌著称于世。他是苏格拉底的学生，并与老师在战场上互有救命之恩。在雅典与斯巴达争霸希腊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中，他是中后期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作为远征西西里叙拉古的鼓吹者以及远征军的统帅，他深受士兵爱戴，但也为政敌所痛恨。刚到达西西里前线，他即被后方的政敌陷害，要其回雅典受审。由于惧怕不公审判，他叛逃斯巴达，为雅典的对头出谋划策。他在斯巴达军中的活动，不仅导致雅典远征军的全军覆灭，也导致了雅典的长期被围困和几近投降。亚西比德因此被雅典公民大会缺席判处死刑。

但故事并未止于此。亚西比德后来又与斯巴达不和，再奔波斯。再后来，他在危难之际受命，被赦免召回领导雅典海军。他的一系列胜利，使雅典免于毁灭。但是，他的政敌们不甘寂寞，再次对他及其盟友发起攻击，使得他只好为避祸自我放逐于海外。没有了亚西比德及其战友，雅典不久即战败投降，结束了其古典黄金时期。而流落异乡的他，不久也为斯巴达刺杀。

钱、亚两人的故事有许多的不同，但却有两点共同之处：他们的最终选择都对他们本欲服务的国家的利益造成了严重损害，两这一选择的导火索又都是个人与国家间相互信任的丧失。由于亚西比德对祖国雅典的一度背叛，他在史学家眼中是个颇多争议的人物。而钱当初的选择，也令中国的自由派知识分子痛心疾首，认为他是助纣为虐。相形之下，美国人对钱的行为倒是更能理解。在西方人眼中，个人与国家、政府间互有义务，但更多是一种社会合同关系。个人的选择最终决定于个人利益，而没有以天下为己任的义务。当个人行使选择权时，别人、政府则没有多少指责的权力，但是个人也应该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当时钱既不是美国公民，也失去了作美国公民的资格，在相互信任全然丧失的情况下，当归胡不归？

只是，在民主社会中，个人对国家及政府的忠诚是基于相互信任与自由选择的基础上。当一个人不满意的时候，他有修改自己效忠对象的权力和能力。而在专制社会中，这种忠诚则更多是基于权威及暴力。当钱一旦归国，他的忠诚便无法更改了。无论他再有什么想法，他也只能是一个＂坚定的爱国者＂了！

当我读到人们对他截然相反的评论时，我既看到他对中国航天技术所做出的贡献，也看到那亩产万斤粮的豆腐干文章。我看到的不是豪情万丈的英雄，也不是唯唯诺诺的小人， 而是更像一出身不由己的悲剧。这既是美国的悲剧，中国的悲剧，也是钱氏自己的悲剧，只是不知钱老意识到了没有。

问题的症结

奥巴马总统上任伊始，面临着内政外交困难重重。就紧迫感来说，与经济复苏、阿富汗战争相比，医疗保障体系的改革无疑是排在最末位的，但其潜在的历史意义却是不容低估的。也就是它，当年给了初入白宫的希拉里一个下马威。十多年过去了，也许奥巴马认为在这个问题上左右最容易达成共识，因此选择它作为施政上的一个突破口。但几个月下来，他大概也在重新审视这个问题。

与＂社会主义＂的欧洲和加拿大相比，美国人更崇尚个人选择的自由、相信自由市场，对于任何政府权威有着根深蒂固的戒备心理。因此，与多数发达国家不同，美国人的医疗保险多是通过雇主提供的，对于老年人及特低收入阶层则有政府的Medicare和Medicaid。根据民意调查，大多数美国人对于自己的医疗保险是满意的。但是，在这一＂满意＂的表象下，实际却暗藏着严重的危机。在美国依然有大量人口没有任何医疗保险的的前提下，就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而言，美国人的医疗消费是其他发达国家平均数的近两倍，但其实际回报—人均寿命—却远不及后者。更有甚者，这一费用还在不断上涨。依目前趋势，在不久的将来这一比例将从目前的16%上涨到近30%。

在这个问题上，奥巴马的着眼点是基于传统左派的观点，即社会上每个人都应有享受医疗的权力，而不论其收入多少；在个人没有能力的情况下，政府必须提供这项服务。而传统右派则认为，医疗服务也是一种商品，每个人是否享受应该由个人意愿及自由市场决定，政府没有义务、也没有权力干涉。尽管双方的观点针锋相对，但是却也在两个基本点上有共识：对希波克拉底誓言的恪守与对野马脱缰般的医疗开支的恐惧。对于当代美国社会来说，这两点却似乎是一对互相矛盾的死结。

前几天在NPR中听到基于雇主的医疗保险体系的历史，心中豁然开朗：这一体系竟是基于二、三十年代的经济、医疗水平而设计的！当蓝十字-蓝盾开始兜售他们的保险计划时，人均的年医疗消费不过五美元，比化妆品的开支还低。由于大多数情况下，没有合适的药品、器材让医生有效救人，也就没有天文数字般的费用，于是医疗保险和人寿保险只是可有可无的点缀。后来由于二战时配给制的实施，医疗保险成了雇主手中不多的吸引工人的手段之一，于是这一体系才流行起来。七、八十年过去了，医疗水平以及费用都变了，这古董体系却似乎并没有大的变化。

现代医疗技术的发展为社会健康保障体系提出了一个绝好的悖论。一方面，医药、技术的进步使人们的寿命大幅度延长，许多所谓不治之症已成为历史。另一方面，医药、医师都不是免费的，大夫们医术的提高是基于昂贵的医科教育、药品器械。对于其它商品的生产、消费，技术越进步，意味着未来的成本越低。医疗服务则不同。较好的医疗条件意味着较长的寿命，但再好的医疗也不能保证一个人无疾而终，长寿也就意味着更多的医疗投入。在社会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从长远角度看，政府对于每个社会成员健康医疗的完全承诺，从经济角度看是不可能的。在反对医疗改革人群中，有一类人非左非右，那就是Medicare的享受者。因为他们明白，政府无法向每个人提供类似优厚的福利性医疗，实行全民医疗保险将损害他们的利益。

与左派相反，右派所坚持的医疗消费完全商品化则无视这一服务的独特属性，从长远看只能导致越来越多中低收入阶层失去医疗保障。当无钱看病的重病人出现在医院的急诊室时，救人的任务在于大夫、医院，但那最终的帐单却是整个社会来承担，希波克拉底誓言无可避免地将变成政府、社会的誓言。右派的政策同样面临着与左派一样的经济难题。

在二十本世纪以前，与充足的食物供应一样，享受医疗还仅仅是富裕阶层的一种特权。随着科技的进步，社会财富的增加，在发达国家中，免受饥饿已经成为社会成员的一项基本权利，成为衡量一个社会制度是否合理的基本砝码、维系社会存在的道德底线，成为国家、政府责无旁贷的任务。与此一理，享受基本医疗也应是一个成熟现代社会的基本人权。就像政府需要提供警察维护社会治安一样，政府也应提供基本的医疗保障，使人们不因经济原因遭受无谓病痛的折磨。

但是，就如盛宴佳肴、私人保镖是奢侈消费一样，那种包治百病的医疗也只能是个人的选择。在本世纪之前，无论贫富，在很多致命疾病面前基本是人人平等的，人们更相信生死有时、掌握在天。二十世纪医疗技术的进步，使人们似乎看到了战胜各种疾病的曙光，觉得终于能够彻底掌握自己的命运了。在大量耗费社会财富的前提下，人们用人工手段“完美”着自己的身体，争取多一天两天的生命。盖茨基金会提出的几十年内征服世上主要疾病的雄伟计划，则更是这一心态的体现。但是，近年来肺结核、疟疾等传统疾病的复苏以及艾滋病、肥胖症等新型病症的兴起，无情地嘲弄了人们能力的局限。对于医疗所追求的目标，也到了一个需要重新审视的时候了。

奥巴马的雄心是值得赞扬的，但是实现雄心还需脚踏实地的真知灼见。当选民、政客们为一己的小利所局限，当没有完全理解问题的症结时，国会所能通过的任何法案也只能是治标不治本的狗皮膏药。

回家（旧文重贴）

回家

那天傍晚，在办公室里和大家一一道别后，便急急地汇入东去的车流。到了休息区，我忽然意识到：刚才过于兴奋，过桥时竟然没有回一下头，再望一眼这座生活了多年的城市和那亭亭玉立的城标。兴奋是必然的，因为要回家了。

小时候，一年到头总是四处游荡，首都、县城、渔村、山乡，去过不少地方，但在哪儿都呆不长。诸处之中，印象最深的自然还是小镇上那个被称为家的小屋和屋门口的那条石板路。夏日的黄昏，在河边的大堤上、芦苇荡里玩耍了一天后，小伙伴们早已散去。我望着街里升起的袅袅炊烟，估计母亲已下班了，也慢慢地往回家的方向蹭去。夕照下，原本静寂的小街又充满了生机。家家灶间的门都是敞开的。望进去，炉火随着风匣跳跃，照着汉子满是汗渍的脸膛；大锅里冒出缕缕蒸汽，笼着女人炉台间忙碌的背影。空气里没有煎炒的油烟，而是弥漫着烧劈柴、玉米秸的气息和饭香。小街上有时会走来担水的姑娘，锌皮水桶在扁担尖一颤一颤的，身后的石板路上留下两条长长的湿迹。许多人家把炕桌摆在门前，二丫、铁蛋们都已团团坐定，两眼直勾勾地等着端上来的海碗，幻想着美味的出现。但一日三餐不变的玉米粥、饼子加上大葱、咸菜、大酱，一样能犒劳众人的碌碌饥肠。

虽然也是一样的饥饿，我的脚步却并不匆忙。天暖和时，家里那口大锅一周生不了两次火，幽暗的屋子里只有煤油炉那蓝蓝的火苗伴着母亲和妹妹，等我回家。屋子很小，一盘小炕几乎就是全部。穿呢子大衣的伟大领袖在糊墙纸上接见年轻的水兵，也日日看着饭桌上、被窝里的我。家里总是静悄悄的，没有收音机，更不用说电视了。唯一能给家里带来生气的，就每年大年三十下午父亲风尘仆仆的归来脚步。夏日里每日吃完晚饭，便是陪母亲到门口乘凉，在白莲花般的云朵下，听隔壁大娘、大大谈狐说鬼；冬夜里，妈妈则会在炕头上搂着妹妹，给我们讲一些穿了革命外衣的封资修老故事。生活是清苦的，但不是物质上的。我家里还有父亲扛回来的板油及饼干、糖果。邻居家里人口多的，有时却连大葱、大酱也不能保证。邻居大大家的饼子常常就来自于我家多余的口粮。那时的我，一方面羡慕邻家的热闹，另一方面却为父亲在那个人人向往的大都市里工作在人前骄傲。渐渐长大后，才明白母亲多年一人独力拉扯两个孩子的苦楚，和漫漫长夜里的无奈；才知道父亲是宁可放弃远方的工作调回小镇的。当时周氏的路线是，党叫干啥就干啥，天伦之乐莫论。农民想进城不易，老九想返乡也不易，除非犯点政治错误。

那时阶级斗争是要天天讲的。只要钱广们一天不放弃复辟阴谋，无产阶级就一天也不可放松警惕。母亲常常在厂里开会、学习到深夜，于是我便名正言顺地混到隔壁的大大家，享受新出锅的饼子，尝尝他家二哥偶尔从海边猎回的野味，在舒畅的热炕上和姐姐们一起打滚，享受一下邻家八口之家的天伦之乐。在母亲实在太忙时，也会被送去千里外，挤一两个月爸爸的集体宿舍，或者去亲戚家放几天羊、喂两天猪。小小的年纪，从海轮、火车，到马车、驴车，几乎样样乘了个遍，顺便也尝一下陈三两的厉害和满身虱子的滋味。

既然没人管，我就昏天黑地地玩着，上山、下海、钻苇荡、爬厂房天窗，以至为了看电影而逃学。直到有一天，父亲在并非过年的日子回来了，说：“爸爸不回去了，咱们要搬家。”搬家，还是去大城市，对于我是个值得兴奋的新鲜事。只是要和喜欢打屁股的爸爸总住一起似乎不太舒服。但是，妈妈既然那么高兴，我也就将就了。于是单位里的一辆大解放载着全部家当（三口柜子，一捆桦木和两个铺盖卷儿）颠簸一天，我们的家就升级了。

升级了，才发现同学们几乎都有类似经历。回城的、对调的，四五口之家挤满了那苏式的集体宿舍，也挤满了临近的日式小楼和中式平房。每到傍晚，楼道里就回荡着锅碗瓢盆交响曲和刘兰芳那底气十足的大嗓门。煤油炉、蜂窝煤、液化气，各显神通；沪、鲁、川，油烟代替了炊烟；吴侬软语，大碴子味，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远远盖过了海蛎子腔。虽然在两口子间、父子间、邻里间，不时会传来些不协调的变奏，但欢乐始终是楼道里的主旋律。最欢乐的自然是晚上七点钟。宿舍的阳台上摆满了小板凳，几十人一同看小方盒子的新闻、故事片。大人们摇着蒲扇，小孩子则在背后的水塔架子窜上窜下。电视里的电影就像戏院里的京戏，大家都已熟悉得可以背出台词了，但依然乐此不疲。牛郎织女多年的糟糠夫妻，终于耳鬓厮守，意气融融。当然，也有比较固执的上海人，为了家人宝贵的户口，宁可学苏武寄书鸿雁，北国独守空房。但那毕竟是少数，随着他们的最终离去，随着新住宅楼的不断拔地而起，欢乐的集体宿舍完成了其历史使命，“两地分居”这个词也从家常词汇中逐渐淡出。

时光荏苒，三十年弹指一挥间，文革中爬树上房、调皮捣蛋的一代也都成家立业了。甚者如我辈，干脆飘洋过海，扎根异国他乡。与父辈类似，我们也常常面临两地分居的选择；与父辈不同的是，这一选择基本不是因为制度原因，而更多是基于经济上、事业上的考虑。好在时代变了，分离不再以年计算。

求学、生子、购房，我们在中部小城里安下了家。每个周末，将小院修整一遍之后，坐在明亮的餐厅里，傍着夕阳，品一口啤酒，尝口太太的手艺，看着孩子们嬉闹，心里有一种莫名的满足。人都是有所追求的，事业、金钱、名誉，感官刺激、名山大川。这当中，有的是可求亦可及的，有的是可求却不可及的；有的是生活的必需，有的只是对奢华的贪求。一场音乐会听下来，我会兴奋一两个小时；出外度假归来，在同事面前话匣子会大开一两天；买辆新车，更会有一两个月的新鲜。相形之下，一个温馨的家则给人以持久的成就感。当看到儿女那健壮的身影，灿烂、明媚的眼神，那种满足与陶醉却是没有任何他事可以替代、想比的。早上分别时，神气十足："See you later, alligator." 下午见面时，张开小手，"Hi, Daddy．＂　到了晚上，"Sweet Dream." 每天的模式是相同的，但每次的感觉都是清新、甜蜜的。

中部的生活压力较小，民风醇厚。同事、邻居中有孩子的，往往是两三个以上，甚者有六七个。于是我们也打起生老三的念头。可生活就像一条河，层流少，紊流多，一个小小的浪花就把我们的小家轻轻抛起，甩离了中部，家庭球队的长远计划也泡了汤。由于工作的缘故，家人先行，我断后，开始了并不长的两地分居。与十年前的两地分居不同，那时的牵挂是一份，如今却是三份，并且每一份都厚重于当初的那一份。每次“回”家或是通电话，那稚嫩的声音总会问：“爸爸什么时候才会和我们在一起不走呢？”我的回答总是：“快了，快了。”

时近深夜，下了大路，转过一个个山弯，家近了。在一片幽黑的林地边，有一栋房屋灯火通明，那是家人在等着我。

2007.4 发表于CND

海上札记（旧文重贴）

海上札记

轻轻的匡当一声，船离了码头。从圆圆的舷窗望出去，高高的龙门吊在一步步后退。码头上没有送行的人群，只有三三两两的工人在忙碌著。防波堤内灰绿的海水漾着微波，海鸥在自由地翱翔。在一个小时之内，青翠的群山将消失在天边，视野里只留下泛着波纹的无尽碧水和随船寻食嬉戏的海鸟。又要回学校了！就像放假返乡时一样，心里有种莫名的兴奋与躁动。每次的返校之旅都是这样开始的。

一个人旅行是乏味的，即使是海上也是这样。不幸的是我似乎总是孤身一人。

将目光收回舱室，打量一下同室的旅客，乏味的两天就此开始。同舱的有出差的、旅游的、跑小买卖的，男男女女，形形色色，但是大家的脸上却是清一色的没有表情，似乎国人天生缺少幽默、友善的基因。通常在启航后的半天里，大家都处于桔色警戒的阶段。只有在采购员先生摆上酒盅、熟肉，并灌下两盅之后，舱里的气氛才会略微活络起来。而那要等他饿了才行。

幸运的是我还有读不完的书和看不尽海上的风景。两天下来可以看完半本英文小说。最无聊的一次是背了半本俞敏宏的ＧＲＥ单词。但记忆最深的却是“上帝掷骰子吗？”。舱里的灯光昏暗，于是只有到明亮的大厅里或是甲板上。偶尔抬头，发觉只有自己在读书，颇有异类的感觉。但这种感觉不正是自己所喜欢的嘛？

看累了，就会把目光移向海上。启航时站在船首是颇威风的，但旅途中后甲板的风景却是最美的。这里的航风较柔，即使是冬天也不会像侧舷那样寒风刺骨，陆上的大衣就足够了。初秋的海上是心旷神怡的。在蔚蓝的天空下，一条宽宽的白色航迹泼泼洒洒地伸向天边，随行的海鸟在船尾的浪花里欢快地跳跃，两边那碧绿得诱人的海水在和风中泛着粼光。周围的一切使人产生一种错觉，似乎这船就是世界的中心。实际上，对于肉眼，这何尝不是呢。我常常坐在甲板上长久地遐想。幻想那海边悬崖上法国中尉的女人，幻想鲍小姐或是苏小姐款款走来。但现实可没有如此浪漫，船上有美女出现的概率一般比船边出现鲨鱼的概率还小。偶尔出现一位年轻女郎，往往就像在粮店里刚洗过脸，粉粉白白，煞是有趣。我始终不明白：始、终两地均是美女如云，为何在这一线之上却是如此稀罕。

白天看完了浪花，黄昏再赏落日。赏完了落日，晚上再接着数星星、看月亮。周围的人越来越少，最后只剩下了孤家寡人，却还是依然痴痴地拿着望远镜向天上望。在无月的夜晚，密密的繁星是诱人的。但更美的则是皎洁月色下的大海。水中那摇曳的月光，伴着哗哗的海浪声，圣洁、静谧，诱人神往。更可贵的是，整个甲板上多数时间只有我一人在欣赏这无边的月光。

舷外的风景只限于旅程的头一半。在山东半岛以北，幽蓝的海水如故乡少女的明眸。碧海、蓝天，再点缀着白云、海鸥，让人心胸开朗。随着行程渐南，进入吕四洋，醉人的清澈已变成京城少妇饱经世事般的混浊。逼人的雾气和窒闷的阴云将我那想象的翅膀一点点推回舷内。与舷外的世界相比，舷内的世界更代表着物质与存在。船上依例前有图书室，后有餐厅。但那图书室在我识字之后似乎就再也没有书了，早已变成加铺的地方。而餐厅却名归实至，白天录像、晚上舞厅，连轴提供着精神食粮，间或再照顾一下胃肠的生理需要。门口小黑板上令人心跳的片名、小卖部窗口的法制文学封面在加上旁边的乘警办公室及墙上的治安流动红旗，似乎构成一种奇妙的和谐。

一艘船是一个典型的等级世界，而我则有幸在每个等级都混过。二等舱是船上的贵族，高高居于上层甲板上，紧靠贵宾室和船长室，视野宽敞，空气清新，卫生设施良好。但代价是高处的颠簸和冬日里刺骨的寒风。一觉醒来，似乎茶杯里的水都结了层薄冰。五等舱是平民百姓的大杂院，位于底层甲板，冬夏常春。每个大舱里上百口人，有如车马大店，熙熙攘攘，人们的脸上笑意也与温度成正比，让我想起了庄公的一句话：“大隧之下，其乐也融融。”

每当旅程将近结束，人们的脸上也多了些笑容，话语里少了些提防。于是大家变得无话不谈，唯一的禁忌是谈论海难。据说海船是各种交通工具里最安全的，上海、大连的轮船公司都曾三十多年无大小事故。五千吨的大船即使是七级风浪也没有危险。但我的心却是渴望惊险。在别人晕头转向之时，我却学着朱赫来的熊步，前后甲板到处乱窜。终于有一次遇上小小的惊险。那是在黄岛海面，另一艘同线的客轮主机失灵，泊于海上，我轮奉命救援。由于对方失去动力，海上靠帮极其危险，四五百米的距离居然小心翼翼地挪了四个小时，结果当然是有惊无险。但多年后看“泰坦尼克”时却惊异地发现，泰坦尼克沉没前的灯火通明与那晚对面的景象是何其相像。

似乎从那时其海难就开始进入我的记忆，因为半年后刚上船就听说另一艘长字号客轮刚沉于黄浦江。当我们驶进灯火通明的黄浦江，水手指着江水里一根黑乎乎东西说，那就是她的桅杆。众人立即鸦雀无声。

如今已离开大海多年。几年前听到“大舜号”的悲剧，与妻皆神黯然。“如果不是出国了，你我说不定也会在那条船上。”转念又一想，“我们还未曾同船过呢。”是啊，什么时候我们能一起共享海上的那皎洁的月光？

2004.3 发表于CND

在秋日的阳光下

在秋日的阳光下

正午的阳光是和暖的。蓝天白云下，广袤的水草地平展展地向天边蔓延过去，平静纤细的北河从远山婉转而来，再与南河一起汇入大洋。再过几个小时，当潮水涨起，这里将变成烟波一片，只有那一串锚泊的游艇标识着河道的走向。北河两岸处处静谧秀丽，但此桥处左接开阔的河口三角洲，右依起伏的山林，又有与他处不同的韵味。几年来常常驱车从桥上驶过，偶尔也会停车在桥头徜徉片刻。但在天高云淡的秋日里，悠闲地骑车到此，今天却是第一次。

时光在每日的忙忙碌碌中悄然而逝。不经意的，已到了不惑之年，失业也已有三个多月了。记得看过一部电影《沙滩上 》(On the Beach)，讲述的是核战争幸存者的故事。在电影中，核大战留下的核烟雾已经吞噬了整个北半球，并在一步步向南半球逼近。无助的人群为了躲避那致命的核辐射，纷纷逃向澳大利亚的最南端。在影片的结尾，主人公坐在海边悬崖上，望着天边火红的晚霞，平静而又无奈地等待着最后日子的到来。在公司的最后几个月里，面对一轮又一轮的裁员、减薪，绝望地等待市场复苏的奇迹，那心情正如这主人公一样。待至公司总务主任那温柔的声音在电话里终于响起，心里却有了悬石落地般的平安。

当真正忙碌时，是无暇去多愁善感的。在这三个多月里，除了回国探亲和投递简历外，大部分的时间都化在了积欠已久的室内外维护、装修上。当站在高高的梯子上，汗流满面地舞动凿锯清理陈年朽木时，那些发出去后石沉大海的简历就暂时被置于脑后了。当看着修缮一新的窗户、浴室，闻着车道上散发出的新铺沥青的气味，心里则有种成就感油然而生。待至尘埃落定，时光早已跨越了赤日炎炎的盛夏，进入了萧瑟的秋日。

北河的潮水涨落有定时，人生、事业的起伏却远难预测。人总是希望、甚至相信，可以为自己建造一个能够抗拒任何冲击的安全堡垒。可是，在自然及社会的潮起潮落面前，个人实在是微不足道了。两年前我已预感到本行业的市场将面临一段严重的危机时期，于是使尽全身解数以求找到一个相对安全的避风港。但是这次危机的深重程度却是我以及大多数人所始料未及的。一年多忙碌下来，依然未逃脱失业的命运。

潮起潮落，沧海桑田。面前平静蜿蜒的北河似乎就是一个隐喻。几百年前，这里本是原木参天、水草丰盛的印第安人渔猎之地。欧洲移民来到之后，那似乎采之不尽的参天古木支撑起两岸大大小小的造船场，森林在采伐一净之后成为开阔的牧场、农田。丰美的盐水草则被收获，装上平地船运至四方，作为牛羊的饲料。这样田园诗般的采伐、建造、收割持续了两百年。在内战前后，随着原木采尽、新型蒸汽船的兴起，此地造船业走向最终衰落。四十年后， 一场著名的波特兰风暴，在吞噬了无数生命的同时，也将远处第三、四峭壁之间的海岸摧毁，北河、南河的入海口从第四峭壁以南改道至此。入海口的洞开，使三角洲地带河水含盐度骤然大幅度提升，盐水草的采集业也就此消亡。再过几十年，随着中西部大农、牧场的发展，两岸的农牧业近一步凋敝。在废弃的农田上，高大的松树、橡树渐渐长出，浓郁的森林再次覆盖了北河两岸。潮起潮落，水落石出，大自然完成了一个循环，螺旋般的循环。森林尽管浓郁，却早已不是当初的原始森林，居民也从当初的印第安人、清教徒为主，演化为今天的一位论派居少数、天主教徒居多。有破产、消亡，有兴起、迁入，河水依然重复着往复的潮汐。逝者如斯夫。

我是从来不信所谓正面思维之类的无稽之谈的，发生了的危机就是不折不扣的灾难。所谓机会，实际什么时候都有，一般并非灾难带来的，更没有人喜欢失业。但是在危机面前，别无他法，只有更积极地寻找新的出路，否则等待的就是消亡。潮潮起潮落，大自然为北河打开新的出口，也封上了旧的。 同样，人生的一扇门关掉了，也必有另一扇门打开。只是我们经常不知道这门是在哪里，更宽、还是更窄，以及在那门后是否是一番新天新地。在这些日子里，我一方面试着将搁置多年的研究工作拾起，一方面花更多的时间到所谓的副业、爱好上，同时试探各种新的方向。在这风暴中，我只能如圣经上所说的，刚强壮胆，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也许将伤痕遍体，但风暴过后，天地将再次充满生机，就如这北河两岸一样。

安•兰德，奥巴马时代，及其他（六）

世界是复杂的，人类社会更是多彩的。但是有人却试图用一个简单的标尺来衡量一切，用黑白分明的简单矛盾对抗来诠释这一切。当这种试图只局限于学术域时，它是健康的。但是如果有人采用通俗文化的形式向大众灌输，鼓吹以某种极端方式将其付诸实践，其潜在后果就可能极其危险的。在近现代历史中，这种凭书斋中推导出的理想公式来改造世界的试验已不止一次了，兰德主义者不过是其中的一例而已。在学术领域，人们对她的客观主义哲学兴趣了了，评价也不高。她的忠实听众大多是哲学思考并不深的普通人。正如许多兰德主义者所承认的，她的书主要是为非知识分子（under-interllectual）写的。普通美国人的传统思维在很多方面与兰德是很一拍即合的：强调个人责任、非黑即白的简单思维、对于英雄的崇拜，等等。如兰德一样，在许多美国人心目中，美国历史上的黄金时代就是十九世纪式的自由资本主义时期，最完美的自由资本主义就应完全基于彻底的自私自利的原则。正因如此，兰德的思想在美国的普通民众中有很强的草根性，尽管她的立论基础与大多数美国人那强烈的基督教信仰相悖。在兰德去世二十年后，在作为她最著名崇拜者之一的格林斯潘都以行动背弃了客观主义经济原则后，随着奥巴马加入选战并最终入主白宫，兰德主义者居然再次兴起。

作为民主党新生代的领军人物，奥巴马的竞选纲领、执政理念，再加上其独特的种族、家庭及民权律师的背景，使他当仁不让地成为包括兰德主义者在内的极右派的痛恨与攻击对象。我那位兰德主义者朋友对论奥巴马的第一句评论就是：＂共产分子！＂在最近的9.12示威中，更有人不知所云地将奥巴马比为纳粹。奥氏有如此福气，居然可以同时戴极左与极右两顶帽子！其实奥氏不过是中间偏左而已，他在兰德所痛恨的传统产业工会分子（也包括警察、教师工会）、蓝领工人中的受支持率远低于希拉里。在对于奥巴马的攻击中，很大一部分是源于人们头脑中根深蒂固的种族偏见（在种族、文化偏见方面，兰德是不输他人的），以及近年来激剧恶化的党派对立。这些是既无需批驳，也无法辩出是非的，不值得浪费笔墨去讨论其源由。但是在所有反对声浪中，有两点却还是有一定根据的，即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以及对弱势群体的扶持。

正如兰德主义者所指出的，政府对市场、经济的干预的结果经常与预期相距甚远，甚至相反。但是，全球的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已经发展到了一种与政府行为难分难解的地步。在空前的经济危机面前，如果政府放任不管，那么后果大概会比三十年代的大萧条还要严重。这可能的混乱、崩溃与饥馑的危胁是任何一个现代民主政体所不能容忍的。市场经济的生命力是旺盛的，但战争、强权的生命力更旺。在市场完成自身调整之前，世界很可能已经陷入了另一次大战的泥潭。更具讽刺意味的是，这次大危机的最直接推手就是格林斯潘为了维持虚假繁荣而长期所推行的利率政策。当这种政府干预给“兰德”主义者带来滚滚财源时，他们是无暇抗议的，什么自由市场规律不过是可有可无的。但是当吞噬一切的危机来到时，当大家都面临恐荒时，纾解恐慌的政府干预行为却在他们眼里成为一种罪恶。如此门徒，不知兰德女士是否要在坟墓中打滚了。其实，奥氏政府对付金融危机的政策与布什政府政策的应急措施并无本质区别，最多是五十步与七十步的差别。问题的关键在于，奥氏政府是否会将其一系列应急措施推广到危机过后。在这方面，由于其左派背景，奥巴马无疑是有这种倾向的。但是，如果反对派只是对其所有政策一概反对，恐怕只能适得其反。

正是因为兰德在立论基础上的偏颇，尽管她尽情为自由资本主义讴歌，她的所鼓吹的原则、行动却实际上与现代资本主义格格不入。在小说《阿特拉斯耸耸肩》中，兰德让高特成功地说服了世界上的顶尖资本家们以集体罢工来对抗盛行的集体主义思潮。同为古典自由主义者的经济学家斯库森（Mark Skousen）指出，这一情节本身违反了商业运作中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即在体制内寻找机会以获取最大利润。现实中的商人更关心的是妥协与成交，而不是意识形态领域中的对抗。可以说，一个真正的商人是即使在绞刑架下也会把绞索卖个好价钱的。

兰德主义者将自己视为可以主宰命运的超人，藐视任何弱势群体，鼓吹社会达尔文主义。与之相反，现代自由派则以帮助弱者为己任，热衷于为保守派人士所诟病的Affirmative Action 政策。奥巴马是民权律师、社区组织者出身，似乎更有当代图希先生之嫌，尽管在这方面他的实际作为远不及参议院肯尼迪的十分之一。令人略感欣慰的是，当奥巴马谈到黑人家庭的普遍问题时，他更强调的是父亲的责任，而不是一味强调社会的歧视。

面对上帝，一个人一方面应该对自己的行为、选择负全责，另一方面，也必须承认自己的有限、渺小，作为社会的有机一份子，每个人对于社会也有自己应尽的一份责任。这既是神的要求，也是人的本能的一方面，而不是简单的利他主义。这两份责任都不是契约性或是双向的，而应是无条件的、单向的。任何一个政府，应有立法规定个人最低责任的权利和义务，却无法、也无权作为一个有效的强制执行者。这是线性思维的兰德主义者所不能理解的，也是现代自由派所不同意的。关于利己主义与利他主义之间的关系、以及其各自在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这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有一点每个人都可以自问：如果你和周围人的关系完全是维系在商品等价交换价值上，那么你希望有什么样的家庭、朋友，这样的社会会持续发展吗？

兰德主义是一面镜子，当你用他来照近处的自己的时候，它是积极的。而当你试图用它来指责远处的他人时，结果就未尝可知了。我尊崇那天才的建筑师洛克，但是又有哪个兰德主义者，包括兰德本人，对人、对己能如洛克一样呢。（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