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集结号响起

下午，在明媚的阳光里驱车回家，收音机里则在直播胡德堡的追悼仪式。那些致辞、祷告无疑是感人的，但是最打动我的却是沉重的集结号后的点名仪式（roll call）。当值军官呼唤着一个个死难士兵的名字，旷野中回应的只有风声。按照传统，激战之后，长官集结下属部队，以点名的形式清点伤亡，决定下一步的部署、走向。而今天的点名，不应仅仅是一个向逝者致敬的悼念仪式。

对于出生于六七十年代中国的我们这一代，军人无疑曾是最神往的职业。甚至在大学实习时，当住进了前日本炮兵的营房，大家还莫名其妙地兴奋了一回。即使后来对中国军人的角色有了更深的了解，这种情结却始终没有消除。到了美国之后，有一段时间就生活在军事基地旁。耳濡目染，对美国军队及军人的作用、地位有了更深刻的了解，也知道了大洋这边子弟兵的含义。

美国的政治、法律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罗马共和国的体系。在很长时间内，美国的军事体系也与罗马共和国有某种类似，尤其是公民士兵的概念，实行的是征兵制。但是，越南战争的失利和反战情绪的高涨导致了征兵制的结束和募兵制的实行。从单纯技术角度看，一支全职业化的军队无疑是更适应现代军事技术的发展，保持军队战斗力的稳定。但是，从政治角度看，这一变化却未必明智。举一个相似的例子。当年，艾森豪威尔总统所倡导的洲际高速公路系统，确实大幅度提高了人们的出行效率，但是同时也几乎完全摧毁了美国的传统城市体系，造成前所未有的资源浪费与环境污染，这是短视的决策者始料不及的。

由于在很多方面的相似性，罗马共和国/帝国的经验教训很可能就是今天美国要汲取的。在罗马共和国的早期，军队是类似民兵性质的。每个有产者有义务连续十六年（步兵）或十年（骑兵）服役出征。当兵是义务，也是地位的象征。后来，随着开疆扩土、战线拉长，兵员短缺，服役年限要求被降低，无产者也允许当兵。由于国家支付的薪水很少，这些半职业化军人的生活完全靠战利品来维持，能带来丰厚战利品的将军就会赢得效忠，国家的军队逐渐变成私家军。于是，凯撒由平民大众支持，成为了独裁者。而屋大维干脆就结束共和，建立帝制。军队的进一步职业化，带来了国力的鼎盛（Pax Romana， 或是Roman Peace），但也为大厦倾覆埋下了祸根。慢慢地，罗马公民们失去了勃勃向上的尚武精神，成了不思牺牲，只思享受的吟诗弄赋的公子哥，公民士兵则演化为日尔曼雇佣军。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诚然，美国的情况与罗马不同，今天人们的自由民主意识也与两千年前的不同。但是，当一个国家将保卫国家的责任推给少数人的时候，当大多数人的义务变成仅仅是纳税人、拉拉队时，那么一场战争所能带来的后果怎能够为每一个公民体会，他们选票的分量又有多重呢？这也就出现了逃避兵役的人却成了咄咄逼人的鹰派的怪事，因为他在拿别人的生命作自己的政治资本、显示自己的英武。同样，新任总统由于没有没有军旅服役的经历，在向军队发号施令时就缺乏应有的底气 。而所谓精英们可以在凭借在华尔街舞拳头、在好莱坞轻歌曼舞、在法庭上巧言令色，就变成人上人，私下傲视那些流血牺牲的士兵。没有血肉的牺牲、生与死的考验，何来的负责公民精神和对自由的珍惜。

由于募兵制的实行和战争的拖长，兵员严重不足，军队开出重奖招募新兵。参军往往成为某些贫家子弟、新移民接受教育资助的途径，而不是出于为国效力、保卫自由的责任、义务。从报道看，这次的杀手哈桑少校就是借参军来获得免费的医学教育。这样的士兵，谈何为国效力，谈何责任。当然，即使征兵制并不能完全避免哈桑事件的发生，但是至少会增加兵源，减少了这类人参军的鼓励因素。同时，由于人人有份，当政客们做出战争的决定时，他们会更多地考虑自己与家人可能面对的牺牲，决策更谨慎、更实际，很多不应发生的问题也就杜绝在萌芽阶段。

尽管并非美国公民，但当我听到点名仪式上那声声呼唤，我流泪了。因为这是对代表义务与权力的公民士兵精神的呼唤，也是对真正美国精神的呼唤。

勉强的爱国者

勉强的爱国者

钱学森去世了。有人将他颂扬为一位冲破阻碍回国效力的杰出科学家，有人则将他贬为学术、人格一文不值的小人。在我眼中，他实在只是一位聪明的工程师、一位勉强的爱国者。

钱是幸运的。他出身名门，负笈名校，主攻的又是当时世界上最尖端的火箭技术，并成为此行中的佼佼者。和那个时代的大多数中国知识青年一样，他也多少有些左倾，对共产党颇有好感。于是，在来到美国若干年之后，他犯下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与同事中的美共分子过从甚密，参加其聚会，甚至考虑参加美共。当参与那些聚会时，他可能没有意识到，对于一个美国人，这种思想倾向也许只是个红字，但对于一个移民，却将是一生的咒诅。

当国共内斗正酣时，钱最多不过是个共产党的同情者。而当毛泽东在天安门上站起来时，他可能对新政权已经有了某种莫名的保留、恐惧。否则，他就不会在此时，在许多留美学生纷纷回国的情况下，申请加入美国国籍了。凭其在工程、学术界已有的成就，他在美国的锦绣前程似乎已经注定。但也就在这时，朝鲜战争爆发了，中美成了敌对方，麦卡锡参议员也开始了他的非美活动调查。于是，钱成了被调查的对象，参与机密工作的许可被取消。而这一切，皆源于十年前的那一错误。这之后，钱突然变成了坚定的爱国者，也就有了那段国人皆知的爱国传奇。

每当听到某些人为麦卡锡的白色恐怖百般辩护时，我实在感到百思不解。正如海军次长金贝尔所说：＂他本不是共产党，是我们把他逼成了共产党。＂当一个政府、国家对其公民以及移民采用以思想、而不是以行为定罪时，它是否把自己降到了与那些专制暴君一样的档次呢？这种手段到底要达到一种什么目的呢？

钱是极为聪明的。我想他是热爱美国的自由、民主的政治环境的，但他更注重的是个人利益的得失。在我看来，他明确意识到，留在美国，这一红字将是他一生的桎梏。在联调局找上门的那一刻，他的命运已经决定。按当时的法律规定，共产同情分子的那段历史已经足以使他被递解出境。即使留下，他也将成为永远的贱民。于是，他选择了离去。而在与中共代表一番讨价还价后，艾森豪威尔总统也竟然恩准。不论艾氏如何想法，在我看来，这实在是一场双重的错误，美国的悲剧。当然，钱回国之后的亲身所历、亲耳所闻是否又让他后悔，这就无人可知了。

钱的故事让我想起了两千多年前的另一位著名人物--亚西比德（Alcibiades）。亚西比德出身于雅典名门，以杰出的雄辩与军事才能及俊美的相貌著称于世。他是苏格拉底的学生，并与老师在战场上互有救命之恩。在雅典与斯巴达争霸希腊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中，他是中后期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作为远征西西里叙拉古的鼓吹者以及远征军的统帅，他深受士兵爱戴，但也为政敌所痛恨。刚到达西西里前线，他即被后方的政敌陷害，要其回雅典受审。由于惧怕不公审判，他叛逃斯巴达，为雅典的对头出谋划策。他在斯巴达军中的活动，不仅导致雅典远征军的全军覆灭，也导致了雅典的长期被围困和几近投降。亚西比德因此被雅典公民大会缺席判处死刑。

但故事并未止于此。亚西比德后来又与斯巴达不和，再奔波斯。再后来，他在危难之际受命，被赦免召回领导雅典海军。他的一系列胜利，使雅典免于毁灭。但是，他的政敌们不甘寂寞，再次对他及其盟友发起攻击，使得他只好为避祸自我放逐于海外。没有了亚西比德及其战友，雅典不久即战败投降，结束了其古典黄金时期。而流落异乡的他，不久也为斯巴达刺杀。

钱、亚两人的故事有许多的不同，但却有两点共同之处：他们的最终选择都对他们本欲服务的国家的利益造成了严重损害，两这一选择的导火索又都是个人与国家间相互信任的丧失。由于亚西比德对祖国雅典的一度背叛，他在史学家眼中是个颇多争议的人物。而钱当初的选择，也令中国的自由派知识分子痛心疾首，认为他是助纣为虐。相形之下，美国人对钱的行为倒是更能理解。在西方人眼中，个人与国家、政府间互有义务，但更多是一种社会合同关系。个人的选择最终决定于个人利益，而没有以天下为己任的义务。当个人行使选择权时，别人、政府则没有多少指责的权力，但是个人也应该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当时钱既不是美国公民，也失去了作美国公民的资格，在相互信任全然丧失的情况下，当归胡不归？

只是，在民主社会中，个人对国家及政府的忠诚是基于相互信任与自由选择的基础上。当一个人不满意的时候，他有修改自己效忠对象的权力和能力。而在专制社会中，这种忠诚则更多是基于权威及暴力。当钱一旦归国，他的忠诚便无法更改了。无论他再有什么想法，他也只能是一个＂坚定的爱国者＂了！

当我读到人们对他截然相反的评论时，我既看到他对中国航天技术所做出的贡献，也看到那亩产万斤粮的豆腐干文章。我看到的不是豪情万丈的英雄，也不是唯唯诺诺的小人， 而是更像一出身不由己的悲剧。这既是美国的悲剧，中国的悲剧，也是钱氏自己的悲剧，只是不知钱老意识到了没有。

问题的症结

奥巴马总统上任伊始，面临着内政外交困难重重。就紧迫感来说，与经济复苏、阿富汗战争相比，医疗保障体系的改革无疑是排在最末位的，但其潜在的历史意义却是不容低估的。也就是它，当年给了初入白宫的希拉里一个下马威。十多年过去了，也许奥巴马认为在这个问题上左右最容易达成共识，因此选择它作为施政上的一个突破口。但几个月下来，他大概也在重新审视这个问题。

与＂社会主义＂的欧洲和加拿大相比，美国人更崇尚个人选择的自由、相信自由市场，对于任何政府权威有着根深蒂固的戒备心理。因此，与多数发达国家不同，美国人的医疗保险多是通过雇主提供的，对于老年人及特低收入阶层则有政府的Medicare和Medicaid。根据民意调查，大多数美国人对于自己的医疗保险是满意的。但是，在这一＂满意＂的表象下，实际却暗藏着严重的危机。在美国依然有大量人口没有任何医疗保险的的前提下，就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而言，美国人的医疗消费是其他发达国家平均数的近两倍，但其实际回报—人均寿命—却远不及后者。更有甚者，这一费用还在不断上涨。依目前趋势，在不久的将来这一比例将从目前的16%上涨到近30%。

在这个问题上，奥巴马的着眼点是基于传统左派的观点，即社会上每个人都应有享受医疗的权力，而不论其收入多少；在个人没有能力的情况下，政府必须提供这项服务。而传统右派则认为，医疗服务也是一种商品，每个人是否享受应该由个人意愿及自由市场决定，政府没有义务、也没有权力干涉。尽管双方的观点针锋相对，但是却也在两个基本点上有共识：对希波克拉底誓言的恪守与对野马脱缰般的医疗开支的恐惧。对于当代美国社会来说，这两点却似乎是一对互相矛盾的死结。

前几天在NPR中听到基于雇主的医疗保险体系的历史，心中豁然开朗：这一体系竟是基于二、三十年代的经济、医疗水平而设计的！当蓝十字-蓝盾开始兜售他们的保险计划时，人均的年医疗消费不过五美元，比化妆品的开支还低。由于大多数情况下，没有合适的药品、器材让医生有效救人，也就没有天文数字般的费用，于是医疗保险和人寿保险只是可有可无的点缀。后来由于二战时配给制的实施，医疗保险成了雇主手中不多的吸引工人的手段之一，于是这一体系才流行起来。七、八十年过去了，医疗水平以及费用都变了，这古董体系却似乎并没有大的变化。

现代医疗技术的发展为社会健康保障体系提出了一个绝好的悖论。一方面，医药、技术的进步使人们的寿命大幅度延长，许多所谓不治之症已成为历史。另一方面，医药、医师都不是免费的，大夫们医术的提高是基于昂贵的医科教育、药品器械。对于其它商品的生产、消费，技术越进步，意味着未来的成本越低。医疗服务则不同。较好的医疗条件意味着较长的寿命，但再好的医疗也不能保证一个人无疾而终，长寿也就意味着更多的医疗投入。在社会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从长远角度看，政府对于每个社会成员健康医疗的完全承诺，从经济角度看是不可能的。在反对医疗改革人群中，有一类人非左非右，那就是Medicare的享受者。因为他们明白，政府无法向每个人提供类似优厚的福利性医疗，实行全民医疗保险将损害他们的利益。

与左派相反，右派所坚持的医疗消费完全商品化则无视这一服务的独特属性，从长远看只能导致越来越多中低收入阶层失去医疗保障。当无钱看病的重病人出现在医院的急诊室时，救人的任务在于大夫、医院，但那最终的帐单却是整个社会来承担，希波克拉底誓言无可避免地将变成政府、社会的誓言。右派的政策同样面临着与左派一样的经济难题。

在二十本世纪以前，与充足的食物供应一样，享受医疗还仅仅是富裕阶层的一种特权。随着科技的进步，社会财富的增加，在发达国家中，免受饥饿已经成为社会成员的一项基本权利，成为衡量一个社会制度是否合理的基本砝码、维系社会存在的道德底线，成为国家、政府责无旁贷的任务。与此一理，享受基本医疗也应是一个成熟现代社会的基本人权。就像政府需要提供警察维护社会治安一样，政府也应提供基本的医疗保障，使人们不因经济原因遭受无谓病痛的折磨。

但是，就如盛宴佳肴、私人保镖是奢侈消费一样，那种包治百病的医疗也只能是个人的选择。在本世纪之前，无论贫富，在很多致命疾病面前基本是人人平等的，人们更相信生死有时、掌握在天。二十世纪医疗技术的进步，使人们似乎看到了战胜各种疾病的曙光，觉得终于能够彻底掌握自己的命运了。在大量耗费社会财富的前提下，人们用人工手段“完美”着自己的身体，争取多一天两天的生命。盖茨基金会提出的几十年内征服世上主要疾病的雄伟计划，则更是这一心态的体现。但是，近年来肺结核、疟疾等传统疾病的复苏以及艾滋病、肥胖症等新型病症的兴起，无情地嘲弄了人们能力的局限。对于医疗所追求的目标，也到了一个需要重新审视的时候了。

奥巴马的雄心是值得赞扬的，但是实现雄心还需脚踏实地的真知灼见。当选民、政客们为一己的小利所局限，当没有完全理解问题的症结时，国会所能通过的任何法案也只能是治标不治本的狗皮膏药。

回家（旧文重贴）

回家

那天傍晚，在办公室里和大家一一道别后，便急急地汇入东去的车流。到了休息区，我忽然意识到：刚才过于兴奋，过桥时竟然没有回一下头，再望一眼这座生活了多年的城市和那亭亭玉立的城标。兴奋是必然的，因为要回家了。

小时候，一年到头总是四处游荡，首都、县城、渔村、山乡，去过不少地方，但在哪儿都呆不长。诸处之中，印象最深的自然还是小镇上那个被称为家的小屋和屋门口的那条石板路。夏日的黄昏，在河边的大堤上、芦苇荡里玩耍了一天后，小伙伴们早已散去。我望着街里升起的袅袅炊烟，估计母亲已下班了，也慢慢地往回家的方向蹭去。夕照下，原本静寂的小街又充满了生机。家家灶间的门都是敞开的。望进去，炉火随着风匣跳跃，照着汉子满是汗渍的脸膛；大锅里冒出缕缕蒸汽，笼着女人炉台间忙碌的背影。空气里没有煎炒的油烟，而是弥漫着烧劈柴、玉米秸的气息和饭香。小街上有时会走来担水的姑娘，锌皮水桶在扁担尖一颤一颤的，身后的石板路上留下两条长长的湿迹。许多人家把炕桌摆在门前，二丫、铁蛋们都已团团坐定，两眼直勾勾地等着端上来的海碗，幻想着美味的出现。但一日三餐不变的玉米粥、饼子加上大葱、咸菜、大酱，一样能犒劳众人的碌碌饥肠。

虽然也是一样的饥饿，我的脚步却并不匆忙。天暖和时，家里那口大锅一周生不了两次火，幽暗的屋子里只有煤油炉那蓝蓝的火苗伴着母亲和妹妹，等我回家。屋子很小，一盘小炕几乎就是全部。穿呢子大衣的伟大领袖在糊墙纸上接见年轻的水兵，也日日看着饭桌上、被窝里的我。家里总是静悄悄的，没有收音机，更不用说电视了。唯一能给家里带来生气的，就每年大年三十下午父亲风尘仆仆的归来脚步。夏日里每日吃完晚饭，便是陪母亲到门口乘凉，在白莲花般的云朵下，听隔壁大娘、大大谈狐说鬼；冬夜里，妈妈则会在炕头上搂着妹妹，给我们讲一些穿了革命外衣的封资修老故事。生活是清苦的，但不是物质上的。我家里还有父亲扛回来的板油及饼干、糖果。邻居家里人口多的，有时却连大葱、大酱也不能保证。邻居大大家的饼子常常就来自于我家多余的口粮。那时的我，一方面羡慕邻家的热闹，另一方面却为父亲在那个人人向往的大都市里工作在人前骄傲。渐渐长大后，才明白母亲多年一人独力拉扯两个孩子的苦楚，和漫漫长夜里的无奈；才知道父亲是宁可放弃远方的工作调回小镇的。当时周氏的路线是，党叫干啥就干啥，天伦之乐莫论。农民想进城不易，老九想返乡也不易，除非犯点政治错误。

那时阶级斗争是要天天讲的。只要钱广们一天不放弃复辟阴谋，无产阶级就一天也不可放松警惕。母亲常常在厂里开会、学习到深夜，于是我便名正言顺地混到隔壁的大大家，享受新出锅的饼子，尝尝他家二哥偶尔从海边猎回的野味，在舒畅的热炕上和姐姐们一起打滚，享受一下邻家八口之家的天伦之乐。在母亲实在太忙时，也会被送去千里外，挤一两个月爸爸的集体宿舍，或者去亲戚家放几天羊、喂两天猪。小小的年纪，从海轮、火车，到马车、驴车，几乎样样乘了个遍，顺便也尝一下陈三两的厉害和满身虱子的滋味。

既然没人管，我就昏天黑地地玩着，上山、下海、钻苇荡、爬厂房天窗，以至为了看电影而逃学。直到有一天，父亲在并非过年的日子回来了，说：“爸爸不回去了，咱们要搬家。”搬家，还是去大城市，对于我是个值得兴奋的新鲜事。只是要和喜欢打屁股的爸爸总住一起似乎不太舒服。但是，妈妈既然那么高兴，我也就将就了。于是单位里的一辆大解放载着全部家当（三口柜子，一捆桦木和两个铺盖卷儿）颠簸一天，我们的家就升级了。

升级了，才发现同学们几乎都有类似经历。回城的、对调的，四五口之家挤满了那苏式的集体宿舍，也挤满了临近的日式小楼和中式平房。每到傍晚，楼道里就回荡着锅碗瓢盆交响曲和刘兰芳那底气十足的大嗓门。煤油炉、蜂窝煤、液化气，各显神通；沪、鲁、川，油烟代替了炊烟；吴侬软语，大碴子味，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远远盖过了海蛎子腔。虽然在两口子间、父子间、邻里间，不时会传来些不协调的变奏，但欢乐始终是楼道里的主旋律。最欢乐的自然是晚上七点钟。宿舍的阳台上摆满了小板凳，几十人一同看小方盒子的新闻、故事片。大人们摇着蒲扇，小孩子则在背后的水塔架子窜上窜下。电视里的电影就像戏院里的京戏，大家都已熟悉得可以背出台词了，但依然乐此不疲。牛郎织女多年的糟糠夫妻，终于耳鬓厮守，意气融融。当然，也有比较固执的上海人，为了家人宝贵的户口，宁可学苏武寄书鸿雁，北国独守空房。但那毕竟是少数，随着他们的最终离去，随着新住宅楼的不断拔地而起，欢乐的集体宿舍完成了其历史使命，“两地分居”这个词也从家常词汇中逐渐淡出。

时光荏苒，三十年弹指一挥间，文革中爬树上房、调皮捣蛋的一代也都成家立业了。甚者如我辈，干脆飘洋过海，扎根异国他乡。与父辈类似，我们也常常面临两地分居的选择；与父辈不同的是，这一选择基本不是因为制度原因，而更多是基于经济上、事业上的考虑。好在时代变了，分离不再以年计算。

求学、生子、购房，我们在中部小城里安下了家。每个周末，将小院修整一遍之后，坐在明亮的餐厅里，傍着夕阳，品一口啤酒，尝口太太的手艺，看着孩子们嬉闹，心里有一种莫名的满足。人都是有所追求的，事业、金钱、名誉，感官刺激、名山大川。这当中，有的是可求亦可及的，有的是可求却不可及的；有的是生活的必需，有的只是对奢华的贪求。一场音乐会听下来，我会兴奋一两个小时；出外度假归来，在同事面前话匣子会大开一两天；买辆新车，更会有一两个月的新鲜。相形之下，一个温馨的家则给人以持久的成就感。当看到儿女那健壮的身影，灿烂、明媚的眼神，那种满足与陶醉却是没有任何他事可以替代、想比的。早上分别时，神气十足："See you later, alligator." 下午见面时，张开小手，"Hi, Daddy．＂　到了晚上，"Sweet Dream." 每天的模式是相同的，但每次的感觉都是清新、甜蜜的。

中部的生活压力较小，民风醇厚。同事、邻居中有孩子的，往往是两三个以上，甚者有六七个。于是我们也打起生老三的念头。可生活就像一条河，层流少，紊流多，一个小小的浪花就把我们的小家轻轻抛起，甩离了中部，家庭球队的长远计划也泡了汤。由于工作的缘故，家人先行，我断后，开始了并不长的两地分居。与十年前的两地分居不同，那时的牵挂是一份，如今却是三份，并且每一份都厚重于当初的那一份。每次“回”家或是通电话，那稚嫩的声音总会问：“爸爸什么时候才会和我们在一起不走呢？”我的回答总是：“快了，快了。”

时近深夜，下了大路，转过一个个山弯，家近了。在一片幽黑的林地边，有一栋房屋灯火通明，那是家人在等着我。

2007.4 发表于CND

海上札记（旧文重贴）

海上札记

轻轻的匡当一声，船离了码头。从圆圆的舷窗望出去，高高的龙门吊在一步步后退。码头上没有送行的人群，只有三三两两的工人在忙碌著。防波堤内灰绿的海水漾着微波，海鸥在自由地翱翔。在一个小时之内，青翠的群山将消失在天边，视野里只留下泛着波纹的无尽碧水和随船寻食嬉戏的海鸟。又要回学校了！就像放假返乡时一样，心里有种莫名的兴奋与躁动。每次的返校之旅都是这样开始的。

一个人旅行是乏味的，即使是海上也是这样。不幸的是我似乎总是孤身一人。

将目光收回舱室，打量一下同室的旅客，乏味的两天就此开始。同舱的有出差的、旅游的、跑小买卖的，男男女女，形形色色，但是大家的脸上却是清一色的没有表情，似乎国人天生缺少幽默、友善的基因。通常在启航后的半天里，大家都处于桔色警戒的阶段。只有在采购员先生摆上酒盅、熟肉，并灌下两盅之后，舱里的气氛才会略微活络起来。而那要等他饿了才行。

幸运的是我还有读不完的书和看不尽海上的风景。两天下来可以看完半本英文小说。最无聊的一次是背了半本俞敏宏的ＧＲＥ单词。但记忆最深的却是“上帝掷骰子吗？”。舱里的灯光昏暗，于是只有到明亮的大厅里或是甲板上。偶尔抬头，发觉只有自己在读书，颇有异类的感觉。但这种感觉不正是自己所喜欢的嘛？

看累了，就会把目光移向海上。启航时站在船首是颇威风的，但旅途中后甲板的风景却是最美的。这里的航风较柔，即使是冬天也不会像侧舷那样寒风刺骨，陆上的大衣就足够了。初秋的海上是心旷神怡的。在蔚蓝的天空下，一条宽宽的白色航迹泼泼洒洒地伸向天边，随行的海鸟在船尾的浪花里欢快地跳跃，两边那碧绿得诱人的海水在和风中泛着粼光。周围的一切使人产生一种错觉，似乎这船就是世界的中心。实际上，对于肉眼，这何尝不是呢。我常常坐在甲板上长久地遐想。幻想那海边悬崖上法国中尉的女人，幻想鲍小姐或是苏小姐款款走来。但现实可没有如此浪漫，船上有美女出现的概率一般比船边出现鲨鱼的概率还小。偶尔出现一位年轻女郎，往往就像在粮店里刚洗过脸，粉粉白白，煞是有趣。我始终不明白：始、终两地均是美女如云，为何在这一线之上却是如此稀罕。

白天看完了浪花，黄昏再赏落日。赏完了落日，晚上再接着数星星、看月亮。周围的人越来越少，最后只剩下了孤家寡人，却还是依然痴痴地拿着望远镜向天上望。在无月的夜晚，密密的繁星是诱人的。但更美的则是皎洁月色下的大海。水中那摇曳的月光，伴着哗哗的海浪声，圣洁、静谧，诱人神往。更可贵的是，整个甲板上多数时间只有我一人在欣赏这无边的月光。

舷外的风景只限于旅程的头一半。在山东半岛以北，幽蓝的海水如故乡少女的明眸。碧海、蓝天，再点缀着白云、海鸥，让人心胸开朗。随着行程渐南，进入吕四洋，醉人的清澈已变成京城少妇饱经世事般的混浊。逼人的雾气和窒闷的阴云将我那想象的翅膀一点点推回舷内。与舷外的世界相比，舷内的世界更代表着物质与存在。船上依例前有图书室，后有餐厅。但那图书室在我识字之后似乎就再也没有书了，早已变成加铺的地方。而餐厅却名归实至，白天录像、晚上舞厅，连轴提供着精神食粮，间或再照顾一下胃肠的生理需要。门口小黑板上令人心跳的片名、小卖部窗口的法制文学封面在加上旁边的乘警办公室及墙上的治安流动红旗，似乎构成一种奇妙的和谐。

一艘船是一个典型的等级世界，而我则有幸在每个等级都混过。二等舱是船上的贵族，高高居于上层甲板上，紧靠贵宾室和船长室，视野宽敞，空气清新，卫生设施良好。但代价是高处的颠簸和冬日里刺骨的寒风。一觉醒来，似乎茶杯里的水都结了层薄冰。五等舱是平民百姓的大杂院，位于底层甲板，冬夏常春。每个大舱里上百口人，有如车马大店，熙熙攘攘，人们的脸上笑意也与温度成正比，让我想起了庄公的一句话：“大隧之下，其乐也融融。”

每当旅程将近结束，人们的脸上也多了些笑容，话语里少了些提防。于是大家变得无话不谈，唯一的禁忌是谈论海难。据说海船是各种交通工具里最安全的，上海、大连的轮船公司都曾三十多年无大小事故。五千吨的大船即使是七级风浪也没有危险。但我的心却是渴望惊险。在别人晕头转向之时，我却学着朱赫来的熊步，前后甲板到处乱窜。终于有一次遇上小小的惊险。那是在黄岛海面，另一艘同线的客轮主机失灵，泊于海上，我轮奉命救援。由于对方失去动力，海上靠帮极其危险，四五百米的距离居然小心翼翼地挪了四个小时，结果当然是有惊无险。但多年后看“泰坦尼克”时却惊异地发现，泰坦尼克沉没前的灯火通明与那晚对面的景象是何其相像。

似乎从那时其海难就开始进入我的记忆，因为半年后刚上船就听说另一艘长字号客轮刚沉于黄浦江。当我们驶进灯火通明的黄浦江，水手指着江水里一根黑乎乎东西说，那就是她的桅杆。众人立即鸦雀无声。

如今已离开大海多年。几年前听到“大舜号”的悲剧，与妻皆神黯然。“如果不是出国了，你我说不定也会在那条船上。”转念又一想，“我们还未曾同船过呢。”是啊，什么时候我们能一起共享海上的那皎洁的月光？

2004.3 发表于CND

在秋日的阳光下

在秋日的阳光下

正午的阳光是和暖的。蓝天白云下，广袤的水草地平展展地向天边蔓延过去，平静纤细的北河从远山婉转而来，再与南河一起汇入大洋。再过几个小时，当潮水涨起，这里将变成烟波一片，只有那一串锚泊的游艇标识着河道的走向。北河两岸处处静谧秀丽，但此桥处左接开阔的河口三角洲，右依起伏的山林，又有与他处不同的韵味。几年来常常驱车从桥上驶过，偶尔也会停车在桥头徜徉片刻。但在天高云淡的秋日里，悠闲地骑车到此，今天却是第一次。

时光在每日的忙忙碌碌中悄然而逝。不经意的，已到了不惑之年，失业也已有三个多月了。记得看过一部电影《沙滩上 》(On the Beach)，讲述的是核战争幸存者的故事。在电影中，核大战留下的核烟雾已经吞噬了整个北半球，并在一步步向南半球逼近。无助的人群为了躲避那致命的核辐射，纷纷逃向澳大利亚的最南端。在影片的结尾，主人公坐在海边悬崖上，望着天边火红的晚霞，平静而又无奈地等待着最后日子的到来。在公司的最后几个月里，面对一轮又一轮的裁员、减薪，绝望地等待市场复苏的奇迹，那心情正如这主人公一样。待至公司总务主任那温柔的声音在电话里终于响起，心里却有了悬石落地般的平安。

当真正忙碌时，是无暇去多愁善感的。在这三个多月里，除了回国探亲和投递简历外，大部分的时间都化在了积欠已久的室内外维护、装修上。当站在高高的梯子上，汗流满面地舞动凿锯清理陈年朽木时，那些发出去后石沉大海的简历就暂时被置于脑后了。当看着修缮一新的窗户、浴室，闻着车道上散发出的新铺沥青的气味，心里则有种成就感油然而生。待至尘埃落定，时光早已跨越了赤日炎炎的盛夏，进入了萧瑟的秋日。

北河的潮水涨落有定时，人生、事业的起伏却远难预测。人总是希望、甚至相信，可以为自己建造一个能够抗拒任何冲击的安全堡垒。可是，在自然及社会的潮起潮落面前，个人实在是微不足道了。两年前我已预感到本行业的市场将面临一段严重的危机时期，于是使尽全身解数以求找到一个相对安全的避风港。但是这次危机的深重程度却是我以及大多数人所始料未及的。一年多忙碌下来，依然未逃脱失业的命运。

潮起潮落，沧海桑田。面前平静蜿蜒的北河似乎就是一个隐喻。几百年前，这里本是原木参天、水草丰盛的印第安人渔猎之地。欧洲移民来到之后，那似乎采之不尽的参天古木支撑起两岸大大小小的造船场，森林在采伐一净之后成为开阔的牧场、农田。丰美的盐水草则被收获，装上平地船运至四方，作为牛羊的饲料。这样田园诗般的采伐、建造、收割持续了两百年。在内战前后，随着原木采尽、新型蒸汽船的兴起，此地造船业走向最终衰落。四十年后， 一场著名的波特兰风暴，在吞噬了无数生命的同时，也将远处第三、四峭壁之间的海岸摧毁，北河、南河的入海口从第四峭壁以南改道至此。入海口的洞开，使三角洲地带河水含盐度骤然大幅度提升，盐水草的采集业也就此消亡。再过几十年，随着中西部大农、牧场的发展，两岸的农牧业近一步凋敝。在废弃的农田上，高大的松树、橡树渐渐长出，浓郁的森林再次覆盖了北河两岸。潮起潮落，水落石出，大自然完成了一个循环，螺旋般的循环。森林尽管浓郁，却早已不是当初的原始森林，居民也从当初的印第安人、清教徒为主，演化为今天的一位论派居少数、天主教徒居多。有破产、消亡，有兴起、迁入，河水依然重复着往复的潮汐。逝者如斯夫。

我是从来不信所谓正面思维之类的无稽之谈的，发生了的危机就是不折不扣的灾难。所谓机会，实际什么时候都有，一般并非灾难带来的，更没有人喜欢失业。但是在危机面前，别无他法，只有更积极地寻找新的出路，否则等待的就是消亡。潮潮起潮落，大自然为北河打开新的出口，也封上了旧的。 同样，人生的一扇门关掉了，也必有另一扇门打开。只是我们经常不知道这门是在哪里，更宽、还是更窄，以及在那门后是否是一番新天新地。在这些日子里，我一方面试着将搁置多年的研究工作拾起，一方面花更多的时间到所谓的副业、爱好上，同时试探各种新的方向。在这风暴中，我只能如圣经上所说的，刚强壮胆，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也许将伤痕遍体，但风暴过后，天地将再次充满生机，就如这北河两岸一样。

安•兰德，奥巴马时代，及其他（六）

世界是复杂的，人类社会更是多彩的。但是有人却试图用一个简单的标尺来衡量一切，用黑白分明的简单矛盾对抗来诠释这一切。当这种试图只局限于学术域时，它是健康的。但是如果有人采用通俗文化的形式向大众灌输，鼓吹以某种极端方式将其付诸实践，其潜在后果就可能极其危险的。在近现代历史中，这种凭书斋中推导出的理想公式来改造世界的试验已不止一次了，兰德主义者不过是其中的一例而已。在学术领域，人们对她的客观主义哲学兴趣了了，评价也不高。她的忠实听众大多是哲学思考并不深的普通人。正如许多兰德主义者所承认的，她的书主要是为非知识分子（under-interllectual）写的。普通美国人的传统思维在很多方面与兰德是很一拍即合的：强调个人责任、非黑即白的简单思维、对于英雄的崇拜，等等。如兰德一样，在许多美国人心目中，美国历史上的黄金时代就是十九世纪式的自由资本主义时期，最完美的自由资本主义就应完全基于彻底的自私自利的原则。正因如此，兰德的思想在美国的普通民众中有很强的草根性，尽管她的立论基础与大多数美国人那强烈的基督教信仰相悖。在兰德去世二十年后，在作为她最著名崇拜者之一的格林斯潘都以行动背弃了客观主义经济原则后，随着奥巴马加入选战并最终入主白宫，兰德主义者居然再次兴起。

作为民主党新生代的领军人物，奥巴马的竞选纲领、执政理念，再加上其独特的种族、家庭及民权律师的背景，使他当仁不让地成为包括兰德主义者在内的极右派的痛恨与攻击对象。我那位兰德主义者朋友对论奥巴马的第一句评论就是：＂共产分子！＂在最近的9.12示威中，更有人不知所云地将奥巴马比为纳粹。奥氏有如此福气，居然可以同时戴极左与极右两顶帽子！其实奥氏不过是中间偏左而已，他在兰德所痛恨的传统产业工会分子（也包括警察、教师工会）、蓝领工人中的受支持率远低于希拉里。在对于奥巴马的攻击中，很大一部分是源于人们头脑中根深蒂固的种族偏见（在种族、文化偏见方面，兰德是不输他人的），以及近年来激剧恶化的党派对立。这些是既无需批驳，也无法辩出是非的，不值得浪费笔墨去讨论其源由。但是在所有反对声浪中，有两点却还是有一定根据的，即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以及对弱势群体的扶持。

正如兰德主义者所指出的，政府对市场、经济的干预的结果经常与预期相距甚远，甚至相反。但是，全球的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已经发展到了一种与政府行为难分难解的地步。在空前的经济危机面前，如果政府放任不管，那么后果大概会比三十年代的大萧条还要严重。这可能的混乱、崩溃与饥馑的危胁是任何一个现代民主政体所不能容忍的。市场经济的生命力是旺盛的，但战争、强权的生命力更旺。在市场完成自身调整之前，世界很可能已经陷入了另一次大战的泥潭。更具讽刺意味的是，这次大危机的最直接推手就是格林斯潘为了维持虚假繁荣而长期所推行的利率政策。当这种政府干预给“兰德”主义者带来滚滚财源时，他们是无暇抗议的，什么自由市场规律不过是可有可无的。但是当吞噬一切的危机来到时，当大家都面临恐荒时，纾解恐慌的政府干预行为却在他们眼里成为一种罪恶。如此门徒，不知兰德女士是否要在坟墓中打滚了。其实，奥氏政府对付金融危机的政策与布什政府政策的应急措施并无本质区别，最多是五十步与七十步的差别。问题的关键在于，奥氏政府是否会将其一系列应急措施推广到危机过后。在这方面，由于其左派背景，奥巴马无疑是有这种倾向的。但是，如果反对派只是对其所有政策一概反对，恐怕只能适得其反。

正是因为兰德在立论基础上的偏颇，尽管她尽情为自由资本主义讴歌，她的所鼓吹的原则、行动却实际上与现代资本主义格格不入。在小说《阿特拉斯耸耸肩》中，兰德让高特成功地说服了世界上的顶尖资本家们以集体罢工来对抗盛行的集体主义思潮。同为古典自由主义者的经济学家斯库森（Mark Skousen）指出，这一情节本身违反了商业运作中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即在体制内寻找机会以获取最大利润。现实中的商人更关心的是妥协与成交，而不是意识形态领域中的对抗。可以说，一个真正的商人是即使在绞刑架下也会把绞索卖个好价钱的。

兰德主义者将自己视为可以主宰命运的超人，藐视任何弱势群体，鼓吹社会达尔文主义。与之相反，现代自由派则以帮助弱者为己任，热衷于为保守派人士所诟病的Affirmative Action 政策。奥巴马是民权律师、社区组织者出身，似乎更有当代图希先生之嫌，尽管在这方面他的实际作为远不及参议院肯尼迪的十分之一。令人略感欣慰的是，当奥巴马谈到黑人家庭的普遍问题时，他更强调的是父亲的责任，而不是一味强调社会的歧视。

面对上帝，一个人一方面应该对自己的行为、选择负全责，另一方面，也必须承认自己的有限、渺小，作为社会的有机一份子，每个人对于社会也有自己应尽的一份责任。这既是神的要求，也是人的本能的一方面，而不是简单的利他主义。这两份责任都不是契约性或是双向的，而应是无条件的、单向的。任何一个政府，应有立法规定个人最低责任的权利和义务，却无法、也无权作为一个有效的强制执行者。这是线性思维的兰德主义者所不能理解的，也是现代自由派所不同意的。关于利己主义与利他主义之间的关系、以及其各自在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这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有一点每个人都可以自问：如果你和周围人的关系完全是维系在商品等价交换价值上，那么你希望有什么样的家庭、朋友，这样的社会会持续发展吗？

兰德主义是一面镜子，当你用他来照近处的自己的时候，它是积极的。而当你试图用它来指责远处的他人时，结果就未尝可知了。我尊崇那天才的建筑师洛克，但是又有哪个兰德主义者，包括兰德本人，对人、对己能如洛克一样呢。（完）

安•兰德，奥巴马时代，及其他（五）

在资本主义、个人主义与共产主义、集体主义的激烈思想交锋中，这部小说对于个人自由及自由市场经济的不遗余力的宣扬，无疑为西方阵营赢得冷战立下了汗马功劳。大概也是由于这个原因，在1991年的一份民意调查中，这本书被美国人列为影响力仅次于《圣经》的一本书，但真正完整读过它的大概不多。原因很简单，与其说它是本小说，不如说是篇超长的哲学独白。小说长达一千二百页，但情节简单重复，人物脸谱化，语言口号化。在看完头一、二百页后，读者对故事的轮廓和结局基本就已经有数了。即使是很多兰德主义者，也认为压缩到三百页就足矣。

与《源泉》相似，《阿特拉斯耸耸肩》面世后，也很快就成为畅销书。在这五十年里，它始终高居畅销榜前列，而去年开始的经济危机更进一步提高了它的销售量。与它的商业成功相反，知识界对两本书的反应、评价却一直以负面居多。有趣的是，尽管她攻击的对象是共产主义和左翼思想，对她最有力的反击却来自于社会的右翼。在小说面世不久，创刊不久的新保守派旗舰《全国评论》（National Review）发表了钱伯斯（Whittaker Chambers）的著名书评《老大姐在看护着你》。

如钱伯斯所指出，这本书算不上严格意义的小说，所谓的故事情节不过是作者用于演讲的肥皂箱。真正重要的是作者想传达的信息。为使读者信服，兰德采用非黑即白的手法，将故事写成了一场光明之子与黑暗之子间的战争。光明之子（实业家、金融家、工程师）都是完美的天才，财富、智力、相貌无可匹敌。每个人都是惊人的高大、俊美，有晒成古铜色的白皮肤、富有雅利安人棱角的面孔、绿宝石般的眼睛。也如马克吐温所言，＂骑士、公主终结百年之好＂，只是这爱情没有任何结晶 ---- 孩子。相形之下，黑暗之子＂掠夺者＂们（劫富济贫的罗宾汉、自由左派、罗斯福新政分子、蓝领工人、世界大同者、慈善家等等）则是丑陋、下流、嫉妒、贪婪、软弱的。并且最重要的是，他们在任何事情上都是无能的，包括在给英雄高特上刑这样一件事上。既然力量对比如此悬殊，最后英雄们自然轻而易举地赢得了胜利。既然社会主义者、集体主义者、利他主义者，尤其是作者所鄙视的芸芸大众是如此黑暗、令人憎恶，读者自然也就该无保留地接受她的结论了。只是，我们知道世界并不是这样的。

作为一个从美共队伍中倒戈过来的保守派作家，钱伯斯在兰德的信息中明显嗅到了马克思的气息。在她看来，人生的好坏应完全以其创造的交换价值来衡量，只有通过追求赤裸裸的个人利益来打碎宗教、婚姻的羁绊，才能实现现代工业文明呼风唤雨的奇迹。这俨然是《共产党宣言》的翻版。如同任何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一样，兰德拒绝上帝、宗教与原罪，而将她理想的人摆到这个无神世界的中心。而这个理想之人的唯一人生目标就是不断追求自我快乐幸福，没有牺牲、奉献，没有家庭、社会，只有赤裸裸的个体。既然拒绝了社会，又拒绝了上帝，为将她的英雄从沦为最贪婪的高级动物的命运中摆脱出来，她就必须让他们垄断最崇高的道德标准。天生具备她的这些条件，自然是那进行创造性生产活动的社会技术精英阶层 ---- 金融家、实业家、工程师。在兰德的眼中，他们代表着先进的生产力、他们的劳动支撑起整个世界，只有他们能应负现代社会瞬息万变的挑战，他们自然也就是最高道德标准的化身，而这世界上余下的绝大多数人不过是需人操纵的机器，或是寄生虫。机器或寄生虫是不必也不该有发言权的。他们要么对于精英们俯首听命，要么就是灭亡。这是什么？技术精英阶层的独裁、寡头政治。极左与极右唯物论的理论基础是如此的相同，不同的只是一个问题：谁掌权对生产力发展更有效率？工人阶级专政还是精英寡头政治。在拒绝了斯大林的老大哥的同时，兰德给人们的选择是一个老大姐。

《阿特拉斯耸耸肩》中最令人窒息的无疑是兰德对于所谓非“创造者”的普通人的态度。在小说中有两个非“创造者”的正面人物：黛格尼的高级助手埃迪（Eddie Willers），黛格尼的嫂子谢瑞尔（Cherryl Brooks）。埃迪是大多数普通人的代表，他们一家为泰格家族服务了几辈子，尽管自己并非“创造者”，但他尊敬“创造者”们及其发明。他对黛格尼绝对忠诚，兢兢业业地维持铁路系统的运转，同时努力地将“创造者”的发明应用到实际中，但拒绝参加“罢工者”的行列。当黛格尼已将精力集中到援救英雄高特的时候，他依然在为铁路的正常运营而苦斗。在小说结尾，在罢工者高举美元标志走出落基山的同时，他却为两方所抛弃，在亚利桑那的沙漠中独自守护着瘫痪的彗星号列车，如同一个老船长伴着即将下沉的船只，迎接死亡。谢瑞尔本出身贫民窟，是个勤劳的商店售货员，有着和周管子工一样的劫贫济富的理想。她邂逅黛格尼的哥哥、泰格铁路公司总裁、“掠夺者”的代表吉姆，将黛格尼创造的伟业张冠李戴到他头上，并嫁给了他。在婚后发现真相后，她感到理想破灭了，在社会上没有她的位置了，最后以自杀结束了自己的痛苦。也正如钱伯斯所指出的，对于任何与“罢工者”，亦即兰德，持相左的意见的人，通篇你只会听到一个声音：“进毒气室去！”

安•兰德，奥巴马时代，及其他（四）

在《源泉》发表十四年后，在冷战的高潮中，兰德发表了她的最后一部，也是最充分反映她的客观主义哲学思想及经济理论的小说--《阿特拉斯耸耸肩》（Atlas Shrugged）。尽管人们对于《源泉》的文学、思想价值颇有争议，但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它歌颂创造与生命力，如同当初西进的拓荒者，富有美国式的乐观与朝气。但《阿特拉斯耸耸肩》则不同，它是一本死亡、毁灭之书，讲述的是一个失堕之邦（dystopia）的故事。

故事发生的具体年代并不确定。这是一个虚拟的集体主义思想盛行、政府的经济干预行为走向极端的时代。尽管小说中从未提到苏联，但是人民之邦已在世界各地纷纷成立。在美国，似乎民主政体依然保持着，但民意支持的政客们对企业经营横加干涉，运行的是一种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混合体制，兰德所向往的十九世纪黄金时代的自由资本主义已随风逝去。集体主义与利他主义思维钳制着企业的经济活动，追求利润与发财致富在大众眼中成为一种不光彩的行为，社会上各种产品的供应出现严重短缺。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美丽、富有、天生营运天才的女继承人、泰格铁路公司的副总裁黛格尼（Dagny Taggart），与冷峻正直、白手起家的钢铁业大亨兼发明家瑞尔墩（Hank Rearden）一见钟情，并要联手起来，拯救美国的经济，将其从毁灭的边缘拉回来。但是他们发现，一方面，那些平庸的企业家、碌碌大众勾结政客（即掠夺者， looters）以人民的名义对他们的经营进行政府干预，另一方面，社会上有创造力的企业家纷纷关闭或荒弃其企业，神秘地从人间蒸发。人们对于无奈现实的一句口头禅就是：“Who is John Galt?” 同时，黛格尼的初恋情人、颇具经营天才的铜业大亨丹考尼亚（Francisco d'Anconia）也莫名其妙地变成了个挥霍祖传基业及股东投资的花花公子，似乎在有意扰乱已奄奄一息的经济秩序。黛格尼感觉到有一个神秘的力量似乎意欲摧毁这个世界。

黛格尼与瑞尔墩无意中在一间废弃的工厂里发现了一台神奇发电机的雏型机 -- 一台可以将空气中的静电转化为可用能源的永动机！在寻找神奇电机发明者、追踪神秘的毁灭者的过程中，黛格尼无意驾机闯入了落基山中的一个世外桃源 -- 亚特兰蒂斯，见到了电机的发明人高特（John Galt）。高特是个天才的发明家、工程师，一个彻底的自我主义者：“我以我的生命和我对它的挚爱发誓，我永远不会为了他人的缘故而活，也永不要求别人为我而活。”(I swear, by my life and my love of it, that I will never live for the sake of another man, nor ask another man to live for mine.) 当他工作的工厂在老板的带领下试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工人自治时，他独自挺身抗议、辞职，宣布在智力、创造力上罢工，拒绝为社会做出任何创造性的贡献。他的行动得到了一位大银行家马立根的支持。在随后的十年中，他一面隐名埋姓在泰格特铁路公司做个只出苦力的蓝领工人，一方面四处游说工业界各行当的杰出企业家们加入到他发起的罢工行动。这些人在马立根的私人领地上建立起了这个使用金本位货币、一切基于公平交易、自给自足的自由市场经济乌托邦，丹考尼亚也是其中一员。他们罢工的目的就是要向世界证明他们的价值。在所有的真正工业界领袖中，只有黛格尼和瑞尔墩还未加入他们的行列，高特向她（他们）发出邀请。尽管黛格尼深深爱上了高特，也为他的气概所折服，但她仍拒绝加入他们的行列。她要拯救这世界。

回到了外边世界的黛格尼发现，在她缺席的短暂时间里，整个社会进一步滑向饥寒交迫的崩溃边缘，而政客应对危机的手段就是进一步加强对硕果仅存的几个兴旺企业的控制，这也包括瑞尔墩公司。在黛格尼进行着无望的拯救行动的同时，政府对瑞尔墩企业的控制、逼迫也在变本加厉，以致威胁到他的生命。终于瑞尔墩也离去了，黛格尼成了最后的莫希干人。这时，大众及政客们也认识到，托起地球的巨人离去了，地球要沉陷了，整个社会陷入恐慌的状态。这时，潜伏在泰格铁路公司纽约总部的高特借无线电广播，向全国发表了一篇冗长的演说，阐明自己的自我主义价值观，申明罢工者的要求：掠夺者必须放弃对经济、政治的控制、发言权，否则就是自行毁灭。不久，不甘失败的掠夺者政府跟踪、逮捕了高特，并试图用电刑逼高特与他们合作，作经济上的傀儡领导。高特拒绝了。山里来的小分队随即将其毫发无损地解救出来。随着掠夺者政府的自行垮台，城市之光的熄灭，在遍地瓦砾、饿殍中，罢工者们扛着他们的标识符--巨大的美元符号，昂首走出落基山，接管并将重建这个世界。

安•兰德，奥巴马时代，及其他（三）

为鼓吹个人主义，兰德将个人与社会、群体彻底对立起来，认定社会只是人类自由思想的羁绊，在两者的关系中，社会只能是被动的受益者、主动的迫害者。她所谓的个人成就，主要的是对自然的征服、技术的进步以及在艺术上对客观现实的表述。她尤其借洛克之口否认人与人之间合作的必要。对于一个建筑师，这是一个再荒谬不过的声明了。不论是现代，还是以往，建筑师的主要责任是设计的组织者、施工的监督者，一方面要负责各行参与者（工程、施工）之间的协调，另一方面又要建筑师内部各分支间的协调。洛克那种一人通吃各行的天才，也只有兰德能想象出来。说得简单点，建筑师责任的大头是在管人。由于各行当有自己的侧重点，比如暖通设计的愿望通常是和建筑及结构的完全相悖的。任何一个完成的达到设计目标的建筑都是各方面妥协的结果，最好的设计就是找到了最佳平衡（妥协）点的设计。有位朋友开玩笑说，似乎每个建筑系的毕业生都读过《源泉》，在刚开始建筑师生涯时，都将洛克奉为楷模。只是几年下来，被工程设计中的实际问题搞得焦头烂额之后，才发现她害人不浅。

在兰德的作品中，凡是为他人着想的、爱惜弱者的都是伪君子，爱人与爱己是不能共存的。喜欢强调客观真理的她似乎忘记了，或者根本就不知道，引力与斥力是万物间相互作用不可或缺的一对。记得当奥巴马在竞选演说中提到“你们要爱自己的邻里”时，兰德主义者以及某些基督徒的第一反应就是：＂共产分子!＂只是他们故意忘记了这句话直接引自于《马太福音》，最终的来源则是旧约律法。在旧约的摩西五经中，上帝不厌其烦地为以色列人设置了安息年、禧年，并规定了田里遗落的禾苗、土产当留给寡妇、孤儿。这一系列的规定，目的在于使弱者，包括战士遗孤，也能得存活，以维系以色列民族的凝聚力，协力对付四面的强敌，而并不是、也不可能让弱者骑在强壮者的头上。当然，作为一个凭自己家庭力量冲出隔离区的自由派犹太人的后代，兰德无需时常品尝哥萨克骑兵的马刀，也无暇去读老祖宗的律法。作为一个自认的强者，她是不会在意其背后的积极意义。

兰德对现代科技的理解还停留在十九世纪末及牛顿力学的时代，充满了那个时代的人定胜天的乐观与信心。在核子时代、太空时代和信息时代已经到来的1957年，她笔下的现代文明的最高成就居然还只是摩天大楼、炼钢炉、林立的烟囱、内燃机车。同样，她全然不知测不准原理、波粒二象性，更不知观测结果是依赖于观测者的。尽管她的眼光是如此狭窄，她却认为自己已洞察了世界的本质。她有句名言，＂A is A." 她对是非、对人的意识的判断是如此简单：任何一件事情，要么是对的、好的，要么是错的、恶的，折中是不可能的，中庸、妥协是邪恶的。那么，是非善恶的评判标准是什么？在她看来，标准自然是西方的，尤其是美国的现代文明，而归根结底，就是兰德自己的好恶了。我有时想，如果把中国的臭豆腐与法国的臭奶酪放在一起，客观主义者如何评论高低呢？大概还是现代文明的法国占上风吧，中国的臭豆腐只能是绝对的邪恶了。

兰德是自由市场经济最坚定的鼓吹者，但她笔下的理想主人公却完全是这一理念的反讽。市场经济信奉顾客是上帝、市场至上的准则，而洛克奉行的是设计师（卖方）至上的信条。这让我想起文革时期中国的副食店了。只是在市场经济中，任何公司、建筑师如果也摆出这份派头来，不出两个月就得关门。应该说，洛克是个不需要市场的建筑艺术家， 或是建筑哲学家，而绝对不是个建筑师。在成名之后，她想请洛克的原型、她所倾慕的建筑大师赖特为电影《源泉》设计一个建筑模型。但是，赖特高昂的设计费把她吓住了。她没有像小说中的富豪们写一张空白支票，而是转身请电影厂的设计师做了一个她并不满意的模型。看来小说中写的也只是给别人看的。在《阿特拉斯耸耸肩》中，兰德理想中的伟大企业家、钢铁大王瑞尔墩（Hank Rearden）则声称，对于他的发明，15%的利润他就满足了。读到这里我不禁又笑了。尽管15%的利润率是让一个很多人羡慕的数字，但如果只想挣15%，那他大概不会是个真正的企业家或是商人。

兰德哲学的最大问题还是在于她对于人的地位的界定，她的立论基础。她将人放在世界上的最高地位，认为人凭感知和理性能够穷尽客观真理，人的能力可以完全征服世界，人更无所谓的原罪。她所描绘的英雄，都是尼采哲学中的超人。既然是超人，自然是永远掌握着真理、知识，既不需要他人、更不需要神，他们自己就已经将世间万物都打点了。这让我想起了初到美国时，一位穆斯林同学对中国人的评论：＂你们不是不信神，而是把党、共产主义教条或是自己当成了神。＂兰德即是如此，她小说的所有正面人物也无一例外都有强烈的自恋、自义倾向。如前所述，兰德对客观世界的看法基本和马克思的一样，甚至在对资本家的发财欲望对经济发展的推动力方面看法也是几乎一致的。不同的是，兰德认为放任自流的资本主义会使社会经济不断由繁荣走向繁荣，而马克思则认为其将导致繁荣与危机的不断循环以及大众的苦难。由于对前景的不同预测，解决方式自然也是不同的。兰德认为泰坦巨人阿特拉斯（资本家）已经举起了地球，马克思则决定要让无数个普通劳动者推动地球转动。虽是两个极端，但都认为人是万能的，理想之人（们）掌握宇宙万物的真理，是永远正义、永远正确的化身，是当顶礼膜拜的。于是在兰德，便有了以人为神的斯多达圣殿。

安•兰德，奥巴马时代，及其他（二）

《源泉》讲述的是一个天才建筑师洛克（Howard Roark）的故事，故事的背景是二十世纪的二、三十年代。才华横溢、特立独行的的建筑系三年级学生洛克，强调建筑形式应与当代材料及功能紧密相结合，鼓吹摒弃无实用价值的伪古典建筑，因而成为某些因循守旧的教授们的眼中刺，被学校以“极端”为名开除了。对此，洛克不屑一顾，声明要为自己的、而不是他人的建筑理念而设计（"I don't intend to build in order to serve or help anyone. I don't intend to build in order to have clients. I intend to have clients in order to build."）。在开始建筑师生涯后，他持守这一信条，拒绝向客户的庸俗审美品味妥协。即使在生计成了问题之时，他宁可选择去采石场当一个采石工，也不在建筑理念上向所谓的二手汉们（Second-hander）低头。他坚信，一个人首先应对自己负责，而不是为他人而活，更不应以他人的好恶为自己的是非标准。他既拒绝他人、社会对于他个人自由在任何方面的控制、影响，也拒绝对于他人，包括心爱的女人，施加任何形式的控制。

贯穿整个小说的主线是天才的洛克与平庸的大众，尤其是其代表人物， 邪恶的社会主义者、建筑评论家图希（Ellsworth Toohey）的斗争。图希热衷于救助弱者、穷人，鼓吹集体主义、利他主义，吹捧建筑思想上的平庸，通过长期的舆论工作潜移默化地影响大众思想，并借组织各种工会、行业协会，对社会形成一种无形的控制力。尽管两人很少直接照面，他们却先后两次激烈交手。第一次是斯多达圣殿案，一个图希精心设下的、试图用来毁掉崭露头角的洛克前途的圈套，也是一场涉及建筑理念的民事诉讼。在法庭上，洛克对于同业二手汉们的指责，以藐视相对，甚至拒绝为自己辩护。他败诉了。但他耸耸肩，接着走自己的路。第二次是考特兰工程案，一个由政府赞助的面向穷人的廉租房工程。在二手汉们一愁莫展的情况下，洛克匿名拿出了一个经济可行的设计方案。但他的设计又被窃名盗誉的二手汉们篡改得面目全非。为维护自己的建筑理念，洛克亲手将已建成的一期工程炸掉。面对强大的社会抗议声潮，在法庭上，洛克为个人主义、为创造者的开拓精神侃侃而辩，对于虚伪的利他主义、集体主义及二手汉们的无耻剽窃行为进行了鞭笞。与这一主线相平行的，是洛克与多米尼克（Dominique Francon）的爱情故事。作为洛克的知音和最理想的情人，多米尼克崇拜他的天才和独立的人格，鄙视奉庸俗为高尚的普罗大众，却对他的未来充满悲观，先后嫁给了两个她并不爱的人。洛克顽强的抗争和其考特兰案的最后胜诉，使她对那庸俗的社会终于不再恐惧，并回到了洛克的怀抱。

掩卷沉思，心中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好似品尝一道从未见识过的佳肴，却同时又注意到盘中明显混入了某种倒胃的异物。

小说的标题来自于兰德的一句名言：＂人的自我意识是人类进步的源泉。＂（Man's ego is the fountainhead of human progress.）应该说，在中西方的近现代文学史上，似乎没有人比她更大胆、更理直气壮地为个人主义、自我意识辩护的。尽管我们的老祖宗也说：＂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但自私这个词不论是在东方，还是在西方，似乎一直都不是个褒义词。在这里，兰德提出了所谓的＂合理的自私＂的概念，为个人主义及自我意识正名。她通过主人公之口宣称，对个人幸福的不断追求，而非对他人及社会的爱，才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根本动力。每个人都首先应爱自己、对自己负责，而不是首先去爱他人、为他人而活。为他人而活是虚假、徒劳无益的。

为他人而活有不同的形式：有的人是事事以迎合大众口味、讨好他人为首要，有的人则是以控制、操纵他人为奋斗目标。对于兰德来说，一个人对万事应有自己的独立见解，既拒绝迎合他人的意见，也拒绝操纵、控制他人的思想。除图希以外，小说中另有两个重要人物与洛克相对照：建筑师基廷(Peter Keating)与报业大亨维南（Gail Wynand）。 基廷是 洛克的校友，天资平庸但擅长人际关系，善于抄袭前人、他人的设计，尤其是借助洛克在设计上的帮助，他很快成了建筑界的“明星”。但由于设计上没有自己的创意，只会一味抄袭、迎合，不久他就开始走下坡路。在考特兰工程中，他再次在设计上求助洛克的帮助，却无法控制其它二手汉们的篡改行径。当实情暴露后，他的职业生涯彻底毁掉了。维南与洛克类似，凭借自己超人的天才建立起庞大的商业帝国。不同的是，他毕生追求的是对社会舆论的操纵。在与洛克相识后，成为其挚友。在考特兰工程案中，他一改其报纸的风格，倾力支持洛克，却发现失去了自己以往对着社会舆论的操纵力，最后不得不向图希及其代表的庸俗大众屈服。作者试图指出，当一个人试图操纵他人、社会时，实际上必须违心地改变自己以迎合他人、大众。当我们审视自己以及周遭的芸芸众生，这种为他人而活的又何在少数，有几人能免俗呢？

洛克在考特兰案的法庭自辩演说无疑是故事的高潮，但小说中另有两处点睛之笔，都与斯多达圣殿案有关。一是当控方的大批“专家”证人对洛克的设计进行了轮番诋毁之后，他只是简单地将十张圣殿的照片摆到法官面前，宣布：“辩方没有要说的。”（The defense rests.）另一处发生在洛克败诉后，他在斯多达圣殿附近邂逅图希。图希急切想知道洛克对他的想法。洛克的回答是：“我根本就没有想过你。” (But I don’t think of you.)

洛克是兰德按其客观主义哲学所塑造的理想人物。兰德的客观主义哲学理论大致可以表述如下：现实世界是独立于人的意识而独立存在的，人可以通过接触感知及理性推理获得客观的知识；一个人最合理的人生道德目标就是追求个人幸福及合理的个人利益；只有完全尊重个人权利的社会制度才是合理的社会制度。在社会现实生活，客观主义哲学即意味着放任自流的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Laissez-faire Capitalism）。兰德声称， 她的哲学的本质就在将人本身视为最崇高的生命，以追求个人的幸福为人生的精神目标，以创造性的成就为最高贵的行动，以理性作为人生的绝对终极。（My philosophy, in essence, is the concept of man as a heroic being, with his own happiness as the moral purpose of his life, with productive achievement as his noblest activity, and reason as his only absolute.）

从真理向前多迈一步就是谬误，这条经验之谈应用到兰德的哲学思想真是再恰当没有了。可以说，从文学角度看，《源泉》是一部很成功的文学作品。但它的缺点也是明显的。借用一位读者的话，它最适合的读者群是处于青春期末期的自义少年。在他（她）们到了二十五岁后，就会已经觉得某些内容很荒唐了。有意思的是，她在经济方面鼓吹的是自由资本主义，在人与自然的关系及人的意识方面却是典型的马恩辩证唯物主义，在社会关系上则更接近社会达尔文主义或法西斯主义。

《源泉》(The Fountainhead) 内容概述

《源泉》讲述的是一个特立独行的天才建筑师洛克（Howard Roark）的故事。小说的标题来自于兰德的一句名言：＂人的自我意识是人类进步的源泉。＂（Man's ego is the fountainhead of human progress.）故事的背景是二十世纪的二、三十年代，开始于波士顿郊区的斯坦顿工学院。

二十世纪初的美国，传统的建筑形式与审美观点还统治着建筑界。占建筑界统治地位的所谓大师、教授们是言必称希腊，一笔一划都讲究训诂有据，文艺复兴式、哥林多式、多利克式，等等，不一而足。才华横溢、却不擅交流的三年级学生洛克，崇拜现代派建筑大师卡麦隆（Henry Cameron），强调建筑形式应与其功能紧密相结合，充分发挥当代材料的长处，鼓吹摒弃无实用价值、但却颇为流行的仿古装饰。他是结构工程和数学教授的宠儿，却是建筑学及大多其他学科教授们的眼中刺。于是，他被学术委员会以“极端”为名开除了。对于建筑学院院长煞费苦心的折中挽留方案，他一口拒绝。对于院长的客户至上的信条，洛克不屑一顾，声明要为自己的、而不是他人的建筑理念而设计（"I don't intend to build in order to serve or help anyone. I don't intend to build in order to have clients. I intend to have clients in order to build."）。离开学校后，他来到了纽约，投奔已经穷困潦倒的卡麦隆，开始了他的建筑师生涯。

与洛克相对照的是另一个来自斯坦顿的年轻建筑师 - 基廷(Peter Keating)，洛克房东的儿子。基廷是一个讨人喜欢、擅长社交的英俊小生。他似乎也刻苦用功，但才气平平，能力仅限于完美地照抄前人的设计。并且，基廷还有一个不为人知的秘密：他最出色的课程设计都是由洛克代打的草稿。在洛克被开除的同一天， 基廷以优异成绩毕业了。他不仅在毕业典礼上致词，还得以进入纽约最有名的弗兰孔-黑耶建筑师事务所工作。于是两个年轻人开始了不同的人生轨迹。

卡麦隆是个建筑奇才，但在商业运作及客户关系方面确是十足的失败者。在其精明的前任经理去世后，他的生意不断下滑。此时他已沦落到几乎光杆司令一个人，几近揭不开锅的地步。洛克的来到无疑等于是在仅剩的一盘稀菜汤前又摆上了一副刀叉，尽管他所求的只是追随心中的大师学徒而已。终于有一天，卡麦隆中风倒下，退休乡下。洛克不得已只好关掉了恩师的办公室，开始去其它事务所谋生路。相形之下，基廷在事业上则是一帆风顺。他凭着擅于人事交际，得到弗兰孔的青睐，并巧妙地采用两面三刀、过河拆桥的手段，将竞争对手个个利用并击败，此时已成为弗兰孔的年轻合伙人。同时，他也受到纽约最大的报纸《标题报》的建筑专栏作家、社会主义活动家图希（Ellsworth Toohey）的青睐。作为图希图谋控制建筑界及社会舆论计划的一部分，基廷得到大力扶持，俨然已是一颗建筑界的明日之星。在他的大力邀请下，洛克来到弗兰孔-基廷事务所打工。但没多久，由于与老板弗兰孔在建筑理念上的分歧，洛克扬长而去。几经磨难，洛克终于为一位富有的专栏作家海勒（Austen Heller）所赏识，为其设计了独树一帜的“峭壁上的别墅”，并开设了自己的建筑师事务所。尽管有海勒的大力提携，但是由于洛克拒绝向客户的庸俗审美品味妥协，也由于当时建筑界及大众的建筑观念陈腐，他的设计项目寥寥无几。在完成了不多的几个设计项目后，他的公司终于难以维系，只好关门。尽管生计成了问题，他仍拒绝在建筑理念上向世俗低头。最终他选择了匿名去弗兰孔拥有的康州采石场当一个采石工，因为这样的工作无需他作出那种妥协。

在采石场的噪声和酷热中，洛克邂逅独自前来度假的弗兰孔之女多米尼克（Dominique），一个美丽、聪明极致又桀骜不驯的姑娘。她大学毕业不久，就已经在《标题报》任家居专栏的编缉，偶尔写点颇有见地的建筑评论，并不时地将基廷迷得神魂颠倒。矿坑中洛克那手握风钻的强悍自在的身影，将马背上的她吸引。尽管与洛克素昧平生，不通姓名，当二人的眼光马上坑下遥遥相遇时，理想主义的灵犀相通了，两捆干柴同时被点燃。多米尼克的心一方面渴望着陌生的采石工，制造两人单独见面的机会，另一方面自由的天性使她拒绝承认自己能被这世界上的任何人征服。在她踟蹰两难之际，在一个并不月黑风高的晚上，洛克闯进了她的卧室 。是强暴，还是顺情？连多米尼克自己也说不清。第二天，当她还在独自体味那暴风骤雨般的一幕，还未来得及通名报姓的他，就被一个突然出现的客户 —一个同样特立独行的石油大亨恩莱特（Roger Enright）— 召回了纽约， 接手一栋豪华公寓“恩莱特大厦”的设计。洛克的事业开始峰回路转。

回到纽约的多米尼克终于发现了洛克的真实身份，同时也陷入了爱恨交织的罗网。一方面，她每天晚上都和洛克默默地、却又充满激情地度过；另一方面，在他人面前又假装与洛克并无深交，公开使用各种手段将他的潜在顾客赶走，送给基廷，以期毁掉洛克的未来以及对她的吸引力。洛克对于多米尼克的作为只是报以一笑， 因为他只凭自己的能力、好恶以判断行事。别人的愿望、甚至行动对于他的目标、决心没有丝毫影响，他只相信自己的能力。多米尼克在其专栏中对洛克极尽诋毁，只是效果往往适得其反，连恩莱特、图希都感觉到有点不对头。随着恩莱特大厦的成功，慢慢地，洛克开始有了一小批忠实的客户，一批和他一样有独立精神、但却富可敌国的人。

在试图扼杀洛克这点上，真正的危险来自多米尼克的同事，老谋深算的图希。作为建筑评论家的图希，以扶助劳苦大众为己任，身体力行地推行社会平等与集体主义的理念。崭露头角的洛克所显示出的个人主义与自由精神，使嗅觉灵敏的他感到真正的威胁。于是，图希与多米尼克不谋而合，结成了奇怪的同盟。图希深知，多米尼克式的攻击对于洛克不会有致命的伤害。于是，他暗地里唆使他的一个没有主见的崇拜者—富翁斯多达—出高价雇洛克设计一座综合各种宗教、歌颂人类信仰的圣殿，尽管图希本人是个无神论者。

洛克在不知底细的情况下接受了这个项目。一如既往，他的条件是他必须有对设计的完全控制，充分反映他的设计理念，客户不可加减一笔一划。在图希狡猾的游说影响下，斯多达不仅同意预算完全开放，由洛克随意，甚至连自己的设计要求都没彻底说明，就立即周游世界去了，只等圣殿竣工时来接受。

洛克的斯多达圣殿与传统的神殿、庙宇不同。它的线条不是向天空伸去，而是水平展开，如平伸的双臂，手掌向下，欲将大地托起、将天空扯下。当一个人进入这座圣殿，他会觉得这完全是为他合身而作，等待他的来到以达至完美。在其中，他将感到无言的喜乐、平安，彻底的无罪、强壮。它要赞美的不是人的宗教信仰或神的伟大，而是彰显人的强壮、无畏与智慧，歌颂人的自由精神与英雄气概。圣殿没有什么多余的装饰，它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是置于其尽头的裸女雕像。那雕像的模特就是多米尼克。

这斯多达圣殿，尤其是陈设其中的多米尼克的雕像，是惊世骇俗的。尽管还未开放，却已成为市井街坊的茶余谈资。在众所企盼的开殿日前夜，斯多达回到了纽约，而迎接他的则是图希。于是，开殿仪式被紧急取消了。图希在他的专栏发表了一篇声讨洛克的檄文，谴责设计的粗俗以及洛克对大众宗教信仰的亵渎。紧接着，斯多达在法庭起诉洛克违反合同及玩忽职守。在图希的鼓噪下，公众对洛克的抗议声一浪高过一浪。牧师、家庭主妇、建筑业同行，所有自认为社会中流砥柱的人都纷纷起来谴责洛克对建筑学、对公众情感的亵渎。在法庭上，几乎控方所有作证的著名建筑业同行，当然也包括基廷在内，都异口同声地指责洛克的离经叛道与不趁职。图希则将其进一步上升到反人类的高度。只有多米尼克一个人出人意料地为洛克热情辩护，指出他和他作品的伟大。洛克没有请一个辩方证人。对于所有的控方证词，他只是简单地将十张圣殿的照片摆到法官面前，然后冷冷的一句话：＂辩方没有要说的。＂（The defense rests.）斯多达赢了这场官司。多米尼克则由于坚持要发表自己的证词，被《标题报》的老板解雇。多米尼克的雕像被图希悄悄买下。败诉后的一天傍晚，洛克在斯多达圣殿附近邂逅图希。图希急切想知道洛克对他的想法。洛克的回答是：“我根本就没有想过你。” (But I don’t think of you.)

斯多达圣殿案的判决使多米尼克陷入绝望。在她看来，一个完美的世界就是完全按照洛克的规则运行、完全接受洛克的天才的世界。除此之外，都是不完美，都是她不能接受的。这个世界永远不会欣赏洛克的价值，也不配承受这样的天才。在洛克这个自由的灵魂与这世界的孤独而倔强的征战中，等待他的将是毁灭。作为对这一毁灭的抗议，她将首先毁灭自己，拒绝任何幸福。毁灭的方式就是堕落得与这世界完全一样 —— 嫁给基廷。对此，洛克并未加任何阻拦。于是，多米尼克嫁给了基廷。她在家庭生活、社会交际上对基廷百依百顺、顷力配合，俨然一个传统意义上的贤妻。但基廷知道，他们夫妻之间并没有爱，或是任何感情纽带。这一点，冷眼旁观的图希也一清二楚。

随着斯多达案的审结，美国也进入了大萧条时期。建筑师事务所纷纷关门，大家围着少得可怜的几个项目苦苦争夺。就在洛克苦苦挣扎于大萧条漩涡的同时，多米尼克也在尽其所能帮助基廷延揽生意。这时，小说中最后一个重要的人物走到了故事前台。这就是多米尼克那素昧蒙面的前老板维南（Gail Wynand），维南报系的东家。他生长于纽约的贫民窟，后来凭着自己的胆识和坚定的意志一步步发达起来，成为一个呼风唤雨的人物，生意触角遍及各业。他的个性与洛克有很多的相通之处，且有着脱俗的艺术品位和高超的鉴赏力。但他的不同之处，也是最大特长，在于他善于操纵公众舆论，是庸俗新闻业（yellow journalism）的代表。在这个饥饿的年代，维南投资的石岭住宅开发区，成为每个建筑师所渴望的盛宴。

一个自认是一箭双雕的妙计在图希的头脑中形成了：将多米尼克“卖”给老板维南以使他的宠儿基廷得到这个项目，使多米尼克与庸俗世界同流合污，借维南之手将多米尼克彻底摧毁。于是他将偷偷买下的多米尼克雕像献上。尽管维南见多识广，他依然惊诧、心动了。在图希牵线、基廷的同意的情况下，多米尼克去见维南。多米尼克身上的那种独立傲然的气质、言谈中的机敏聪慧，使他似乎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他也吃惊地得知了这就是两年前被他解雇的那个专栏编辑。他们成交了：基廷将得到石岭开发区的设计合同，条件是多米尼克陪维南在他的游艇度过两个月。游艇上短短的几天，让维南更多地了解了多米尼克。尽管他知道她并不爱他，她所做的一切不过是在折磨自己，但他相信，这是唯一能在智力、精神上与他平等的女人。于是完全出乎图希的预料，两个月缩短成一周，多米尼克变成了维南夫人。图希也意识到自己玩火过头了。与前一次一样，多米尼克再一次去见洛克。在俄亥俄的建筑工地上，她倾诉自己的痛苦，希望洛克会拦阻她的婚姻。但洛克没有。

时光流逝，图希们也在前进。现代派建筑逐渐为大众接受，成为时代的主流。图希的专栏“一个小声音”也从古典建筑的卫道士变为现代建筑的吹鼓手。多米尼克的离去，标志着基廷的职业生涯开始走下坡路。而洛克的设计则开始为更多的人所接受，开始从大萧条的阴影中慢慢走出。多米尼克呢？婚后的生活使她开始了解维南。她发现自己已不再把他作为折磨自己的工具，她开始关心他的一切，尽管她的心却依然属于洛克，也无法忘却是维南的《标题报》鼓噪起了舆论的暴民并最终摧毁了洛克的斯多达圣殿。

维南决定要为自己和心爱的妻子在康州乡间建一个梦想的家，一个可以不受公众烦扰的地方，一个可以完全独自占有多米尼克的地方，一个对他一生的表达。他选择的建筑师是洛克，而多米尼克并不知情。维南这时巳经在不经意中注意到了名声渐起的洛克，并对他的设计一见钟情。在《标题报》维南的办公室里，两人初次交锋。洛克的自信、锋芒和对建筑理念的表述，使维南心中暗暗折服，决定正式聘请他进行初步设计。随后，他也调阅了报社里关于斯多达圣殿案的卷宗。他沉思良久。

一个月后，洛克将初步设计方案交到维南的手中。维南端视良久，在大表彰许之后，提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建议。他接受洛克的初步设计方案。依洛克的惯例，维南新居进一步设计将完全由洛克掌控，他不会干预，预算开放。但条件是，这将是洛克建筑天才的绝唱。从此以后，洛克将成为他的御用建筑师，设计维南帝国的所有新建项目，不得有其他客户。而这些建筑将必须是符合大众口味的传统风格，如洛可可、威尼斯、罗马式，云云。如果不接受这个条件，只怕这回连采石场都没得去了。这是他以前对付那些狂傲不羁的天才们的屡试不爽的绝招。他们在愤怒的抗议之后，绝望的抵抗之后，无一例外的都屈服了。

洛克一笑：“这个好办。” 从维南的办公桌抓过一张纸，飞速画出一张草图 —— 维南宅邸的新设计，一个综合各种古典风格的完美拼盘。洛克将草图随手扔给维南：“你就想要这个吗？”维南惊呆了。洛克说，“那最好闭嘴吧，别跟我提你的建筑构思。”这次维南彻底折服了，他们成了知音。维南请洛克去府上与他们夫妇共进晚餐。在邀请前，维南好奇地问，为什么按照他私人侦探的情报，洛克的生活中似乎没有什么女人。“也有，但不多。”

与此同时，基廷的事业在持续下滑，事务所的办公空间在弗兰孔退休后的几年里已萎缩到只占一层楼了，手下人员也不断流失。图希已经有了新的宠儿，两人间的来往也减少了。他似乎失去了生活、工作的动力和目标，最大的乐趣就是偷偷溜到乡下，重拾少年时为母亲所逼放下的画笔，圆一下油画梦。但他不甘心事业上的没落。这时，他听说了考特兰工程，一个由政府支持的面向低收入家庭的大规模经济型住宅项目。他再次造访久违了的图希。尽管并没有个官方的头衔，图希却通过其分布在政府各部门的党羽们，对项目合同的授予有着实际的决定权。只是现在图希碰到了一个难题：他宠幸的那一小群建筑师没有一个人能拿出个不超预算的设计来。基廷自告奋勇，图希满怀狐疑地答应让他试一试。和每次遇到设计难题时一样，他的求援对象是洛克，他知道洛克会一如既往伸出援手。

救助穷人、扶持弱者的呼吁不会打动洛克，他的兴趣在于设计、在于挑战极限。在斯多达圣殿案之后的那段生意萧条时期，他潜心研究廉租房的设计。他相信，借助新型建筑材料和现代建筑手段，可以将工程造价降到最低。但洛克也知道，图希和那些政府官僚们永远不会让他设计这种政府资助的项目。现在基廷送来了个机会。洛克答应了，并与基廷签了一个合同。他将为基廷设计整个项目，名誉、报酬他都将让基廷得到，但前提是：基廷必须保证最后的施工完全依照他的设计而行，体现他的设计理念，未经他同意不得有任何更改。他们成交了。

当基廷试图为往事道谦时，洛克拒绝回忆，因为基廷在斯多达案中的表现并无法真正伤害到他。这并不是因为他谦虚、宽容，而是因为他完全以自我为中心，无暇与他人、他物比较，也无须参考他人意见来决定自己的行动。对于基廷现在的样子，他只能感到怜悯。在不为外人知晓的情况下，洛克与基廷全身心地投入了考特兰工程的设计中。洛克每画完一张图纸，基廷就将其依原样复制下来，以免他人认出洛克的笔迹。

当考特兰工程的设计图纸放到图希面前时，他惊呼基廷是个天才。这个项目是基廷的了。而当维南在自己的报纸上看到考特兰工程的图纸照片时，他立刻明白了洛克最近在偷偷地忙什么了，只是不明白他的动机。对于维南的质问，洛克假装糊涂，笑一笑就搪塞过去了。当维南试探多米尼克的对于真正设计者身份的判断时，她的回答很简单：“当然。”维南认为洛克需要休息了，他邀洛克一起驾帆船周游世界。考特兰工程的基础施工已经开始。 洛克觉得可以放心地让基廷监督施工、打点人事关系，于是接受了邀请。独自留下的多米尼克心里似乎感到了嫉妒，但不知是对维南还是对洛克。

几个月后，当洛克远航归来时，考特兰工程的头一座大厦已近完工。但他惊呆了：他的设计被大幅度改动了，尽管低造价的框架保留了，但是添加了大量无用而不协调的附加物。原来，在这几个月里，应图希的要求，他的关系户们挤进了基廷的班子。这些庸碌之辈为了在这里程碑留下自己的一笔，勾结政府官僚，压迫基廷、甚至擅自作主，一点一点地将正在施工的建筑改得面目全非。基廷无望地反抗、对图希抗议、向各个政府部门申诉，都无济于事。作为几年里的头一次，洛克单独找到了多米尼克，请她帮忙，在午夜时分借汽车抛锚将考特兰大厦一号楼的守夜人引走。他要炸掉它。尘埃落定，洛克依然立于引爆器旁，注视着那一片瓦砾。

仅仅为了个人的建筑理念的完美而炸毁一个为穷人提供栖身之地的工程？公众被激怒了。在这声浪中，图希一马当先，在一份左翼报纸发表了又一篇檄文，声讨洛克的自我中心主义，声讨他自私的反社会、反人类行为。社会各界紧随而上。大陪衬团对洛克提出起诉。只有维南逆公众舆论而上，亲自撰文在他的《标题报》上以头版为洛克辩护。这是《标题报》头一次逆潮流而动。

在从基廷那里得知了事情的原委后，图希认定这一次必须要彻底摧毁洛克。他不顾维南的禁令，在自己的专栏中以人民的名 义呼吁，对于洛克这种自私的极端个人主义者、这种现代社会的毒瘤，必须绳之以法，严惩不贷。图希及相关的人员立刻被维南解雇。但是维南低估了图希的能量。图希所建立的报社工会成员集体罢工，对于维南的决定表示抗议，维南和《标题报》成了风暴的新焦点。公众舆论站在图希和工会一边，《标题报》的销量急剧下降，商家纷纷撤掉广告，其他股东们开始骚动不安。在这风暴中，只有维南的前死敌、洛克的朋友、自由主义者海勒挺身为其辩护。维南与剩下的几个工作人员每人身兼数职，苦苦支撑。多米尼克也回到久违的报社帮忙。

在精疲力竭的几周后，股东们也开始反叛了。这次维南只能退让了，将报纸的编辑大权又交回给原来的主编。《标题报》又和公众舆论站在了一起。多米尼克知道她应该做什么：来到洛克的乡间别墅。第二天一早，她借失窃报警为名将二人的真实关系泄露给媒体，《标题报》得到了一个绝好的八卦题材。维南被描写为多米尼克的牺牲品，大众的同情心又回到了维南一边，发行量恢复了。

考特兰案的审理正式开始。在基廷作证之后，洛克为自己进行了长篇辩护。他指出，是创新者在推动这个世界不断进步。尽管一开始他们总是为人仇视，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他们依然执着，并最终得胜。支持着创新者执著追求的，不是无私的利他动机。一个人来到世界上两手空空，属于他自己的只是他的大脑、智慧。并且这大脑、智慧只属于他自己，没有所谓的集体智慧。为了生存，他必须创造发明、征服自然，以实现自主、独立。实现自我价值、追求自己的幸福，这是他创造的动力。与创造者相反，寄生虫、二手汉（Second-hander），他们的征服对象是人，他们不创造任何价值。为维糸自己的生存，他们鼓吹利他主义、为他人而活，实际上力图控制他人、将他人的创造窃为己有。历来的统治者都是这样的。考特兰工程的设计就是被这样两个自认为配享特权、无视合同的二手汉改得面目全非。洛克说，是他设计了这个工程，使之成为可能。既然它已被搞成一个不伦不类的怪物，那么他也就应有权收回、摧毁它。人们指责他毁掉了一个造福穷人的项目，但是如果没有他的设计作为前提，造福穷人也根本无从谈起。为了他的信念，他必须摧毁它。

洛克的雄辩征服了陪审团，他被宣判无罪。多米尼克也与维南离婚。维南在彻底体味了毕生所热衷、追求的权势的真正含义后，决定关掉标题报、退隐山林。他委托洛克全权设计、承建他投资的最后一座大厦--维南大厦，一座里程碑式的建筑。十八个月后，已成为洛克夫人的多米尼克登上了已经竣工的维南大厦的顶层。洛克在那里等候她。

安•兰德，奥巴马时代，及其他(一）

几个月前，总统选战正酣之际，在下班的路上，同行的朋友在津津有味地看一本书。一问，居然是本关于建筑师的，据说是美国历史上最畅销的小说之一。书的名字是《源泉》（The Fountainhead）。说来也巧，在接下来的周末，在书店中徜徉之际，又不经意看到墙上一幅巨大的招贴画：一个孔武有力的巨人双肩负起地球 — “Atlas Shrugged”（《阿特拉斯耸耸肩》）。更有甚者，当我在书架前徘徊之际，一位老者居然特意走来指着书架上那本书，很严肃地对我说：“这是本好书。这才是解决当前问题的良方。”这两本书的作者就是安•兰德（Ayn Rand)。前者是她的成名作，后者则是其客观主义哲学的完整表述。尽管她并非经济学家，但却是极端自由资本主义经济的最热情的鼓吹者。也许由于意识形态的缘故，我以及周遭的大陆来的朋友都从未提听说过她。但在美国，她却是个家喻户晓的争议性人物。其两本代表作深刻影响了二战后西方、尤其是美国的几代人的思想。与六、七十年代流行的左翼现代自由主义(Liberalism）或八、九十年代鼎盛的右翼新保守主义（Neo-Conservatism）思潮不同，她的思想主要是基于古典自由主义（Libertarianism 或 Classical Liberalism），以反对集权主义、反对政府干涉任何个人及经济事物为己任。在最近反奥巴马政府的所谓＂茶会＂游行中，众人高呼的＂Go Galt!" 即源于她的小说。

安•兰德，本名爱莉莎•罗森堡，是圣彼得堡一个富裕的非正统型犹太人药剂师的女儿。与其小说中的主人公类似，她的父亲通过努力工作， 得到居住在犹太隔离区以外的权力，拥有了自己的药房。用当今的用语，即是已经进入了主流社会。她的青少年时期，正是俄国风云动荡的十年。在此期间，她经历了二月革命、十月革命、克里米亚逃亡、药房国有化等一系列历史性事件。在彼得格勒大学读教育学学位时，她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尼采等人的哲学思想颇感兴趣，其中尤其是尼采的超人哲学。在新经济政策的尾声、斯大林的铁腕统治即将开始之际，她获签证来到美国。初到美国，二十一岁的她即认定，美国社会浓厚的个人主义及古典自由主义传统与她的个人信念相符，美国就是她选择的理想国。在这之后的年月里，她一方面在好莱坞以写剧本为生，一方面从事小说写作。在《源泉》之前，她已发表了两本小说和若干剧本，但影响都不大。真正给她带来世界声誉的，是1943年小说《源泉》的发表。